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昊：稿本《柳树芳日记》所见《陆清献公日记》出版过程——兼与现存出版实物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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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29 17:29 来源:文献

内容摘要：古籍刊刻主持者的日记提供了具有详细时间节点的出版日志文献，这些日志与出版过程中各类刊本实物形成对照，能够从多层次审视书籍出版史。苏州博物馆藏《柳树芳日记》稿本51册记录了柳树芳在清代道光年间刊刻《陆清献公日记》的完整流程。结合柳树芳的记录与现存刊本实物，可以还原收集与抄写书稿、校对、写样、雕版、印刷、流通等完整出版过程。根据柳氏日记，可以进一步判断上海图书馆藏多部刊本实物的初、后印情况，并由此反思古籍初印与后印、刊刻时间与印刷时间的关系等相关问题。柳树芳关于书籍刊刻后赠送、索要等事项的记录，还揭示了书籍及其出版在文人社会交往中的意义。

关键词：《柳树芳日记》《陆清献公日记》刊本实物出版过程

引言

近年来，对大量日记尤其是清人日记的发掘，丰富了我们对古人的书籍阅读、购买、收藏、流通等的认识。不过日记中还有大量珍贵的出版史料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尤其是主持刊刻者的日记，展现一部书籍从收集和抄写书稿、校对，再到与刻字店联络、写样、雕版、印刷、保存版片、赠书、结算费用的完整出版过程。而在出版过程中形成的多种留存实物，如与刊刻底本相关的抄本，主持刊刻者的批校本，参与刊刻者的批校本以及现存的其他多种刊本，与出版者日记一起构成“出版文献”。这些刊本实物能够与日记中的出版记录形成互动与对照，进一步印证和揭示书籍出版中的各个重要环节，由此可以深入探索古籍出版史和文化史。

《柳树芳日记》稿本51册现藏于苏州博物馆，其收录的时间范围从嘉庆二十年至道光三十年（1815—1850），其中有个别年份存在间断。日记中记录下道光年间柳树芳与吴江、松江、嘉善、平湖等地学者参与刊刻《陆清献公日记》（又名《三鱼堂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的出版过程。陆清献公即清初康熙年间的朱子学者陆陇其（1630—1693），平湖人，曾任嘉定、灵寿知县，其著作由今人整理为《陆陇其全集》。陆陇其过世后，他的《日记》长期以抄本形式流传，现存多种抄本实物。直到道光年间，才相继出现两种刊本。其一，由金山人钱熙祚（1801—1844）主持刊行的《指海》本《三鱼堂日记》二卷本。此本非足本，但保留有一些柳树芳刊本没有的内容。其二，由柳树芳主持刊行的《陆清献公日记》十卷本，现存初刊本与补刊本，以及源自柳本系统的重刊本。两者有较大不同。在两种刊本中，与柳树芳刊本相关的出版实物多有留存，这些实物反映了出版过程中校勘文本、早期流通等重要环节。例如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柳树芳本人的批校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姚椿（1777—1853）批校本、上海图书馆藏姚椿弟姚楗（1786—1854）的抄本以及其他多种刊本，上述版本为揭示《陆清献公日记》的详细出版过程提供了充分的实物依据。

通过《柳树芳日记》与上述诸多刊本实物的对照，可以发现书籍的刊刻过程远比只从刊本实物获得的信息更复杂。过往的古籍版本学研究大多聚焦于确定具体的刊刻时间或刊刻源流，忽略了整个动态刊刻过程中的复杂细节。近年有关写样本、试印本的研究补充了一些关于出版过程的细节认识，但仍然难以审视整个出版过程，因为与写样相关的校正红印样、修版只是出版的部分环节，无法观照到包括前期收集书稿以及后续流通在内的全流程。而出版者日记具有按日记录的性质，不仅反映具体的刊刻过程和时间，还可以进一步帮助确定初印本与后印本。此外，柳树芳还详细记录了赠书、索书的对象及具体场景，由此也能揭示书籍出版和流通在文人社会交往中的意义。故本文旨在将《柳树芳日记》中的记录与《陆清献公日记》的相关版本实物相结合，研究清代书籍的出版过程及其细节，从而彰显古代书籍出版史和文化史的多元面向。

一、从抄本到刊本：陆陇其日记的刊刻准备过程

陆陇其是首位从祀孔庙的清代学者，其影响在从祀孔庙后与日俱增。陆氏著作的大规模刊行是其影响扩大的重要推动因素，而其《日记》长期没有刊本，一直以抄本形式保存和流传。

《日记》存世抄本有七种，内容和结构多有不同，这与陆陇其生前对《日记》的定位以及身后由亲属、友人参与的文本编订过程有密切关系。陆陇其生前没有题名为“日记”的著作，只有“随笔”或“随记”；后来流传的各种《日记》皆由其身边人编订而成，他们或忠实原稿，或有增删，甚至还存在着关于《日记》文本编订的分歧。他们掌握、传播的《日记》内容不同，是导致多种不同结构《日记》抄本存在的根本原因。

现存内容最全的抄本是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长泖陆子日记不分卷三鱼堂日记不分卷》（索书号：1048，以下简称“复旦甲本”），该本无编者信息，只有张燕昌（1738—1814）、管庭芬（1797—1880）的跋，和少量张廷济（1768—1848）的批校，后经由刘承幹嘉业堂递藏。该本《日记》始于顺治十四年（1657），终于康熙三十一年（1693）。在《陆清献公日记》补刊本刊行前，柳树芳并没有看到全本，也没有证据显示他在后续补刊时得到的较全抄本就是复旦甲本，但他得到的抄本应与复旦甲本有密切的源流关系。复旦大学图书馆还有另一抄本（索书号：ra0588，以下简称“复旦乙本”），其题名与复旦甲本相同，但比复旦甲本多一些编者信息，其中的《长泖陆子日记》由周梁编次、俞倩抄订，时间范围从顺治十四年至康熙十四年，以下为《三鱼堂日记》，且未署编者。从内容看，复旦乙本较复旦甲本缺失“酉戌公车日记”（1669—1670）和“壬子准游记”（1672）以及《从漕河至北京路程》等行程日记。该本的抄写者为陆陇其弟子焦袁熹（1661—1736）的后人焦起渭，抄写时间约为乾隆年间，所据底本是成于康熙四十九年的李应机（1650—？）抄本。

