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 | 陕西榆林地区早期石城考古调查取得重要收获——发现史前至商代石城遗址573座

城址是古代文明和早期国家形成的核心要素之一。20世纪，全国各地陆续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城址群，但作为仰韶文化发源地及核心区的陕西地区始终未发现这一时期的城址。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间，内蒙古中南部陆续发现三个新石器时代石城聚落遗址分布区，城址体量小，数量不大。约略同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发掘了清涧李家崖商代石城，但陕北一直未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夯土城址或石城遗址。

2000年至2010年，国家文物局启动了“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环境、生业与文化研究”专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在无定河支流—大理河流域和榆林各县陆续发现30余座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城。此时，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拟开展榆林地区史前石城专题调查，但由于缺乏资金而搁浅。

2012年后，随着石峁遗址的发掘和学术界对陕北史前石城的高度关注，史前石城考古调查被逐步提上日程。2019年，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向榆林市政府申请专项经费，开展了“榆林地区史前至商代石城遗址专项考古调查”工作，以期摸清榆林境内史前石城的家底，促进学术研究，为史前石城保护提供依据，并助力石峁遗址“申遗”。本次田野考古调查始于2019年10月，结束于2025年8月，历时近6年。

榆林面积广袤，地形复杂，野外交通不便，冬季积雪阻滞，加之本次调查人员较少，经费有限，工期紧，不可能开展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多年田野考古经验表明，榆林史前及商代石城主要分布于河流交汇的夹角处。于是我们请自然资源部第二地形测量队制作了榆林水系图，结合奥维地图，对河流交汇地点的山峁开展考古调查。另外，每条河流上游区域黄土之下的基岩很少暴露，缺乏构筑石城的石材，所以这类区域基本不存在石城遗址。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将河流上游区域排除在调查工作之外，调查工作主要集中于各层级河流中下游。我们充分利用既往考古资料，并在每个村庄打听石城分布信息，最大限度加快了调查进度。

我们采取“分步走”的工作策略。第一步，尽快发现石城，“不纠缠”。2019年至2023年，各组队员依照既有水系分布图，对基岩暴露区域的河流交汇点逐一踏查，尽快找到史前石城，完成标本采集和基础信息记录，形成“榆林史前石城分布总图”。第二步，补充采集信息，“回头看”。2024年至2025年，对已发现的所有史前石城开展航拍测绘和其他信息采集，并新发现了一批被遗漏的石城。第三步，资料整理与报告编著。在野外调查期间，2023年开始资料整理、样品检测和考古报告编著，计划2026年底完成十本考古调查报告的编著工作。

石城数量与层级：

本次榆林地区考古调查共发现573座史前至商代石城聚落遗址。其中，榆阳区30座、佳县64座、神木市89座、府谷县41座、米脂县39座、横山区63座、绥德县78座、清涧县73座、子洲县69座、吴堡县26座、靖边县1座。目前，邻近的内蒙古中南部、晋西北大约各发现史前石城约20座，陕西延安发现3座，冀西北的张家口地区只发现邓槽沟梁1座。

可见，在陕、晋、蒙、冀四个省区中，榆林地区是中国史前石城分布的核心区，而且各阶段石城群落中，体量最大、规格最高的石城也位于榆林。榆林史前石城按照面积可划分为5个层级。第一层级城址面积为400万平方米以上，只有神木石峁遗址属于这一层级，年代为龙山时代晚期。第二层级城址面积为100~150万平方米，如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的佳县乔家寨、龙山晚期的府谷寨山、善家峁等，目前共发现9座。第三层级城址面积为50~100万平米，数量约29座。第四、五层级石城的面积均小于50万平方米，数量约534座，其中最小的城址面积仅2万平方米。

城址年代与文化属性：

榆林地区石城聚落的年代始于仰韶晚期，终于商周之际，即公元前2800~前1000年，大约延续了1800年，可以划分为四个大阶段，目前初步确认了每个时期的文化属性。

（1）仰韶晚期：榆林史前石城聚落的兴建年代最早可至仰韶晚期后段，测年数据约为公元前2800~前2700年，文化内涵与仰韶文化泉护二期类型比较相近，包括临近的阿善二期和海生不浪类型，都应该看作仰韶文化在北部边缘的区域类型，同时受到甘青宁、燕辽、华北、中原、海岱地区的文化影响。这一时期石城数量极少。

（2）龙山早期：测年数据约为公元前2700～前2300年，以佳县乔家寨、横山金山寨、瓦窑渠等遗址为代表。在龙山时代最初阶段，具有标识意义的器类是乔家寨遗址发现的数件最早形态的陶斝裆部和尚未消失的尖底瓶等器类组合，表明榆林与陕晋豫地区同时进入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只是榆林地区的陶斝仅存在于最高等级聚落中，并与玉礼器、白陶、彩陶、礼制建筑等礼制要素共存，基本不出现于中下层级聚落中，因此比较罕见。此外，陕北及河套地区的尖底瓶沿用至整个龙山早期，比陕晋豫地区尖底瓶沿用时间长500年左右，与陕晋豫地区出现了一定的文化分野，加上石城的大规模出现，标志着以榆林为代表的河套地区不再是陕晋豫地区的文化边缘区和附属区，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亚区。这一时期是榆林史前城址数量最多的阶段。

