释印章、理编目，解锁师生搭档寻踪古籍新姿势！
如何看待一位学者型藏书家
从湖南大学图书馆藏《墨子》一书说起
文 | 尧育飞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
湖南大学图书馆的藏书谈不上什么精彩，部头最大而能引人注目的，要数“美查版”《古今图书集成》，可惜这书也不全，不然要算镇馆之宝了。对于国内大部分图书馆来说，提镇馆之宝难免是侈谈，但即便没有，也并不妨碍一座图书馆其他书籍的价值。就古籍而言，零零散散的本子，同样有着非凡的故事。
有一回，我们发现一部《墨子》，牌记上写着“光绪二年浙江书局据毕氏灵岩山馆本校刻”，可见这是受晚清以来墨学复兴影响的出版物了。这书吸引我们的当然是封面大大小小的印章，蓝色印痕浅显不匀的“湖南财贸学院图书馆藏书”最是熟悉，表明这部书来自湖南财贸学院图书馆。湖南财贸学院2000年与湖南大学合并，该校的藏书一并来到湖南大学，构成现今湖南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古籍的主要来源。
封面三个角位置的三方朱文印章，初看起来，只上头一方最是清晰—— “清季民初武进谢利恒先生自藏书籍”，原来是江苏武进人谢利恒的自藏书籍。另外两方印章一是“谢观之印”，一是“澄斋”。起初自感茫然，不知这位老先生是何方神圣。利用“读秀” 等检索工具，读其弟子陈存仁《谢利恒先生传记》等，方才知道谢利恒大有来头，而这三方印章也都属谢先生所有。
谢利恒（1880—1950年）本名谢观，字励恒、利恒，号澄斋，是近代上海滩名中医，早年肄业于东吴大学，后任教两广优等师范学校，1908 年任上海澄衷中学校长，时胡适也在该校就读。1914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参编《辞源》，积八年之力编成《中国医学大辞典》。该书凡350万言，至上世纪50年代已印行32版，印数达上百万部。1923年，谢利恒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校长，1925年任上海中医大学校长。同乡吕思勉说谢利恒是现代上海中医界的泰斗级人物，弟子达数千人。其所有著述辑为《谢利恒先生全书》。
近世以来，儒医互通，名中医藏书者代不乏人。如无锡人丁福保在上海设诂林精舍，藏书一万余种，甚而设有丁氏图书馆，编有《丁氏图书馆目录稿》，书出售后上海存古书店编有《无锡丁氏珍藏善本书目》。至于谢利恒，他的藏书想来也相当丰富，编《中国医学大辞典》时已是坐拥书城，可他似乎未来得及给自己的书编目。
谢利恒谈锋极健，上课时能“于课本之外，旁征博引，往往数千言不绝。洋洋洒洒，如长川之奔流，如大江之横波，无不详为指点。其语调具层次而有弹性，娓娓道出，听者动容” （陈存仁《谢利恒师情回忆》）。因他是名中医，他的弟子亦大多从事中医工作，不能于文献目录学有所发扬。于是谢利恒的藏书，就不得目录保存，也不为今人所知了。
谢利恒的印章除上文述及的三方之外，尚有《墨子》一书末页“谢利恒” 一印。此外，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所藏《仁寿镜》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刻本，钤印有“武进谢利恒先生之书，其子琏穂、珊临等保存之，民国十年记”，而封面云“民国十二年六月汤君介眉持赠”。似谢利恒的藏书在生前陆续流出，如《仁寿镜》即谢利恒交给儿子保存，但两位公子似转手就将书售出，后至汤介眉手中。
从孔夫子旧书网上查阅相关信息，可见谢利恒藏书章尚有：“澄斋藏书”“民国廿八年武进谢利恒先生装订之”“中华武进谢利恒校读之记”“澄翁六十后始得记”等。今所见谢氏藏书以医学书为主，然也不乏《墨子》《李文忠公尺牍》等其他书籍，可见谢利恒确是爱书之人。
从他旧藏图书的印章看，大抵也很在意自家藏书，许多书都钤印累累。从中可推测，1920 年间，他曾将部分藏书分赠儿子；1939年60岁时，曾对藏书进行整理重装，此后所得书均钤印有“澄翁六十后始得记”。谢氏印章中的“中华武进”“清季民初” 等字眼，则道出谢利恒的家国之慨与时代叹息。
从湖南大学图书馆藏《墨子》一书印章中所云“自藏书籍”，可见他对这本《墨子》很是看重。然而1950年，谢利恒去世，这些藏书的命运就非谢利恒所能管控了。它缘何到了湖南大学图书馆，是难以说清楚的。而像谢利恒一样，曾用心经营藏书之学者文人，在中国近现代还有许多。公共图书馆往往在意大藏书家，对这些普通的藏书家，难免忽视。然而，从普通读者的角度看，这类以“治学之用” 的藏书亦是文化传承的主流，藏书家的藏书可能更是一时一地普通读书人的代表。对谢利恒这样的普通藏书家，是时候予以更多关注了。
学习古籍编目：
遇见《陈迦陵文集》
文 | 白顺美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2023级本科生
