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物指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遗存下来的文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革命文物工作。“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加强革命文物资源整合、统筹规划和整体保护，迫切需要深化革命文物价值挖掘阐释传播，迫切需要发挥革命文物服务大局、资政育人和推动发展的独特作用。”［1］革命文物承载着革命先辈们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革命传统、革命精神，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充分发挥革命文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发展共识、汇聚发展力量的重要作用，还需要系统地总结分析历史经验，逐步构建符合新时代我国国情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理论和制度创新体系。
一、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研究现状
(一) 关于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实践研究
我国革命文物保护可追溯至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制定的《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条例中明确提出“死亡战士之遗物应由红军机关或历史博物馆中陈列，以示纪念”，这一规定开启了党领导的政权保护革命文物的先河；2008年《国家文物局、中宣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旅游局、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革命文物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了革命文物的含义： “革命文物即包括各类与革命运动、重大历史事件或者与英烈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蕴含着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价值与优良传统。”［2］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类型也随之明确为革命史迹、革命实物、代表性建筑等三大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革命文物工作，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多次，考察革命旧址、革命博物馆纪念馆30多次，并提出了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因此，大力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加强革命文物保护修复和展示传播，深化革命文物价值挖掘，对提升革命文物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教育效果有重要的意义。
1. 区域性经验总结及探索
21世纪初，随着国内旅游产业的发展，“革命文物”的地方资源属性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日益得到关注。革命文物丰富的江西率先提出“文物是旅游业的支柱”；［3］江苏省积极探索红色资源与文物保护开发的运作模式，提出“红色旅游”与“绿色旅游”结合的产业化运作模式、红色旅游资源与历史文化资源相结合的模式及社会公益为导向的模式；［4］福建学者提出政府在红色资源市场化运作中的主导作用，科学规划整合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红色资源优势，加快红色资源的有效转化，为振兴福建原中央苏区县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5］
近年来，有关革命文物多维价值讨论日趋热烈。对省域内革命文物价值的认知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后，江苏省学者积极探索新的相关保护路径和保护利用之间的辩证关系。［6］湖南相关部门总结近年工作要点：一是开展革命文物调查研究和编制专项规划，专题部署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二是以重要革命人物诞辰和重要革命事件的纪念活动为契机，指导和组织完成了各年度纪念活动所涉革命文物的保护展示工作；三是探索了以革命文化园区模式做好重点革命文物的保护展示，在此基础上建设革命文化传承发展基地的新模式。［7］市域范围内的专家提出强化认识革命文物保护和利用的重要性，广州市从事革命文物资源保护利用的学者提出对广州市革命文物保护规划的制定、资源的整体规划、文物保护体系、宣传教育体系、研究队伍的建立等问题解决方案。［8］贵阳市学者提出开发有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利用上要吸取贵阳地区文物保护单位利用的经验教训，避免展览内容同质化，展览主题平庸化，探索一条文物单位科学合理利用的可持续发展之路。［9］
2. 类型化研究案例
相关类型研究成果集中于革命标语保护、展览陈列设计、革命旧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保护规划及利用等。
红色标语因其主旨鲜明、语言简洁等特点成为革命时期最通俗的宣传手段，多书写在房屋的墙壁等 处，历经数十年，红色标语成了最为典型的革命史迹之一。［10］根据三次文物普查不完全统计，仅江西省吉安市各地遗存下来的红军标语总数就有2万多条，是吉安红色历史中弥足珍贵的活化石。为此，地方学者提出了物理保护、化学保护法，截取保护法及数字化保存法等四种形式以保护红色标语。［11］据统计，我国有与近现代重要革命直接相关事件和人物有关的可移动文物49万件套。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方面，馆藏文物的展出率及社会效果一直以来都是关注的热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为配合当时的全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革命传统教育，国内纷纷设立革命纪念馆或革命博物馆，天津、福建、贵州等地陆续推出“革命陈列”。［12］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展览方式和展示技术的发展，见证革命历程的实物与革命纪念地、建筑物等纪念空间结合的陈展早已突破了简单文物陈列的形式，一批具有学术性、文化性和观赏性的高质量展览深受好评。原创性的内容是展览成功的关键，原创展览的设计是对博物馆承载历史的一种再创作过程。［13］