周梁是陆陇其的挚友，他和俞倩还利用《长泖陆子日记》编纂了《长泖陆子年谱》（以下简称“周本《年谱》”）。虽然周本《年谱》大量参考《日记》，但其中有不少内容不见于多数《日记》抄本，而见于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陆清献公日记》稿本（索书号：A 982.87 438，以下简称“傅图本”）。此稿本《日记》仅收康熙二十三年至三十一年的内容，但在正文中有大量增补文字，或随文增补，或以夹签形式增补，增补内容有不少被周本《年谱》利用，可见周、俞二人与傅图本的增补者关系密切。

陆陇其另一部年谱的编者也利用了不同版本的《日记》。该年谱出自平湖倪淑则家族。倪淑则的女婿吴光酉在雍正年间编订《陆稼书先生年谱定本》时曾参考过陆氏的《随记》，他说：“今复得外弟幼徵出所录先生手笔，《随记》一书，自丙午以至末年。”吴氏所见《随记》为“手笔”，来自妻弟幼徵，即倪淑则之子倪喆林，字幼徵，是陆陇其的外孙女婿。倪氏家族与陆陇其的关系密切，陆氏生前长期坐馆于倪家，陆氏后人与倪家联姻，使得倪氏家族有机会接触到陆氏的手稿本。吴光酉还特别强调他拿到的《日记》是“手笔”，时间范围始于康熙五年丙午，终于三十一年壬申，比复旦所藏两部抄本少顺治十四年和十五年的日记，这正是柳树芳补刊本所增补的内容。而吴光酉所言《随记》的时间范围与国家图书馆藏然黎阁抄本一致，也与柳树芳初刊本《日记》的时间范围一致。

此外，还有若干残缺的《日记》抄本存世，例如上海图书馆藏姚楗的四卷抄本（索书号：线普403407），该本即柳树芳原本拟刊刻的姚椿抄本的副本。

总体而言，陆陇其《日记》在传抄时形成多个内容不同的抄本，柳树芳在刊刻该书前收集抄本的过程中，接触过记事范围有所不同的抄本，但未必都是上述提到的实物。

陆陇其的《日记》长期没有刊行，其原因之一是时人认为这部书是未完成之作。乾隆四十八年（1783），平湖人张

从沈云椒处见到陆陇其的《问学录》，这是一部已刊行的陆陇其著作，后来他又听闻有《问学续录》，该书则来源于《三鱼堂日记》。张

说：

若夫《续录》，本《三鱼堂日记》也。少司马（引者注，沈云椒）以《日记》乃未成之书，爰为删其琐屑，萃精语数万言，命曰“问学续录”，而附于前编……东城倪氏，清献尝馆其家，有旧传《日记》抄本。借归参订，凡逾月而竣。

沈云椒认为《三鱼堂日记》是未完成之书，所以将《日记》删削成《问学续录》。张

又从东城倪氏借得《日记》抄本，以此参订《问学续录》。张

的这番话透露了陆陇其的后学对陆氏《日记》的定位是一部未完成之书，其功用是作为编纂陆陇其著作的资料来源或作为参校本，而非能够单独印行的完整著作。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记》的刊刻没有提上日程。

直至道光年间，陆氏《日记》才出现正式刊本，流传较广的是柳树芳刊本。柳本《陆清献公日记》十卷现存两种，一为初刊本，二为补刊本。两种刊本扉页皆依次署“道光辛丑年镌”“陆清献公日记”“胜溪草堂藏版”，“胜溪草堂”即柳树芳的斋名。“镌”说明雕版时间在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而卷首还有张履作于道光二十二年的《序》，表明该书刊刻至道光二十二年。初刊本《日记》的时间范围从康熙五年至康熙三十一年，补刊本比初刊本多顺治十四年和十五年日记。此外，补刊本还增补了道光二十三年姚椿所撰《后序》。姚序曰：“君（柳树芳）又从友人所借得全本校刊，改题《陆清献公日记》，凡十卷，寄予楚中，属为序焉。”在补刊前，柳树芳将《日记》寄给姚椿索序。此后，柳氏还撰写了《补刊小引》，书于道光二十四年立冬日。可见《陆清献公日记》的刊刻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些时间节点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下文论述的重点。

柳树芳首次提及欲刊行陆陇其《日记》是在道光十九年一月初三日，他在该日得到女婿沈志达赠送的《陆稼书先生年谱定本》后提到：“今年欲刻《清献公日记》，大可借资考证。”不过他并未提及手上持有的抄本或稿本情况。同年三月，他见到平湖画家吴乙山，从吴氏口中听说陆氏《日记》长期没有印行，因而颇感遗憾。更重要的是，柳氏通过吴乙山得知平湖张氏家中有陆氏《日记》，他在日记中说：“（《清献公日记》）藏在张某家，他日宜往观之。”（三月初六日）张某家即张

