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圈”之后：博物馆数字文创的潜在问题与发展之道

与以往博物馆界的“数字藏品”概念（即数字化的博物馆文物）不同，“数字藏品NFT”是一种数字虚拟商品，依托区块链技术保障交易可靠性和所有权唯一性，可供消费者购买和永久收藏，而博物馆数字文创NFT可被理解为一种基于博物馆文物或文化元素进行创意再生产的数字商品。这种新业态尚处于萌芽阶段，存在一定不确定性。4月13日，国家文物局针对数字藏品发展现状召开座谈会，明确指出“文博单位不应直接将文物原始数据作为限量商品发售”（参见“博物馆中国”微信公号4月15日报道）。很显然，博物馆数字文创“破圈”之后，还需要回归理性思考，警惕新技术带来的潜在问题。

数字藏品NFT的诞生与发展时间并不长，尚未形成符合市场规律的价格机制和成熟的监管机制。4月13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等行业组织发起的《关于防范NFT金融风险的倡议》也提到了NFT存在炒作、洗钱、非法经营等风险。因发行量有限造成的资源稀缺性，数字藏品被认为具有增值潜力，这难免容易引发炒作、价格虚高等问题。对比博物馆的数字文创可知，尽管数字文创本身价格不高，但不同平台发布的同类数字文创差价较大，而其质量却难以界定高下。此外，尽管我国尚未开放NFT二级市场，博物馆数字文创当下只是一次性数字文化交易品，但是私下炒作的现象仍有发生，部分售罄的数字文创在私下交易中甚至被炒出上万元的天价。因此，应对NFT市场的不稳定性，杜绝与博物馆公益性相悖的商业化价值导向，是博物馆数字文创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由于数字文创的发行需要区块链技术的支撑，目前博物馆发行数字文创以授权互联网平台进行合作开发、委托经营的方式为主。不同于实体文创的授权合作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流程范式，数字文创授权过程中的版权归属问题缺乏行业规范，文物原始数据也存在一定的泄露风险。此外，各大博物馆对数字文创发行与经营方法的认识还有所欠缺：在合作过程中，如何界定数字文创的质量标准、如何确立合理的定价与发行数量、如何判断合作方提供的技术稳定性，保障消费者权益，都是博物馆不熟悉的全新领域，一方面容易让博物馆自身陷入被动的局面，另一方面稍有不慎也可能触及博物馆道德伦理问题，引发负面社会影响。随着博物馆数字文创的火热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开始加入这一领域，目前国内已有数百个数字藏品发售平台。博物馆在与各企业的合作中尚需仔细甄别企业资质、积极统筹资源、严格审查与验收，为博物馆数字文创提供更健康的发展环境。同时，博物馆数字文创产品还是存在较高的同质性，以与馆藏文物外形近似或者相同的“数字藏品”为主，技术和文化含量低，缺乏创意性。博物馆数字文创在以新颖形式吸引消费者关注后，如果无法持续创新，提升文化、艺术内涵，数字文创的新鲜感终会消退。直面并尝试解决当前数字文创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才是这种新事物的可持续发展之道。为此，应努力做好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坚持公益属性，严防商业炒作。面对具有不确定性的NFT市场，博物馆发行数字文创产品切忌盲目跟风，要平衡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坚守伦理道德、承担社会责任。发行相关产品时，需对合作机构进行资质审核，严格把控IP授权、产品开发的流程，保障文物信息安全。与此同时，需强化发行管理，确定合适的发行平台和发行数量，严防价格哄抬或炒作等。

二是加强政策引领，建设行业标准。博物馆数字文创的开发与销售经营尚缺乏政策的规范引领，一方面需要有关部门对NFT市场进行整体规范，从严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风险，明确数字藏品的转让销售机制等，在价格趋稳的前提下，可考虑逐步开放二级市场，扩大市场规模，有助于提升博物馆数字文创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博物馆行业内部应逐步建设一套规范的行业标准，作用于数字文创的授权、生产、销售等环节，明确授权方式、著作权归属问题、合理的定价机制等，在与第三方机构合作时拥有自身的话语权。

敦煌飞天，九色鹿付款码皮肤（图片来自敦煌美术研究所微博）

三是创新内容形式，拒绝数字复刻。对于文化创意产品而言，最重要的是设计创意和文化内涵的呈现，数字文创的内容创新将成为吸引消费者的重要因素。作为虚拟文化产品，数字文创主要服务于人们的学习或娱乐需求。故而，博物馆方应立足自身资源优势和特色，突出文物背后的精神文化内涵，并且把握好受众特征和需求。实践证明，有创意、有内涵并适宜于网络传播的数字文创会得到消费者的青睐，例如敦煌美术研究所推出的“幸运飞天”“祥瑞鹿王”付款码皮肤，在每次消费付款时都会显示，拓展了数字文创的使用和社交价值。博物馆不妨尝试拓宽思维，开启数字文创的“新玩法”，如联名款、数字盲盒、可交互式NFT，等等，与科技、游戏等不同行业进行跨界合作，打造各具特色的数字文创产品，让数字文创为公众的日常生活增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