此外，我国登记革命旧址、遗址33315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77处，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多次举办会议和相关培训，关注旧址本体的修复与陈展，纪念馆的教育、审美及社会功能。以解放战争中塔山战役纪念碑为个案，讨论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类文物，强调事件的“真实性”表达和“完整性”理念；［14］以延安枣园为例，从保护力度、利用方式和专业人员等方面，分析了革命旧址的保护与利用现状， 并从树立文化自信、提高责任意识、健全管理体系、制定科学规划和加强整合宣传等方面提出了关于如何做好革命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建议。［15］
(二) 关于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技术与方法研究
1.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传统技术手段
如何更好地保护和利用革命文物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其保护利用的方式上。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传统方式进行阐述：在保存革命文物现状的数据方面，主要是采用文字、图表、影像等形式记录存档，这些手段形象直观，表达效果较好，但缺少文物精确的尺度和结构关系数据，不利于革命文物的科学研究、重建和复建。其次，由于自然和人为影响因素所引起的保护对象及其周围环境的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因此需要掌握革命文物动态变化的全时段态势，［16］在革命文物本体监测上，传统的监测手段如利用全站仪、水准仪通过对预先设计好的变形点进行单点观测， 体现该点的变形效果，虽能保障重要革命文物承载结构的稳定性，但是无法对突发状况进行观测，少量的监测数据也不能顾及革命文物的全部结构，甚至有局部结构发生变形甚至损毁的风险，从而破坏其完整性，同时缺乏有效的变化分析手段，对于革命文物空间格局变化评估、原貌恢复并不能产生很大的作用; ［17］第三，在革命文物病害检测与修复方面，传统的病害调查多采用文字结合图表、影像的记录方式，［18］虽能够客观记录革命文物病害的整体现状，但难以发现病害微小变化，更不能对其演变过程进行量化分析，而若不及时处理这些病害，革命文物本体会遭受损害。第四，在革命文物资源管理方式上，主要是通过建立文物“四有档案”即包含文物名称、位置及其管理机构等基本属性信息以及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工作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材料来管理革命文物资源，主要以文字、图纸、照片等资料形式归档保存。［19］
2.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现代科技方法
中国文物的科技保护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起步初期，是以文物传统修复技术为基础并引进国外的保护方法、技术和材料。首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甘肃博物馆成立了科学的保护实验室。20世纪70年代最有影响的文物科技保护实例是对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出土文物的保护，这是首次集中了考古、医学与文物保护、修复科技专家联合攻关，完成了对帛画、简牍、丝织品、漆器和女尸的提取和保护，获得丰硕的成果。［20］近 30 多年来，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经济的腾飞、保护材料与技术研究的深入、对外广泛的合作与交流、国家在文物科技保护领域资金和设备的投入逐年增加，革命文物的科技保护事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在革命文物科技保护各个领域出现了众多的研究成果。例如：将GIS与现代摄影测量技术结合在一起，应用于井冈山革命旧址建筑图件的信息获取与计算机管理；现在越来越多的革命文物展陈选择与数字媒体进行合作，［21］开展了数字博物馆的系统构成、功能实现方式、多媒体数字化革命文物展示的研究。现代科技方法使革命文物再现既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激发了人民对革命文化的自豪感及参与保护文物的热情。
3. 基于大数据云平台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对我国革命文物工作来说，现阶段大数据应用方向，将主要适用于针对总体性、全局性宏观数据的管理和利用，并为革命文物资源整合提供技术可能和系统解决方案。云平台具有计算和存储能力等优势，在数据的采集、存储和分析等环节可以减轻文物管理人员、数据中心和研究人员在设备设施等方面进行的重复投资和建设，能够重复利用云平台的各项资源从而避免浪费。［22］同时，云平台又可用云服务的方式向各革命文物管理部门提供虚拟的设备设施资源。因此，大数据技术、云平台开发等技术手段在革命文物保护和利用中有非常广阔的前景，不仅可以帮助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实现智慧化，还能提升革命文物管理的质量和管理水平。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大多是在传统方式的基础上运用科技手段创新保护利用方式。因此，应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对文物进行保护和利用非常有必要性，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发展方向应是在当今社会创新性科技发展的背景下，通过数字媒介、互联网、数据信息终端等多元化、创新型的技术手段进一步提高革命文物的保护和传承。
(三) 关于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体制与机制
1. 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旅游、乡村建设融合发展