、张金镛（1805—1860）家族，素来奉行陆陇其的学行，前面曾提到张

从倪家借《日记》抄本用于参校，同时有可能又誊抄了一个副本。

陆氏《日记》再次出现在《柳树芳日记》，是在道光二十年五月底，此时校阅《日记》正式提上日程。五月二十九日，柳树芳在日记中提到他作书于姚椿，告知自己已经抄好《稼书先生日记》（即《清献公日记》）。柳氏抄写《日记》副本的目的在于刊行，其底本来自姚椿。但是姚椿当时持有的《日记》是残缺的四卷抄本，姚椿的《樗寮日记》中记载了阅读陆陇其著作的经历，其中就有《三鱼堂日记》。从道光元年（1821）夏六月初九日起，姚椿开始记载：“校《三鱼堂日记》廿页。”此后两天又分别校了二十页。六月十二日，他记载：“校《三鱼堂日记》廿七页毕。”姚椿总共用四天时间校完了八十七页《三鱼堂日记》。

姚椿手校本今存佚不明，不过上海图书馆今存姚椿之弟姚楗道光十六年（1836）的抄本（索书号：线普403407），应即柳树芳所出借之抄本。姚楗，字建木，又字子枢。其抄本为四卷，内容涵盖康熙十九年至康熙三十一年，版心下方题有“通艺阁校录”，通艺阁为姚椿、姚楗兄弟的藏书楼。姚椿在道光四年前往河南主持夷山书院后结识了时任河南粮道的黎学锦（1776—1838）之子黎星甫，黎星甫对《三鱼堂日记》颇感兴趣，所以姚椿命姚楗将家中的《日记》寄往河南，正如姚楗在跋语中说：“此书无刻本，借抄于同郡一友人家。道光辛卯自家中寄到大梁，龙阳黎星甫借抄一部去。星甫名丙寿，河南粮道丈学锦子，甚有志趣，将来或望能刊行也……道光丙申正月廿六姚楗手录，丁酉十月十六日校毕。”姚楗述说了抄录此本的缘由，他指出《日记》原本借抄于同郡的友人，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他曾将该本自家中寄往河南，后由黎星甫借抄一部去，并且表达了刊行此书的愿望。此本日记康熙甲子年（1684）八月十四日处有一条柳树芳所书夹签，内题：“按，吴光酉所辑《年谱》作‘如孔子之待乡愿’，作‘孟子’误，附校。”由此可证实柳树芳阅读过该抄本。总之，在这一时期，姚楗只是有刊行陆氏日记的愿望，而后来真正推动出版的则是柳树芳。

二、不断交替的环节：校勘、写样、送样、印刷

柳树芳是此次出版活动的主持者，但是参与到各个刊刻环节例如校勘、写样、送样、印刷过程的人员还有二十人左右，这些人的名字在刊本中被列入《校勘姓氏》。然而这只是一个名录，从中无法知道他们究竟参与了哪些环节，而《柳树芳日记》记载了大量与校勘者往来沟通的内容，这些记录反映出吴江各市镇和附近的市镇网络构成了这一地区文人共同体的基础，这一地域的血缘、姻缘、学缘存在密切联系，出版活动是他们维系这一共同体的重要手段。

沈曰富在此次刊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沈曰富（1808—1858），字南一，吴江人，师从姚椿。柳树芳过世后，沈曰富为其撰写墓志铭，提到：“君交曰富先君子在嘉庆中，而余初识君则于君甥殷兆钰家，为道光六年。兆钰与其从兄兆镛及余三人者，方共读书……兆镛既仕，君于余益亲，恒招往。”这表明沈、柳两家交往密切。在整个出版过程中，沈曰富接受柳树芳的邀请，为其校正《日记》。在校正过程中，沈曰富两次为柳树芳提供了更全的抄本，即初刊本和补刊本的两种底本。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四日，柳树芳向沈曰富提出帮助校正《陆清献公日记》的请求。直到十二月，沈氏才复信说自己校阅的陆陇其《日记》要来年才能奉还。然而还未等到沈氏将校阅过的《日记》还给柳树芳，二十一年二月，沈曰富从其师顾广誉（1799—1866）处得知，平湖还有其他陆氏《日记》抄本，比目前的四卷本要全。顾广誉是平湖人，此时正在震泽坐馆，宗朱子学。顾广誉早年结识沈曰富之父沈烜，后长期在吴江地区坐馆，在此又结识了陈希恕（1790—1859，字梦琴），即沈曰富岳父，他也是校勘者之一。校勘过程中，沈曰富有时居雪巷，并非亲自与柳树芳见面讨论校勘事宜，所以柳氏经常作札付与陈、沈翁婿二人商议校勘。随后，柳树芳得到了来自平湖的这部较全抄本，出自平湖人卜葆钧。于是柳树芳嘱人抄写，并重新开始校阅。写样前的主要校阅者是柳树芳本人以及陈、沈二人。

从首校的整个过程来看，校正始于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终于八月二十五日，柳氏在校毕这一天的日记中说：“重将《清献公日记》后四卷照原本用朱笔再圈一过，饭后无事，细细校阅，及午而毕。”这是完成了文稿的初步校阅工作。柳树芳在自校过程中多次参考吴光酉所编《陆稼书先生年谱定本》，日记中有记载：“重阅《清献公年谱》，颇有校正《日记》处。”（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这是因为此次校勘《日记》尚无另外的抄本，《陆稼书先生年谱定本》便成为最可靠的材料之一。柳氏自己校完书稿后没有马上写样，要等其他人的校本返还后才能继续进行。

在经过多人校勘后，写样正式开始。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柳氏“重校《日记》一书，自卷一至卷三已清楚，可写样”。负责写样和刻字的是苏州书坊喜墨斋。《陆清献公日记》初刊本书末题有“金陵吴楚翘写，苏州刘建扬刻”，吴、刘二人分工不同，吴负责写，刘负责刻。十一月二十七日，柳树芳记载：“晓起写样。吴楚翘以《日记》第六卷第九页上脱肩处，补接排下终空一行，必须添出四字方能挖全就商。予于夹注中‘张吉字克修，见《三元考》，成化辛丑进士’内添‘明成化十七年辛丑进士’。‘明’‘十七年’四字原本所无，此段又查过《题名碑录》。”这是柳树芳日记中为数不多的和吴楚翘的交往记录，刊刻过程中柳氏主要联络的是刘建扬。