（3）龙山晚期：测年数据约为公元前2300～前1800年，下限可至公元前1750年前后，其后半程已进入夏纪年阶段，文化属性分属石峁文化、杏花四期文化和老虎山文化等。石峁文化是其中最强势的一个文化类型，后期完成了对河套地区的文化整合，并受到客省庄文化、齐家文化、陶寺文化的强烈影响。这一时期城址数量比前一阶段略有下降，但出现了最大的都邑级城址—石峁。

（4）二里头晚期及商代，很多史前石城被朱开沟文化和李家崖文化分别占据，甚至沿用至西周早期。西周中晚期，榆林及河套地区出现周文化的墓地和典型器类，石城被普遍废弃。

石城空间分布规律与历时性变迁：

榆林史前石城沿河流两岸分布，往往多座城址聚集为一组，周边分布着大量无石城墙的普通聚落，显示出明显的组群关系。

石城的分布空间发生过转移。仰韶晚期到龙山早期，石城的主要分布区域位于榆林南部，而榆林北部的神木、府谷早期石城相对稀少。到龙山晚期，榆林南部的早期石城大多被废弃或急剧衰落，而榆林东北部的神木、府谷、榆阳、佳县北部等地成为新一批石城主要营建区，形成了以神木石峁遗址为核心的史前石城分布格局。张家口邓槽沟梁石城应该是在榆林龙山晚期石城扩张背景下形成的。榆林商代石城多是对史前石城的沿用，其空间格局可以分为两个区域，李家崖文化占据着黄河两岸，朱开沟文化占据着偏西北的区域。

石城的形制差异：

关于陕晋蒙三省区史前石城址的渊源众说纷纭。我们认为，这些史前石城是在燕辽地区文化西进的强烈影响下出现融合产生的。

从仰韶时代早期后段开始，陕晋蒙交汇的河套地区就已经是仰韶文化即史家类型和东庄类型移民占据的区域。经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到仰韶文化晚期前段，这里都是仰韶文化的北部疆域。在长达约1500年的漫长时段内，河套地区仰韶文化并未演化出使用石材构建房屋、墙体、墓葬的传统。而以石材构筑积石设施的燕辽地区，自兴隆洼、赵宝沟到红山文化，都流行积石设施。特别是红山文化坛冢遗存，其积石设施已达巅峰。河套附近除红山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均未见到大规模原生型的积石遗存和文化传统，而恰恰在仰韶晚期出现了红山文化及其积石冢大规模西进的现象。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河套地区史前石城址是在红山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新的文化现象。

从宏观的时空视角看来，榆林及河套地区所在的黄土高原与燕辽地区的早期文化互动历程，大概可分为三大周期，石城的出现和传播出现在第二、三周期。

第一周期，仰韶文化史家期至庙底沟期，仰韶文化向四面扩张外溢，引起周边多个区系的文化突变，燕辽地区红山文化彩陶的突然流行主要是仰韶文化影响的结果。

第二周期，则是仰韶晚期到龙山早期，随着仰韶文化的衰落解体，周边文化纷纷崛起并影响仰韶文化原有区域。红山文化的核心要素应该是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经张家口地区对黄土高原北部产生了深度影响。河北张家口地区最新发现了红山文化晚期的积石遗迹群，数量巨大，表明红山文化大概距今5200~4800年向西迁徙或扩张，并对河套陕北、晋北及内蒙古中南部的文化产生强烈影响。随着红山文化石材构筑物传统一起传入河套地区的，还有石板墓以及红山文化风格的绘画、玉礼器、石雕像等早期礼制要素。与红山文化不同的是，以榆林为重心的河套石城分布区的文化底色依然属于本土文化，石材构筑物是石城聚落，而不是红山文化那样远离聚落的庙坛冢等纯粹的宗教礼制设施。

本次调查发现了573座史前至商代石城遗址，为全面了解中国北方地带史前城址的起源、发展、传播、演变提供了全新的信息。以榆林为重心的河套地区，在仰韶文化早中期是各区系文化的边缘或附属地带，文化和社会进程长期落后于各文化中心区。仰韶晚期至龙山时期聚落骤增、石城群落突现、聚落层级分化显著、礼制要素高度聚合，已进入早期礼制社会，表明这里已经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和文明高地。这种文化地位突变和社会进程突进，与燕辽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乃至南方地区对黄土高原的文化影响密切相关，是观察黄土高原文化地位兴衰周期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探索中原夏商文明的重要源头。此外，本次调查将为石峁遗址“申遗”和史前石城的保护利用提供重要的信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