《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0) 的意见》的印发实施，必将成为革命文物利用与保护的重要引擎，成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重要动力和红色旅游乃至旅游业深化发展的重要推手。利用革命文物发展红色旅游，既能弘扬中国革命精神，又能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实现文化传承和经济效益的结合；［23］红色文物的保护与红色旅游地区存在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对红色文物进行开发利用必须遵循社会效益第一原则、有效保护促开发原则、社会参与原则、合理合法原则等。
2. 群众参与下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体制与机制
“公众参与”是指公共权力在进行立法、决定公共事务或进行公共治理时，由公共权力机构通过开放、透明的方式和途径，从公众和利益相关的个人或者组织那里获取信息、听取意见，并通过反馈互动来影响公共权力机构的决策和治理的过程。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和制度创新虽然是以文物为主体，但在整体结构和联系中，是个人、政府、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共同参与的。因此，由公众参与监管的 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与制度的创新具有积极的协调作用。
根据目前公众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现状分析，虽然说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日益高涨，公众参与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然而，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才刚刚起步。一方面， 政策上缺乏有效的引导措施，另一方面，公众深入参与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普及相关知识。［24］从公共政策和市民社会的角度来看，对我国公众参与现状及困境加以分析，需要找出建筑遗产保护公众参与机制的不足，采用跨学科、走访、现场考察等方法，从法治机制、回应机制和教育机制三个方面对建筑遗产保护过程中公众参与机制加以研究与分析，探索“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建筑遗产保护制度化之路。［25］
3. 关于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路径研究
(1) 革命遗址和纪念建筑物的规划保护
研究者大多从保护革命文物并发扬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出发，对如何科学、合理地编制革命遗址和纪念建筑物的规划保护进行了探讨。［26］辽宁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纪念塔保护规划针对在事件的追忆重现和对死难烈士的追思方面所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保护规划应从单纯的纪念塔及烈士陵园的保护扩大到对整个战场环境和相关军事设计的保护的对策建议; ［27］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的保护规划指出了其选址在历史发展阶段和地域环境中的特殊意义与作用，并依据保护范围是否囊括保护对象重要建筑空间的实物载体、是否达到文物安全的要求、是否完整地反映文物建筑的历史信息等评估标准，对旧址类文物保护规划的编制要点进行归纳。［28］
(2) 以法治政策为保障的路径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制度创新要坚持依法行政，进一步完善文物保护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和标准体系，加强层级监督，加大执法问责，依法履行文物保护责任。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之新，是在更加强调全面贯彻法律方针政策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更高标准和任务，是为通过制度设计，更加筑牢革命文物安全的堡垒。［29］就目前而言，我国有关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法律保障依然不健全。《文物保护法》对文物的相关保护利用做出了解释和明确的定义划分，但专门以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为对象的相关法律则缺少。有学者指出在新时期下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和管理，需要建立健全各项安全防范制度，层层签订安全目标责任书，做到文物安全有章可循，有账可查。馆藏革命文物根据不同的类别采取合理的管理措施。
(3) 以文化推广为模式的路径
革命文物见证了革命历史，具有直接性和真实性，闪烁着浓烈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感情色彩，对公众有着更加直观、形象、可信的教育功能，是传承红色基因、激发爱国情怀、凝聚民族力量、培育民族精神 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在以区域划分为概念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与制度创新的工作中，将革命文物的所在地分为革命文物老区、革命文物联片区、革命文物碎片区，以此为源点展开研究。
以革命文物所在地的保护重点工程为重，加强基地建设，目的是使一大批重要不可移动文物得到有效保护，在目前已完成的革命文物推广建设工程中，如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等重点保护工程的顺利竣工，长城保护重点工程如期完成，平安故宫、正定古城、武当山古建筑群等修缮重点工程全面推进，为我国革命文物的保护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研究范本。湖南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中，提出以重要革命人物诞辰和重要革命事件的纪念活动为契机，指导和组织完成了各年度纪念活动所涉革命文物的保护展示工作，以革命文化园区模式做好重点革命文物的保护展示，在此基础上建设革命文化传承发展基地的新模式。［30］
(四) 革命文物护利用制度研究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要求各级政府加强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通过各个行政部门之间密切合作，建立起完善的文物保护制度，加大对文物保护的资金投入，定期开展文物保护宣传工作，提高人民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才能使文物活起来、才能长久有效地流传下去。