《柳树芳日记》记载了大量柳氏与刘建扬交往的过程，从中可知主持出版者与刻印者的社会关系与分工。此次刊刻属于代刻模式，因此署为柳树芳的“胜溪草堂藏版”，雕版和印刷则由刘建扬的刻字店完成。刘建扬在这一带有不少刻书业务，经常往返于吴江和苏州府城。柳氏还曾亲自到苏州喜墨斋宴请刘建扬，拜托他完成修补以及后续补刊本的刻印工作。

柳树芳几乎每天都记录校阅写样本、互校、送样等事宜，揭示了出版的详细进度。今存《陆清献公日记》初刊本十卷有四册，第一册为卷一至三。根据《柳树芳日记》，他校阅前三卷样本的时间是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八日至十月二十日，仅用时三天：

灯下校阅《清献公日记》第一卷样本，尚多差误、脱落处。（十月十八日）

归寓，校阅《日记》第二卷样本，至中饭而毕。下午，参阅《清献公年谱》，与《日记》相为表里。（十月十九日）

饭后，校阅《日记》第三卷，至日中而毕。（十月二十日）

校完第一册三卷的样本后，又过了八天，柳树芳将第一册样本寄回苏州，日记里写道：“《日记》第一册样本，寄在北舍航船上。”（十月二十八日）从校对写样开始到送回样本至喜墨斋，约花费十天时间。

与此同时，第二册也进入写样阶段，十月二十五日，柳树芳在日记中记载：“（第五、六卷）尽可写样付梓。”该册的写样及校对过程也有详细记录：

饭后送刘建扬至北舍港，仍趁航船回苏，《日记》第四卷样本带去。（十一月二十一日）

下午校阅《华野郭公年谱》，时《日记》第三册尚未寄来，前六卷样本已经写毕。（十一月二十二日）

下午封好《日记》卷五、卷六样本，将寄至吴门喜墨斋中。（十二月初二日）

第二册包括卷四至六，校对写样本的时间同样为十多天。

校阅文稿、写样、校样的进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写样前的校勘者将校本交还给柳树芳的速度，柳树芳只有拿到沈曰富等人的校本后，才能正式写样。在此期间，从《柳树芳日记》可以看到柳氏多次写信催缴陆氏《日记》校本的记录。例如十一月初七日，柳树芳“饭后写好两札，寄与陈、沈二君，专为《清献公日记》第三册尚未寄来，故以札催之”。此时第一册的写样已经校对完成，第二册正在写样，而第三册的进度还在写样前的文本互校阶段。

在写样完成后，柳树芳没有马上向出版者递送校对完成的最终版本，而是再找其他人重校，确保上版前的正确率。在写样环节，参与校勘的除了陈、沈二人外，主要还有陈来泰（字讱庵）、沈超然（字笑山）等人，柳树芳经常提到的是沈笑山校本，如十一月二十八日，柳树芳记载：“第二册卷五、卷六样本，笑山重校一遍，尚多差讹。”可知在样本写完后，柳树芳又请沈笑山重校。

写样完成并不意味着该书马上大规模付梓，其中还有一个试印以及校对试印本的阶段。这个阶段同样也是分册分阶段进行的，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柳树芳记载：“《日记》前三卷大约刻至（十二）月初。”十二月二十四日，前三卷上板雕刻后的试印本完成，柳氏记载：“中午回寓，以《清献公日记》前三卷送至讱老处，嘱渠校对一过。”这是初刊本《陆清献公日记》的第一个试印本，试印后仍然需要再校对，直到校勘者皆认为试印本已经没有什么讹误，才能够正式印行。讱老即陈来泰，他主要参与了试印本的校正环节。第一册即前三卷试印本印好后，柳氏将陆氏《日记》送至陈来泰处重新校对，两天后，陈来泰亲自拜访柳氏，允诺为其校阅。在刻完前两册后，柳树芳和刘建扬约定，刊刻《日记》先告一段落，接下来先刻《华野郭公年谱》（柳氏日记中常简称为“《年谱》”），此书的刊刻几乎与《日记》同时进行。柳氏在日记中写道：“十二月二十日。饭后，刘建扬回去，约《日记》刻完六卷后接手《年谱》。”柳树芳未说明其中的原因，但可能性最大的因素恐怕是其他人交回校本的进度较慢。

在上述过程中，校勘、写样、校对写样、雕版、试印的程序在同时段共同进行，而不是先后依次进行的。而且这些环节往往是按册进行，而不是全书写样完后再进行校对，这显然是为了加快工作效率。如此频繁的交互过程不仅发生在刊刻过程早期，也发生在版片完成乃至印刷完成后的修版、补版环节，再校勘和修版、补版以及重印也同时进行，因而会产生相当数量的初印本与后印本。同一版本不同卷数的雕版存在先后，更遑论印本还有多次印刷，每一次或一批印刷都产生了不同的印本。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刊刻时间或许不是某个固定的时间，而是动态的过程，从刊刻完成到印本流通，中间经历了复杂的流程。版本实物中牌记或序跋的时间，只能反映刊刻过程中的某个时间节点。例如柳树芳在写样的这段时间内，曾经两次求“书版头两页”，即书首扉页的文字，第一次是十月十二日，柳氏向张李仙索取文字，此即“道光辛丑年镌”“陆清献公日记”“胜溪草堂藏版”。第二次是十二月十二日，他又向邱昼翁求一份同样的内容。在道光二十一年底，正式刊刻雕版的程序只是刚刚开始，扉页所载时间并不是雕版完成的时间。

