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瓶”与“新酒”——浙江一万年：浙江历史文化陈列内容文本优化的思路

优化的方向，是什么？

优秀的博物馆陈列需要有充足的时间收集资料、分析藏品，并在学术研究基础上完成主题与思路梳理，进而形成具有新颖性与实操性的内容文本。基本陈列因其在博物馆展陈体系中的重要性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在此方面，“浙江一万年”陈列已具备了较充分的前期准备。首先，在该陈列之前，浙江省博物馆的同主题陈列“浙江七千年”“越地长歌——浙江历史文化陈列”分别获得第四届、第九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对于浙江历史文化与馆藏文物进行过较系统的梳理；其次，有关浙江历史、考古的综合性著作在近年的大量出版，为丰富陈列内容提供了新认识与新材料，如 12 卷本的《浙江通史》以及《浙江考古:1979-2019》“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和众多的考古报告等；再次，浙江省博物馆同仁已提早完成对“浙江一万年”陈列内容文本的全新梳理，在“越地长歌”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内容与新展品。

因此，策展团队明确了“浙江一万年”陈列的三个优化方向：一是优化浙江历史文化脉络，突出浙江的文明特点与文化亮点，以物说史、物史并证阐释浙江精神；二是优化展览结构，形成多层次的释意型展览架构；三是注重突出浙江考古新成果和浙江省博物馆馆藏体系及特色。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浙江历史文化的发展历程，恰是这些中华文明形成与演化过程中重要节点的完美体现。目前，浙江省境内已知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超过120处。其中，2006年调查发现的长兴县七里亭遗址揭露了石器加工活动面及数百件石器。经古地磁法测定，该遗址的年代约为距今100万年，是目前浙江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近十年来，上山文化诸遗址的发现，刷新了学术界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谱系和面貌的原有认识，特别是该文化中发现的距今8000-10000年前的彩陶、栽培稻等，不仅是中国万年文化的源头之一，甚至具有世界级的意义；到了距今5000年前后，“一些地方社会率先发展出了国家这种形态，步入文明，其典型代表是分布在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中规模巨大的古城、自成体系的水坝工程与高度分化的社会，“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 ，是世界文明的瑰宝。”上述节点之外，距今一千年前后的吴越和南宋、一百年的红船也都在浙江、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策展团队也梳理出浙江文化的独特亮点，包括：以上山—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等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特色鲜明的史前文化；以越窑和龙泉窑为代表的享誉世界的青瓷文化；以港口和海洋贸易物品为代表的向海而生、包容开放的海洋文化；以吴越国和南宋为代表的百工竞巧、风雅卓越的宋韵文化，以及体现浙江地区繁荣精致、人文渊薮的江南文化等。这些重要的历史节点和文化亮点，以及其中体现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都是需要在“浙江一万年”陈列中予以突出阐释和展示的内容。

优秀的博物馆陈列需要有好的内容文本、好的叙事逻辑、好的形式设计与配套软硬件，也需要有好的展品。策展团队在对既往陈列中的展品进行重新甄选的基础上，深挖潜力，在自己的藏品中补充了大量新展品，同时还争取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支持的考古新发现，让陈列中的实物展品更加系统与丰富。

基于前期学术基础归纳的浙江特色和浙江省博物馆的藏品构成，策展团队确定了“浙江一万年”陈列的内容文本围绕优化展览主线、形成新的阐释逻辑、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与人类文明交融互鉴的视角下提炼并升华浙江的区域特色三个方面展开。

展览主线的确立

以阐释区域历史、文化为主题的基本陈列是我国各级地志博物馆的主要展示内容，也是公众认识特定区域文明进程、文化发展与风土人情的直接载体。已有研究者总结过我国博物馆在此类陈列方面的主要模式，如李吉光的“三模式说”、李建毛的“四模式说”等。然而，将这些模式归纳一下，不外乎两种基本类型，即按照王朝更替所形成的时间轴梳理区域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或者按照主题组团呈现区域历史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

以时间轴构建历史文化陈列对于观众而言的优势显而易见：脉络清晰且易于理解。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志博物馆都采取这种类型构建陈列主线，如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陕西古代文明展”由七部分组成，分别对应史前时期、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唐以后的陕西。河南博物院的基本陈列则是以大小时间轴相互结合的方式，包括“泱泱华夏 择中建都”和“出彩中原——河南红色文化陈列”两个独立展览。前者对应古代河南，用 10 个展厅诠释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西周时期、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宋金元时期的河南历史文化面貌，而后者对应近现代，依时间先后分为“打破旧世界”“建设新家园”“走进新时代”三个部分。按主题组团方式组织的基本陈列可以由多个展览组成，如河北博物院的基本陈列由“石器时代的河北”“河北商代文明”“慷慨悲歌——燕赵故事”“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大汉绝唱——满城汉墓”“抗日烽火——英雄河北”等主题展览组成。显然，河北博物院的基本陈列突出了在河北历史上时代特点更显著、馆藏文物更丰富的史前、商周、汉代和近代时期。主题组团类型也可以在单一陈列中安排不同主题，如湖南博物院“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分为“家园”“我从哪里来”“洞庭鱼米乡”“生活的足迹”“湘魂”五个部分，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拼缀成当地人们生产、生活的历史画卷，建构一部区域物质生活史。”主题组团类型的优点在于更能突出区域发展的特色与亮点，或者给观众提供不一样的展览叙事体验。但是，该类型的问题在于可能导致某些区域历史环节的缺失，如河北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中缺少了对本地区隋唐、元明清时期历史文化的系统展示。同时，该类型也对观众的知识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存在“把一个宏大的时间轴变成了一个个信息团，而每个信息团中都充斥着纤细的时间轴”的难题。