1. 开展革命文物保护的工作机制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的繁荣、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历史文物、古迹等认识也逐渐深刻。在新时代，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文物工作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总体来说，“文物保护工作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以及见效慢的特点”。［31］在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的进程中，也逐渐发现和出现了一些问题。反过来说，这些问题也是将革命文物保护工作提高到新阶段的契机。当前该研究领域所面临的困境是开展文物保护工作的认识受到限制；文物保护意识不足；保护文物的法律法规仍旧没有得到完善；大量文物被损坏；博物馆的建设力度不足；文物保护机构的不健全及国家经费短缺；宣传力度与重视程度不够；文物价值认识不足；文物保护管理工作队伍缺乏专业性、素质不高；开发与保护失调。
2. 革命保护利用工作中面临的经费问题研究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及制度创新都需要一定的物质经费作保障、做支撑。由于革命文物分布地域广泛、类型繁多、保存状况迥异，再加之多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革命文物的保护维修、宣传阐释和价值挖掘工作严重不足。国家文物局在《中央财政大力支持文物保护工作》中提到中央财政支持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战略举措：文物保护责任进一步落实，文物基本状况明显改善；文物保护资金管理日趋规范，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高。有学者指出各地政府还必须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以便可以多渠道开展融资工作，进而为文物保护提供足够的资金。除此之外，还必须对文物保护资金进行监督和管理，以免资金浪费。同时，还应将文物保护制落实到位。［32］通过加强对文物保护的意义及策略进行分析，研究经费等基础问题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有效协调作用，能更好地应用在研究工作中。
3. 政策监管制度
按历史发展的时间划分我国革命文物的政策发展过程可概括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大跃进时期、大跃进调整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文化建设时期等。［33］1949至1966年的文物保护政策，是新中国文物保护利用事业的初创期和发展期。这个时期将文物保护涉及的范围与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联系起来，总结了文物保护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文物保护政策的发展规律，对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与制度创新工作有着重要意义。1982年11月1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弥补了此前《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的缺陷和不足，它不仅明确了受保护文物的五种类别，而且对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和文物分级制度也有了更为明确的规定。
以法律政策监管推进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是当前文物保护工作的新特点。在具体举措上，在文物保护和管理的措施中还需要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的领导，提高认识党建引领下的文物保护利用。一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文物及其重要性的认识，这是搞好基层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基础，二是提高领导干部对文物工作的认识水平，领导文物保护意识水平的提高是搞好基层文物管理工作的关键，三是加强对文物工作者自身业务水平和素质的提高，增强责任感，培养敬业精神，这是做好基层文物管理工作的保证。
二、革命文物保护研究的三个层次
(一) 理论研究
革命文物承载着革命先辈们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革命传统、革命精神，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和制度创新是我国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和利用，充分挖掘红色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内涵，对于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革命文物资源整合，统筹规划和整体保护对革命文物服务大局、资政育人和推动发展的独特作用。为更充分地发挥革命文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发展共识、汇聚发展力量的重要作用，需要系统地总结分析先进经验，促进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理论和制度创新体系。因此，在如何实现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问题上，需要更多的理论自觉，既推动实践发展，也推动有关的理论创新。既要进一步完善革命文物保护的保障制度，更好地继承革命文化，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也要推动革命文物工作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了更好地分析问题，还需要开发理论分析工具，建立国际化的理论分析视野。
(二) 经验研究