遗憾的是，《柳树芳日记》恰好没有道光二十二年的日记，这个缺失无疑为进一步研究这一年的刊刻程序和时间节点增加了难度。但是初刊本中张履《序》的落款时间为道光二十二年秋八月，那么校样、写样的过程至少又历经了约半年，直到该年末才有部分初刊本印行。

三、初印本的流通和重校、补刊、新印等过程

道光二十二年《柳树芳日记》的缺失使得初刊本的最初印行时间不得而知，但柳树芳在二十三年初送出大量《日记》印本，由此可推知初刊本的早期印本面世以及随后的流通应当始于二十二年末。《日记》进入流通环节后大受欢迎，二十三年一月十四日，有四人希望自行印行《日记》数部，柳树芳记载了商议此事的过程：

昨南一嘱予作札致刘建扬，时杨芸士、陶锥庵、翁叔扬、王新甫各欲印行《日记》《年谱》数部，予札云：谈价若干，望与面定，现钱交易，不必由弟处经手也。

前面曾提到，柳树芳此次刊刻《日记》与喜墨斋的合作属于代刻模式，书版的所有者仍然为柳树芳，续印和补刊皆需由柳树芳主导完成。如果有其他人希望印行《日记》，需要得到柳树芳的许可。沈曰富来信告知有人希望印行《日记》数部，并嘱咐柳树芳致信刘建扬，柳树芳作札告知具体价格需要面谈，并且主张现钱交易。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日记》印行后在这一地域的文人群体中颇受欢迎。

柳树芳开始赠送大量《日记》印本也始于道光二十三年一月，其中一月十一日和十二日分别赠送沈曰富和姚椿十部。从初印后的赠送顺序来看，将《日记》赠送给这两位参与刊刻的重要人物应该发生在印刷完毕后不久。二月二十五日，柳树芳又送给姚椿十部《日记》，以专舟送往“松江西门外秀南桥下姚春木家”。此外，柳树芳还记载了多人向他索取《日记》的请求，以及他主动赠送该书的记录，从柳树芳处流出的《日记》数量应在七十部左右。

《日记》的流通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赠送参与校勘的人士，这种情况的赠书数量往往较大。例如柳树芳两次赠送姚椿共二十部，沈曰富、陈克家以及初刊本序作者张履分别得到了十部。十部可能是约定俗成的数量，以便他们拿到印本后转赠他人。二是赠送家人，赠书数量不算多，例如赠给柳兆元四部。三是柳树芳主动赠送给参与校勘出版之外的友人，有亲自递送，也有来访时顺道送。这些人大多来自吴江及周边市镇。柳树芳也利用到府城苏州的机会，向苏州友人赠书。四是赠送给主动索要《日记》的人，数量一部或两部，大多通过寄送的方式。

在这些流通出去的早期印本中，目前尚存一部姚椿的批校本，现藏复旦大学图书馆（索书号：0295），内有姚椿朱、墨笔批校。前文提到柳树芳在道光二十三年一月和二月前后两次共赠送二十部《日记》给姚椿，姚椿拿到的这些印本属于早期的初印本。从实物的特征和批校记录来看，柳树芳后来的校正没有体现在其中。姚椿的朱笔批校中有不少是校勘记录，例如他将《日记》卷一叶五丁未（1667）三月十四日的“仓”字改为“沧”，后来柳树芳也校出这处讹误。此外还有《日记》卷一叶十丁未四月廿二日的“云间顾大申见山有两河书院，至顾见山又改为两河书院”，姚椿在眉批中说：“顾见山两河书院凡再见，语意不明，此处疑有讹脱。”这些批校内容主要是姚椿在阅读过程中校正《日记》的一些文本错误，但没有证据显示这些批校是柳树芳委托姚氏所作，其余批校中还有姚椿的一些阅读体会。对姚椿而言，他和姚楗此前所持的抄本是残本，这次刊行才得以见到更全的版本。

开始赠书并不意味着此书的出版过程到此结束。赠送初刊本的早期印本与重校、补版、续印新本等程序随后陆续展开。借助《柳树芳日记》和《陆清献公日记》的多种现存刊本实物，可以更深入地揭示其中的过程。一般而言，古籍版本学中的初印和后印只是统称，实际上后续每一个校本形成的印刷就是一个印次，不过也有可能存在同一校正本的数次重印，虽然这种重印实际发生，但一般仍将这些印本算作同一印次，不管怎样，后印在现实中多次发生，所以后印本理论上应存在多个层次。兹以道光二十三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柳树芳的记录作进一步说明：

饭后封好《日记》三部，《家刻》二本，至巽斋送《日记》四册，张梦莲、陆实夫各送《日记》《家刻》二种，皆今日之新进也。（一月十八日）

饭后重校《清献公日记》一书，将近日赵眉山所校可从可不从之处一一注明，以待再补。（一月二十一日）

饭后重校《日记》，别录一部，将带至喜墨斋补好讹刊之处。（一月二十二日）

入胥门，至喜墨斋，邀刘建扬茗饮，复将《日记》校本嘱建老补好。南采莲巷徐公馆访梦兰，不值。以《日记》《年谱》两种托其及门徐生转致。（一月二十五日）

道光二十三年一月十八日，柳树芳送出《日记》多部。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柳氏根据赵眉山的校本重校《日记》，于二十二日别录校本一部，送往喜墨斋待改刻新印。二十五日，他亲自到喜墨斋刘建扬处敦促他将《日记》书版补好，当天又送出《日记》等两种。可见柳树芳同时在送书和重校《日记》。