2025年4月，我受到尧育飞老师邀请，来到湖南大学特藏分馆古籍室参观，了解到古籍编目这项工作，后在尧育飞和刘平两位老师的指导帮助下，正式加入古籍编目小组，学习整理编目。时逢暴雨沙尘预警，风雨被隔离在窗外，图书馆顶楼显得格外安静，给人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安宁感。触摸陈旧的书衣，自己好像成为故纸堆中的守望者，从遥远的文字中寻找历史的余温。
编目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套书是《陈迦陵文集》，共14册56卷，作者是清代文人陈维崧。这套《陈迦陵文集》是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以患立堂本为底本的影印版，从属于丛刊的集部，原书版框高营造尺五寸四分（约16.8厘米），宽四寸三分（约10.2厘米）。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二字。丝装，上黑口，双对黑鱼尾。书中印章不多，封面和内页均有湖南财经学院图书馆的藏书章，部分印有湖南财经学院资料专用章，与“北京大学—字节跳动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上传的黑白扫描版相比，在“迦陵词全集”的两个序前后多了两处印章，也许该书是和北大保存版本不同批次的影印本，两个版本的细微差别，或许后续可以深入对比。
十四册《陈迦陵文集》的书衣上均印有“陈迦陵文集”字样，下印有 册数由一到一四，包含“陈迦陵文集” 六卷（两册）、“俪体文集”十卷（三册）、“湖海楼文集”八卷（三册）以及“迦陵词全集”三十卷（六册）。在编目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记录书籍的书名、著者、刊刻信息、红色标识码，也会对古籍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如第六册与第七册相邻处有虫蛀的痕迹，需要在相邻处和未被损伤的内页之间加入药包。如果书籍书衣损伤较为严重，则需要装入袋子中格外保护，通常在一套书中，首尾两本的书衣容易由于较多接触发生破损，这套书的 最后一本便装入袋中做了特殊的保护。
出于对陈维崧诗文的兴趣，我仔细阅读了这套书中出现的9篇序和9篇跋，关注到这套书的特别刊刻始末，有所感慨。这套《陈迦陵文集》影印的是患立堂本，可以考据到患立堂就是陈维崧四弟陈宗石（字子万）堂屋的名字。陈宗石曾任安平县知县，纂修的《安平县志》中有记载“国朝康熙二十四年，知县陈轻宗石重整，扁题患立堂三字……因思孔子有言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旨哉斯言！即题其堂曰患立堂，庶几顾名思义，以求其所以立也。”安平县的地点亦可与第十四册《迦陵词全集》末陈宗石的跋呼应：“康熙二十八年岁次己巳季冬朔八日，弟宗石谨跋于安平官署之彊善堂。”从这个跋中还能看到陈维崧的词作数量之惊人——“计四百一十六调，共词一千六百二十九阕，分编三十卷”。陈维崧被认为是历史上留存词最多的词人之一，他的作品远超过了同时代的纳兰性德和朱彝尊留存的作品总数。仔细阅读书中序跋和校阅信息，我看到了文集整理之不易以及在整理过程中体现的珍贵情谊。
陈维崧出自名门，才华横溢，十九岁时经历明清易代，后逐渐家道中落，漂泊游食四方，作品在生前大多未能梓行，由家人朋友在其死后整理刊刻。《陈迦陵文集》的整理离不开其家人，尤其是四弟陈宗石的努力，书中陈宗石弟子吴璠的跋有记载：“迦陵陈先生词集三十卷，余师子万先生刊竟。”作品学说流传后世，是三不朽之一的“立言”，是古代文人的至高追求。其三弟维岳也在跋中写道：“贤弟之为，与孝子之虑，迹不相同，而意岂相悖？安得起地下修文之人，一为痛哭，一为拊掌哉！”
南开大学叶嘉莹教授在《清代名家词选讲》中说道：“原稿在刻印之前，陈宗石曾经把它给很多朋友看过，这个手稿也是不同的人整理抄写的。” 翻阅卷首的校阅信息可以看到陈维崧集子的编写既有家族成员参与，如弟弟维岳、宗石，儿子履端，也有同邑如任源祥，还有周边地域的一些文人如方岳等，每一卷的选者有很大不同，但参阅都是陈宗石和陈维岳，校对都有陈履端，侄洢负责校对《陈迦陵文集》《俪体文集》和《湖海楼诗集》，侄赐薛校负责《迦陵词全集》。
《陈迦陵文集》第一册李澄中所作的序也体现了整理工作的始末。陈宗石整理先兄遗稿时，有人质疑陈其年只擅长骈文和词作，其他文体非其专长，不必刊行。陈宗石找到清初著名文人李澄中印证兄长散文的重要价值，完整地保留了陈维崧遗稿中所有的散体作品，并邀请李澄中为文集作序评价，李澄中由此感慨：“嗟乎！子万可谓不死其兄者矣！”
明代朱子臣有言“山水朋友，性命文章，乃名士本色也”。陈维崧作 品得以流传，离不开家人朋友的搜集整理。整理古籍编目，也是擦拭这些历史长河中留存的明珠的过程，感念其价值，延续其寿命，使其继续发挥应有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