基于《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 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文件精神，从创新发展的视角，拓展革命文物利用途径、深入挖掘革命文物的价值内涵和文化元素、运用市场机制开发更多文化创意产品、促进文化消费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积极影响，以实现中国梦。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关于国家精神建构的又一个重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创新。从保护观念和保护技术的角度入手，系统梳理当前我国出台的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和文件，分析现代革命旧址和遗址，以及名人故居、遗址公园等革命文物或革命场所的保护方法与利用原则，结合出台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归纳总结我国当前革命文物保护与发展的新趋势，使革命文物保护更好地适应时代和社会需求，为中国经济社会下一步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三) 机制创新研究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体制机制创新涉及多部门、多领域和多个方面的协同创新。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16字方针，并紧密围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 的意见》所提出的五项主要任务和六大重点工程，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体制机制创新的目标和路径进行分析。“中国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国家治理模式因其特殊性而广受争议，现因其取得巨大成就而备受关注。任何一种制度的背后， 都有其理论和思想基础。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必须重视中国历史文化之特殊性。”［34］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体制机制创新的总体目标，必须呼应党和国家在新时代的新任务、新要求，呼应革命文物事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问题。具体目标包括增强革命文物保护意识、加大革命文物保护力度、拓展革命文物利用途径、提升革命文物展示水平、创新革命文物传播方式、保障革命文物工程实施等诸多方面。依据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体制机制的创新内容，涉及革命文物保护的管理体制、利用机制、展示传播机制、科技创新机制、社会参与机制、资金保障机制、监督检查机制，等等。
三、革命文物研究的热点
(一)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理论基础研究
从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实践经验与制度创新协同推进机理入手，探讨革命文物资源整合、统筹规划和整体保护，从而发挥革命文物服务大局、资政育人和推动发展的独特作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实践经验与制度创新协同推进需要解决：如何在一个转型期的复杂社会中切实做到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实践经验与制度创新协同推进、形成合力? 如何发挥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更好发挥革命文物资源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的独特作用? 如何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把中国革命的优秀文化内涵更多更好地融入生产生活? 通过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实践经验建立符合现代需要的文化精神品质，推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与中小学教育、干部教育相结合，与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相结合，与文化建设、旅游发展相结合，与经济社会发展、民生福祉改善相结合，不断增强革命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二)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实践的比较与实证研究
选择不同类型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进行实证研究，梳理有代表性并且已经产生较好保护利用效果的革命文物保护模式的基本经验，分析保护利用模式的基本做法、所应对的问题和实际效果，在实证研究基础上进行总结和比较，形成全国普适性经验和地方性经验。突破文博视角，进行多维度、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回归革命文物的文物本体研究，通过对革命文物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找寻革命文物的历史脉络，发现其地方文化特色和美学特征，提升革命文物的历史价值和审美艺术价值，实现其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利用实践中强调实践性和学术性的统一，提升陈展大纲撰写水平和保护规划设计的科学性，因地制宜地活态展示各类革命文物，加强国内区域合作和国际交流，将革命知识的生产、制作和传播过程与当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有机融合，完成社会文化与知识体系的有机结合，实现革命文物的多维价值功能。
(三)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数字化和科技赋能研究