柳氏这一时期的日记还留下了非常具体的校勘细节，这些校勘记录为判断现存刊本实物的初印与后印情况提供了一定依据。二月二十三日，柳树芳在日记中写道：

校正《日记》中讹字，必宜改去。如卷一七页内，等作寺；卷三十八页内，府作抚；廿九页内，知仍作和；卷四廿六页，徕作来；卷六四页内，注作著；卷七二十页内，此二仍作以三。摘出于此，他日展卷了然，无须寻觅矣。

稿本《柳树芳日记》道光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在上述校勘记录中，值得注意的是卷三的“知仍作和”和卷七的“此二仍作以三”，“仍作”表明柳树芳此时已经接收了另外的校本，并且给出自己的判断。不过他对这两处持保留意见，不打算修改。在日记中记录讹字并不意味着柳树芳会马上提交一本校本给喜墨斋以待修改，他摘出讹字只是为了留作日后修订时使用，例如前面曾提到柳树芳在一月二十二日校勘时“别录一部”，因此日记的记录只是校勘过程中的备忘录。

根据上述记录，如果某一印本上的这些讹字未改，那么该印本应是初刊本的早期初印本。如果某一刊本的讹字已改，那么该本至少应是重校过的后印本。兹举一部实物加以说明：上海图书馆藏柳树芳初刊本《陆清献公日记》（索书号：647354-57）。此本已将柳树芳摘出的讹误悉数改正，两处不必修改之处也同于日记的记录，所以该本的印次应在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姚椿批校本之后，属于校正过的后印本。根据上述信息，大致可以推断上图该藏本的印刷时间在道光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以后，不过也很难确定到底属于哪一次印刷。三月二十九日，柳氏记载：“适刘建扬以续印《日记》携来。”但是根据这条日记无法确定这次续印的《日记》是校正前还是校正后的版本。四月十三日，柳树芳仍然在校正《陆清献公日记》：“校正《日记》一部，皆初印之未曾补好。”八天以后，柳树芳至苏州取回《日记》的版片。五月，柳树芳得到了更全的《日记》抄本（详见下文），比目前的内容多两年，肯定需要再对《日记》进行补刊，但补刊迟至道光二十四年才进行。所以只能推断上图这部校正本的印刷时间下限可能在四月。

在初印及校补完成后，柳树芳原以为这部书的刊行可暂告一段落。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他亲自去苏州喜墨斋取回版片：

午前命人将《日记》《年谱》书版装载舟中。（四月二十一日）

饭后将《日记》《年谱》书版藏好，各为签出，以便续印。（四月二十三日）

接李升卿之弟手书，欲借印《清献公日记》一百五十部，惜此版已收回矣。（七月初二日）

柳树芳将版片带回后提到该书仍会续印。事实上没过多久，《日记》又面临重大修补。沈曰富在五月得到了另一个更全的抄本，比柳树芳的初刊本多顺治十四年和十五年的日记，因此《日记》必然需要补刊和新印。该抄本原本来自迮鹤寿（1773—1836），吴江人。柳氏在日记中过录了迮氏之跋，并题有识语。由识语可知该抄本原计划列入吴江雪巷人沈懋德（1787—1853）主持编纂的《昭代丛书》，但沈懋德听闻柳氏已有刊本后，将此书抽出不再刊行。柳树芳于五月十九日嘱咐李梦仙抄出多出的两年日记待补刊。然而直到七月，补刊的印刷还没有进行，版片此时仍然在柳家，当李升卿之弟来信告诉柳树芳希望借印一百五十部时，柳树芳以版片不在喜墨斋为由婉拒了他的请求。

自道光二十三年五月后，柳树芳已着手补刊本事宜，但他手上仍有大量早期印本的存货，一直在赠送这些印本。在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二十六日日记中，他记载了“新印《清献公日记》”。此处的“新印”自然不包括补刊的内容，应是一种泛指，表明这是新近刊行的书。在补刊本印刷前，早期印本仍然在不断流出。

一年之后，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三日，柳树芳在日记中写道：“饭后收拾前刻诗版及《清献公日记》《郭华野年谱》两书版子，重加刷印，每种各印百部。”五月十五日，王砚农向柳树芳索要《日记》，柳氏告诉对方《日记》正在喜墨斋刷印，可亲自去取五部。但是，这次重印的仍然是初刊本，因为补刊本中的《补刊小引》落款时间为道光二十四年立冬日，正式补刊要比这次重印晚半年左右。从柳树芳于道光二十三年五月补录不到十叶的两年《日记》到正式补刊，时间间隔长达一年半，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

稿本《柳树芳日记》道光二十四年五月三日

柳树芳在补刊过程中自用的一部批校本《日记》至今尚存，是他送给喜墨斋以便校补的样本，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补刊过程中的一些细节。该批校本现藏浙江大学图书馆（索书号：线782.872/7474，以下简称为“浙大本”）。经核对，批校字迹有两种，其中一种是柳树芳请托别人校正时，由他人留下的字迹，多见于行间；另一种多见于眉批，其字迹与《柳树芳日记》字迹相同，可证实为柳氏亲笔。书中有两张重要的夹签，其一位于卷首的扉页，写有“陆清献公日记廿四部”和“陆清献公日记六部”。该夹签的性质不明，有可能是喜墨斋印刷好后留下的标记，或是柳树芳清点藏书时留下，但字迹并非柳树芳的。其二位于卷一叶十六，属于柳树芳的字迹，他写道：“姚椿《后序》照样本补刊，又此册中红签标出讹字，望补正后重印。”这显然是给喜墨斋的提示，其中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是补刊姚椿的《后序》，柳树芳在日记中曾记载收到这篇《后序》的时间是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那么这次重印至少应在此之后。二是提到此册有“红签”，但这些红签已不见于该册。从内容来看，浙大本包括了后续补刊的顺治十四年和十五年日记，以及写于道光二十四年冬天的《补刊小引》，这些增补的内容皆刻印好附订于初刊本之后。柳树芳此时并未更改目录以及卷数，因为直接将增补的内容附于末尾是最便捷的补刊方式，补刊的十叶可以直接与原有的初刊本一起装订，不需要打乱初刊本的整体结构。浙大本的补刊叶的确是后来附订于初刊本之后的，《补刊小引》位于补刊部分的首叶，此叶中可见两条装订线，从书脊也可见补刊部分的纸张与原本的不一样，初刊本的纸张颜色较深，补刊本较浅。

