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堂：考古毕业生到考古人嬗变的案例拾遗 从宿白先生的两封信谈起
日前整理旧物，意外翻到两封宿白先生早年给我的信。展信再读，感慨良多。这两封信均写于20世纪80年代末我刚刚从北大考古系毕业的那两年，正值我走出校门踏入社会而显得彷徨无助、苦闷纠结的关口。现在读起来，一是感念宿先生对我的关切和教诲，二是感慨自己一直冥顽不化而辜负了先生的苦心。同时，这两封信的内容及其社会背景，也提供了社会转型期一个考古学大学毕业生向职业考古人嬗变的具体案例。因此不惮琐屑，引录两信并略加释读，以期为学术史研究增添些资料。
2008 年，作者看望宿白先生
第一封信
1983年，北大考古专业从历史系独立出来成为考古系，宿白先生是首任系主任，而我们班是考古系录取的第一个班级。因此，我们和考古系以及宿先生的关系与其他年级相比多少有点特殊。
我是1987年6月毕业的，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彼时，整个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国家对应届毕业的大学生还实行统包分配政策，但同时接收单位已经不再照单全收了，所以我们班分配到河南的三个人中，只有我一人顺利报到，另外二位都被接收单位拒收了。这对满怀憧憬首次踏入社会的我们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再加上入职后遇到的种种未曾见过甚至未曾料到的情况，我心里的落差和烦闷是不言而喻的。
我正式报到上班后，研究所9月间安排我跟随当时的副所长杨肇清先生和办公室副主任张玉石先生一起去尚在规划中的小浪底水库淹没区进行文物调查。这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位于新安的西沃石窟进行调查。这是我走出校门后的第一次正式工作，所以很热切，多少也平复了一些情绪。这处石窟造像内容丰富，而且有明确的北魏晚期纪年题记，历史价值极高，艺术水平也属上乘。石窟开凿在黄河南岸的陡崖上，其上是险峻的峭壁，其下是奔腾的河水，在地面上完全看不到石窟的存在。要想观瞻石窟，只能沿陡崖小心攀缘而下，以极其惊险的方式进入洞窟。而要想看到全貌并拍出一张完整照片，只能沿着摇摇晃晃的简易钢索浮桥跨过黄河，到达北岸的济源境内，从对岸通过望远镜观看拍摄。第一次见到地理位置和开凿方式这么独特的石窟，我内心深为震撼，激动不已。因地处淹没区，作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西沃石窟不得不搬迁。在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过程之后，西沃石窟被切割成若干块，搬迁至新安铁门镇的千唐志斋，在院内的一个角落里进行重组复原。如今，佛像前有了缤纷的供品和氤氲的香火，游客或者信众可以零距离观赏或者膜拜，不用担心攀缘以及浮桥的危险。然而，对于曾经见过其原貌的我来说，再也无法体会石窟远离尘嚣的庄严和超凡脱俗的气度了，更无法忘记其安静伫立在万年岩石间俯瞰澎湃汹涌的黄河的宏大气象。
这次毕业之后的第一次工作经历对我此后的考古生涯影响至深。我后来承担了中国文物考古行业第一个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河南）文物保护规划和结项报告的编制工作，均得益于这次工作打下的坚实基础。因此这是我毕业之后向职业考古人转变的重要节点。
在入职一段时间经历了一些挫折并开始工作的情况下，我给宿先生写了一封信，一方面诉说心中的苦闷，另一方面也把刚刚从事的具体工作给先生做个汇报。因此，信中的内容既有牢骚，也有兴奋。宿先生很快（10月8日）复信给我，他在信中说：“彦堂同学，来信收到，甚慰。你服从单位的安排，愉快的去工作，很好。”显然，宿先生对我基本度过刚入职时的不适期还是挺高兴的，对我发过牢骚之后马上去进行田野考古调查还是比较满意的。旋即话题一转，宿先生又叮嘱我不要放松学习，并说“你一定要把英文抓住不放。外语的成绩一般都在提高，这一点你要注意”。老师的这个叮嘱我牢牢记下了，这些年能够从事文物对外交流工作，实在是得益于有一点外语底子。而这一点，主要是宿先生叮咛的结果。