文物遗产数字化保护利用工作以文物资源数字化为基础，综合应用感知技术、新型数字化采集技术、处理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等现代先进技术手段，以数字化应用信息系统建设为纽带，实现文物信息共享，创新管理和服务模式，从管理、保护、研究、服务、传播、教育、应用等多层面统一构建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体系。目前我国的革命文物保护以及博物馆建设工作已经开始朝着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对革命文物保护作用的日益凸显，未来一定能更大程度地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赋予革命文物更大的作用。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数字化和科技赋能面临的挑战：一是建设革命文物数字化保护和利用的标准规范。目前从革命文物数据采集到数据加工、存储、集成、服务等方面的建设标准十分不明晰，特别是有些地区对于革命文物资源数字化的意义了解并不深入，这使革命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难以形成一个系统、科学的有机整体。二是建立革命文物资源数据统一管理下的异地保存与备份，推进革命文物数据资源库开发共享。我国的革命文物资源丰富，但以行政区划分，数据界限明显，资源十分离散，如果革命文物资源不能尽快高效地整合，就不能实现资源的共享，不利于革命文化和革命精神的传承和宣传。三是建成文物数字化保护动态管理体系，完善革命文物数字化项目成果的保存管理。每年有大量文博单位完成革命文物资源数字化项目，但信息化的水平参差不齐，且形成的成果也分散在各地，只有通过建立统一的革命文物资源数据库，对已完成的革命文物数字化成果集中保存和管理，才有利于革命文物资源保护和充分利用。
(四)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机制创新体系研究
近些年来，我国文物事业发展迅速，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取得很大成效。但面对新时代新任务的新要求，革命文物工作仍有许多问题存在，亟须体制机制创新。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体制机制创新，涉及革命文物工作的管理体制、利用机制、展示传播机制、科技创新机制、社会参与机制、资金保障机制、监督检查机制等诸多方面。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必须反映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全面深化改革要求。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创新体系，一般由主体要素(包括与革命文物有关的党政管理部门、文物保护单位、科研机构、教学培训机构、企业等) 、功能要素(包括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等) 、环境要素(包括政策法规调控、基础设施建设和各项保障条件等) 三个部分构成。依据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的重点工程、重点任务，深入研究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体制机制创新的要素组合，通过创新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来优化创新的整体效应，使之形成促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重大工程实施和革命文物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创新体系。
(五) 党建引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制度创新的实现路径研究
在今天这个复杂社会中，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机制创新是一场极其复杂的集体行动，需要有强有力的组织者。无论是共享财富财政，还是共享社会秩序，都需要由强有力的组织者来动员诸多的相关利益主体。党建对于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与制度创新的引领，是通过一个多层次的多元性的路径体系来实现的，除来自国家基本的政治制度之外，至少还包括基本路径、一般性体制机制和实践性机制。基本路径是从党的建设一般规律中提出来的。新时代如何全面加强从严治党建设，发挥好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全面促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发展的强大力量。立足于党建与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制度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客观研判当前党建引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制度创新的现状与瓶颈，围绕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创新发展、抓牢主体建设、完善政策建议等方面阐析党建引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制度创新的实践路径，在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中实现以实践性策略和一般性机制为基础的，以组织建设为保证的思想引领、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三结合路径。在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中实现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制度的全国一体性与地方自主性统一、保护性传承与创新性发展的统一、引领法治化与专业化的统一。
四、结 语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既具有其特殊性，也具有文物保护利用规律的一般性。本文基于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现状的思考，为新时代应对复杂社会、风险社会和网络社会提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经验。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和介绍，分析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研究方法，讨论了研究热点和趋势。总体来说，目前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要更好地聚焦革命文物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一步加强革命文物资源整合，发挥革命文物服务大局、资政育人和推动发展的独特作用，更好地继承革命文化，构筑中国精神，需要更加深入地探索保护利用方法与机制创新，才能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把中国革命的优秀文化更多更好地融入生产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