浙大图书馆藏柳树芳批校本《日记》卷一叶十六

但令人疑惑的是，除了增补部分，浙大本的主体部分是初刊本的早期印本，而非初刊本的校正印本。柳树芳在道光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日记中摘出那些讹字的校勘记录竟然也体现在这部批校本上，按理说其中的讹字都已经在初刊本的校正本中被改掉，这次应该使用初刊本的校正本继续校勘，为何这部批校本的底本会是初刊本的早期印本呢？

比较可能的解释是这部批校本是柳树芳一直留作自用的批校本，其中的批校形成于不同时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层累情况，这也是他标出“红签”的意义所在，旨在防止刘建扬混淆补正的内容。该本的批校内容反映了道光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日记中的校勘记录，最明确的证据即前面提到的卷三叶廿九“知仍作和”和卷七叶二十“此二仍作以三”两处文字，“知”和“此二”在此批校本中是其他人的字迹，柳树芳用朱笔将这两处修改抹去，意为不作修改。另外，该本也有一些不见于二十三日日记的校勘记录。更重要的是，柳树芳在卷三叶十一和叶二十九的批校中两次提到复查“沈氏本”，说明他参考了沈懋德原本打算列入《昭代丛书》中的那部《日记》，这两处批校的时间至少在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之后，但此后书版一直在其家中，没有重印的机会。直到道光二十四年五月三日，柳树芳收拾书版，打算重新刷印百部，当天，柳树芳在日记中记录了复查“沈氏本”后的两处校勘：

下午，检阅《日记》中讹字，卷三十一页第十一字“牧民志告”句，“志”当作“忠”，二十九页第二行“和颉利”句，“和”当作“知”。

结合浙大本的眉批可知，柳树芳改“牧民志告”句的“志”为“忠”是根据陈克家的意见和参考“沈氏本”后最终确定的。正文中的“志”字没有朱笔圈阅痕迹，只有一个墨笔△符号，而其他多数校勘之处皆有柳树芳朱笔圈阅痕迹，包括坚持不改的“和颉利”，因此可推断此处应有所谓的“红签”。当然，由于“和颉利”的“和”在此次又重新校正为“知”，所以此处也应有“红签”。

浙大图书馆藏柳树芳批校本《日记》卷三叶廿九

上海图书馆亦藏有两部《陆清献公日记》补刊本的印本（索书号：013940、000760），柳树芳道光二十四年五月三日日记中提到的两处讹误都已修改，可见这两部印本是浙大本提交重印后的印本。这两部印本的用纸与前面提到的上海图书馆藏《陆清献公日记》初刊本（索书号：647354）不同：补刊本的用纸相对略薄，初刊本的用纸相对较厚。而且封面用纸也不一样，初刊本封面用纸颜色较深，补刊本的则较浅。另外，这两部补刊本的补刊部分也附于最后，是补刊本的早期印本。

实际上，真正的补刊印刷至少要等到道光二十四年冬天才完成，因为补刊本中的《补刊小引》落款时间为“立冬日”。在道光二十四年的三册柳氏日记中，有两册题为“甲辰日记”，另一册题为“草稿杂记甲辰冬起”，柳树芳在其中写有《补刊小引》的草稿，题为《补刊清献公日记跋》。草稿上有修改痕迹，修改后的文本与后来的刊本文字大致相同。其实，直到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底，《陆清献公日记》的刊刻才算彻底结束。这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柳树芳仍在校阅《日记补遗》一卷，以顾广誉誊清底本为依据。次日，柳氏与吴楚翘结算写样、补刊等事项的字数及费用，不过未明确记录费用的明细。这表明在道光二十四年之后，柳树芳校正《陆清献公日记》的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到二十七年才算全部完成，《日记》的整个出版过程前后历经八年，流通过程也至少历经了六年。道光二十八年（1848）正月的日记中仍可以看到柳树芳送出《日记》的记录，例如他在正月初五送了一部给西塘人郁钰生。从现存实物看，最终呈现的补刊本不再将《补刊小引》和补刊的两年日记附于书末，而是置于书首。柳树芳还重新刊刻了目录，补刊的两年日记被列于目录的卷首。《历代日记丛钞》所收《陆清献公日记》即此本。

上述分析的真正意旨在于说明，古籍出版过程中的校正、写样、再校正、补刊，以及初印和后印的情况比刊本实物呈现出的证据和线索更为复杂。从《柳树芳日记》可以获知同一版本（初刊本或补刊本）存在多种印次及不同印次的间隔。这种间隔可以相当紧密，尤其在出版业兴盛且交通发达的江南地区，递送、往返校本不是什么难事，但这个周期也可能由于多种因素变得很长，例如校对是分册分人多次校对，往往依赖他人，这个时间节奏对主持刊刻的人来说并不可控。《柳树芳日记》还反映了参与校勘和出版者丰富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日常被各种事务所占据（例如科举、家庭事务等），书籍出版活动也只是其中之一。再如补刊程序明明可以很快进行，但为何如此之长？原因在于柳树芳从道光二十四年后已经着手其他书籍的编纂和刊刻工作，例如《分湖小识》和他自己的文集。《陆清献公日记》的补刊需要推进，但不再具有优先性。又如补刊时加上的《序》需要等待序作者寄回，而作者有可能在外地任官，书信沟通相关事宜和文本寄送的过程会随之延长。再者，印刷者是专业的刻字店，他们也有大量的业务需要完成，不可能随时随地跟进。总体而言，根据柳氏日记所记录的情况和多种刊本实物的比对，各种印本的不同之处和大致印刷时间都能得到还原，这是以往古籍版本研究中并不多见的。