有研究者指出，以中国古代王朝为时间轴的陈列类型会导致“千馆一面”或者“没有聚焦”的情况。这种情况在我国博物馆陈列中的存在，并非不可避免。华夏文明的演进发展具有多元一体的总体特征，在“大一统”的历史主线之下，不同区域的历史文化发展并非匀速或者单一的线性状态，存在发展的高潮与低谷，以及重要历史事件、人文特色等方面的差异，这些都为区域历史文化的个性化阐释提供了可能。同时，不同博物馆的文物藏品在种类和数量的丰富程度也能为展示提供差异化和多层次的释义空间。

对于浙江省博物馆来说，之前的“浙江七千年”和“越地长歌——浙江历史文化陈列”，以及为之江新馆“浙江一万年”陈列准备的初步内容文本都采取的是第一种类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浙江省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清晰，特色鲜明，以及浙江省博物馆文物藏品体系完整、类型丰富，能够支撑长时段、多面向的历史文化展示。根据浙江历史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和文化亮点，以及浙江与华夏文明主脉的关联，策展团队决定延续之前的时间轴叙事类型，将陈列内容分为史前时期、夏商周时期、秦汉六朝隋唐时期、吴越国时期、两宋时期、元明清时期、近代七个部分。

阐释逻辑的构建

“浙江一万年”陈列以时间轴为经构成叙事主线，在各部分之下采用主题组团方式，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历史面向为纬，构建经纬结合、重点突出的浙江“大历史”系统阐述逻辑。

陈列的第一部分为“文明圣地”，以浙江的自然属性与文明开篇。该部分突出了浙江史前文明的万年上山、稻作农业、良渚古国三个亮点。改变以往逐一介绍考古学文化的做法，从生业、聚落与社会角度重新认识浙江史前文明萌芽、发展的过程，以降低对观众考古学背景知识的要求。同时，策展团队还通过展品组团、知识释读，以及动画、模型等辅展手段，让史前考古的专业内容变得更加“可及”。第二部分“古越春秋”，展示了青铜时代的浙江及古越族的兴衰。该部分以瓷器源头、吴越争霸，以及铸铜、制玉为代表的越人技艺为重点，在突出越地先民独特创造的同时，强调他们与周边及中原之间的密切交流与互动。第三部分“三吴都会”，揭示了浙江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如何在融入“大一统”的过程中不断繁荣的原因。第四部分“吴越胜览”，将吴越国从原来的五代十国史中独立出来。虽然吴越只是当时的割据政权之一，但其“保境安民、善事中国”策略却开创了以杭州为枢纽的两浙经济、文化发展新格局，是浙江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发展转型期；同时，近年来吴越国考古新成果不断涌现，也为再现当时从王室到平民、从文化到技艺，以及昌盛的东南佛国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第五部分“风雅两宋”，突出了浙江在北宋时期“国用所恃”的经济地位与南宋时期京畿之地的人文风华，让观众从中感受两宋时期的礼乐文治、繁荣经济与风雅生活。第六部分“繁盛江南”，展示了元明清时期的江南风物。第七部分“旧邦新命”，时间跨度为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之间，突出的是浙江人民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

“大历史观”的运用

在优化陈列内容文本时，策展团队始终以“大历史观”提升展览站位、突出浙江特色，努力让“浙江一万年”陈列成为融会知识的空间，并希望以浙江万年文明史为圆点，实现透视中国、放眼世界的阐释目标。“大历史观”的大，首先体现为中国乃至全球视野。在史前时代，其一方面表现为浙江与周边地区的密切文化互动，以及对南岛语族形成与扩散的影响之中；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浙江古代文明与中国其他区域文明乃至世界著名古代文明的横向对比之中，并据之凝练出浙江考古发现的中国之最和世界之最。策展团队将上述内容加入内容文本，借此突出浙江史前文明作为我国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组成部分的积淀厚度，以及与同时期世界其他文明相比毫不逊色的发展高度。在历史时期，浙江先民以开放包容，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连通世界的历史也在陈列的各部分中进行了强调。

“大历史观”的大，也体现在长尺度的时间观，通过历史悠久的社会，在经济结构发展过程中观察历史的脉动。在“浙江一万年”陈列中，策展团队不仅将时间的上下限从原来的距今万年到 1840 年拓展为距今百万年至1921年，同时还打破了单纯按王朝顺序叙事的做法，将陈列文本的各部分作为一个具有共同特征的有机整体进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