四、余论

柳树芳刊本《陆清献公日记》的版本系统并不复杂，但是《柳树芳日记》对此书出版过程的详细记载，以及这些记录与现存《陆清献公日记》实物的对照，揭示了清代书籍出版的多重细节和复杂面向，也有助于我们拓展和反思一些古籍版本学、出版史研究的相关问题。

首先是版本与印本的关系问题。现阶段研究中，初印本和后印本逐渐受到重视，也形成了较为系统地判断初、后印本的方法。也有学者提出并反思了何谓“一个版本”的问题，认为古书刻书的一个版本通常包含不同的印本，至少有几次印本，《柳树芳日记》无疑为此提供了详尽且有益的参考。《日记》只有一套版片，但存在多次修补和印刷，柳氏详细记载了这些不同印次的时间，并且记录了其中若干印次对讹字的修改，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和区分现存刊本的大致印次。《柳树芳日记》的启发在于，其实每一批印本都可能构成独立的印次，初刊本有前后印次，补刊本也有前后不同的印次，区分前后有校正的印本较为容易，但是理论上仍可能存在一种情况，即相对于前一印次无校正的后印本。这种印本是否存在或如何识别，还需要考虑纸张等多种因素，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难题。

其次，古籍出版的刊刻时间固然是古籍版本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这个“时间”如何定义颇为复杂。例如“刊刻时间”和“印刷时间”是否需要区分？开始刊刻和真正印刷的时间可能间隔很近，也可能相差两三年，甚至更长。如果版本与印本需要区分，那么“刊刻时间”和“印刷时间”也理应区分。《陆清献公日记》刊本实物上记录的刊刻时间为道光二十一年，书首《序》的时间为道光二十二年，但是实际的刊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雕版时间不是一个可以具体精确到某年某月某天的静态的固定时间。大部分图书馆将初刊本的刊刻年代著录为“道光二十一年”，根据是扉页；也有图书馆的著录为“道光二十二年”，根据是首篇序文的落款时间。至于道光二十四年的补刊本，仍有图书馆将其著录为“道光二十二年”，也有图书馆将其著录为“道光二十三年”，这种判断忽视了作于道光二十四年的《补刊小引》。可见一个表面上并不复杂且年代相对晚近的刊本，其刊刻时间到底在哪一年，也不是那么容易判断的。至于印刷时间，由于该书存在多次印本，这个时间就更为复杂而难以确定。

再者，《柳树芳日记》的重要价值在于揭示了整个出版过程的时间节点，以及连接这些时间节点的具体过程。在出版流程中，收集书稿、抄写、校正、写样、送样、雕刻、印刷、再校正、赠书（流通）的环节并非依次进行，而是互有重合和交替，写样与校正、送样同时进行，印刷后的再校正和赠送初印本也同时进行。柳树芳本人的批校本也为深入了解出版的程序和时间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明。《陆清献公日记》的出版过程，提示我们应注意书籍出版的细节，警惕刊本实物背后出版过程的复杂性，尤其在判断刊本年代，以及何人何时在何地阅读此书等相关问题时需要多加留心。

此外，《柳树芳日记》中对于校勘活动的记录与《陆清献公日记》中的《校勘姓氏》可以形成对照，但两者也有较大出入，从中可以思考见于古籍刊本的《校勘姓氏》的性质。《柳树芳日记》提到的参与校勘者多出现于《校勘姓氏》中，但也有参与了校勘而没出现在《校勘姓氏》中的人物，例如柳氏曾将《日记》寄给“舜湖陆君”校阅，此人并未出现在《校勘姓氏》之中；陈克家（字梁叔）也曾给柳树芳提过校正意见，而未见于《校勘姓氏》。而部分对出版有重要贡献但未参与校勘的人，也被列入了这个名单。例如《校勘姓氏》第一列是姚椿、姚楗兄弟，尽管两人提供的《陆清献公日记》抄本并未被选用，他们也没参与校勘，但姚氏兄弟年齿稍长，而且在当时的吴江、松江及邻近地域已经颇具影响力。柳树芳在同时期刊刻的《分湖小识》也有《校勘姓氏》，姚氏兄弟同样位居第一列。《校勘姓氏》与实际真正参与校勘的人并不一定重合，因为《校勘姓氏》置于刊本之中，属于公开性质的文本，必然广为流传，其中体现的人员结构须符合约定俗成的规矩，其中的名字和排列必有讲究。

最后值得思考的是，从流通环节来看《陆清献公日记》出版的目的和性质。结合《柳树芳日记》的记载，可知《陆清献公日记》作为赠物的性质。对柳氏而言，赠送新印书籍是他在文人圈中保持社交的一种方式。《日记》成书后的印本流通似乎皆出自柳树芳以及参与刊刻者之手，因此很难得知《陆清献公日记》是否流入商业图书市场。不过，从《日记》的出版和流通过程来看，此次出版并非出于商业目的。在不少场合，柳树芳赠送的不仅是《日记》，还包括他主持刊刻的《郭华野年谱》以及《柳氏家谱》等书。从这个意义上看，多数赠送对象可能并不是对陆陇其的《日记》有独特追求，而是对书籍、文献本身感兴趣，尤其是钟情于与江南一带文人及其日常生活相关的书籍。《日记》不是通俗文学、日用文本等日常畅销读物，它总体上是文人群体热衷的读物，况且陆陇其是清代学者中从祀孔庙第一人，以醇儒著称，其日记中记载的不仅是其举业、为官的经历，更是博览书籍、事事反省、留心万物的经世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