至于我在信中自以为有新发现、给先生报告的西沃石窟的调查结果，宿先生循循善诱地说：“新安那处石窟已有报告了，是洛阳龙门温玉成写的，发表在《考古》1986年2期上。”宿先生这句话一是提醒我资料已经发表一年有余，二来也是委婉地批评我学术敏感度不够。这件事对我影响深远，所以就职以后，对于基础资料的详尽占有和既有研究成果的准确把握我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
宿白先生1987年来信
小浪底库区文物调查结束之后，我被派遣到省文化厅扶贫队，到文化厅定点帮扶的泌阳去扶贫。扶贫队每期一年，成员来自文化厅下属各单位，我接替的是当时在省古代建筑研究所就职的杭侃。我刚做完一项专业工作，意犹未尽之时马上转向一个与专业完全无关的事情，觉得反差有点大，也确实担心会影响以后的专业发展，所以就把这个事情在信中给宿先生说了。没承想，宿先生说：“‘扶贫’这个提法我第一次听说。如果这样提出，你定要考虑省里的总的安排，不要（只）想发掘，（这）也是锻炼。发掘是你的业务工作，真把你分配到哪个考古工地，怎么在扶贫中做出贡献呢？既参加‘扶贫’，就要真个为贫困地方做点事情！”也许是担心我不上心，说完这话后他又叮嘱说：“河南是考古重地，我总有机会去的。我去时，希望看到你在‘扶贫’中受到表扬！”宿先生在这两句话后都使用了惊叹号，显然是提醒我他说这句话的严肃性。实际上我也的确有点诧异，感觉到宿先生让我安心扶贫、不要只想着考古发掘的话不太符合我心目中他的风格。现在品味，应该是宿先生希望我能服从安排以便营造出好的工作环境。
但现实的情况是，所谓的“扶贫”，除了让我见识到当地的确很贫困，我们可做的事情极其有限，所以并无值得称道的内容。我能够记起来的也只有三件事，一是文化厅请来在中原地区享有盛誉的越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带队来这里演出，我短暂地陪同了一下申老师。二是当地一个村子里意外发现了一座东汉砖室墓，研究所派三室副主任孙新民来发掘，顺理成章地把我从扶贫队借到了发掘工地一段时间。三是我长期待在县里穷极无聊，就自己要求扶贫队允许我搞些文物调查，于是我没事就骑着自行车跑了好几个乡镇，把县里的主要文物点跑了一遍（这是我毕业后第一次自己主导自己做事）。跑了一段时间之后，除了在山区骑自行车的技术得到极大提高，当然还是积累了一些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的经验，所以自己感觉挺有收获的。
饶是如此，我也并没有如宿先生要求的那样在扶贫工作中“做出贡献”并“受到表扬”，所以让他失望了。
信的最后，叮咛完我的事情之后，宿先生又对我说了一些考古系和他自己的事情。他说：“学校开学了，新生入学即下去军训了，现在尚未回校。十三大以后要加快改革步伐，学校也做好了准备。这个学期要大抓思想政治工作。”说到这里，他似乎对我还是不太放心，又转回前边的话题说：“希望你在工作中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特别你在这‘扶贫’一年中。”
第二封信
1989年9月20日，宿白先生给我写来了一封信，措辞比以往要严厉很多。至今读起来，我依然能感受到先生的苦心以及压抑着的怒气。宿先生信中说：
“郝本性同志来舍谈到你想改行去湘，非常惋惜，并云所里正拟发挥你的所长，让我谈谈看法。我当然不赞成你离开。河南瓷窑工作重要，其他考古工作也感人手不够，特别是可以做研究工作的同志更少……在这种情况下，你怎能有离去的设想？不要只看到眼前的暂时的不合理现象，要长远考虑。”
宿白先生1989年来信
很显然，宿先生这封来信，一是受郝本性所长之托，二是他本人对我离开河南的想法也很不赞成，因此要告诉我他的看法并劝阻我。
郝本性所长早年毕业于北大考古专业，是唐兰先生的高足，学问和人品都很为人称道，谦谦然有君子之风，学究气也较重。我毕业后到河南工作其实是郝所长去北大要人的结果，本来在此之前宿先生已经和我谈过，拟把我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做佛教艺术考古。郝所长的北大要人之行叠加上其他原因，使宿先生不得不改变了初衷。
我虽然顺利报到，但上班之后既没有办公室，也没有宿舍，所以无处安身，成天到处“打游击”，不但极为不便，感觉也极为不好。我去扶贫队的一年把这些问题短暂掩盖了，但其间我一旦有事回来就只好自己胡乱凑合。一年之后，我正式回所工作，这个问题重新浮出水面。同时，从学校托运回来的行李和书不得不一直暂存在研究所的库房里而长期无法打开，所以我基本上处于无处读书、无书可读、无处安歇的状况。大概郝所长自己也觉得不太好意思，所以宿先生信中所说的“眼前的暂时的不合理现象”，应该就是他从郝所长口中得知的我的窘况。
我眼见问题解决无望，觉得长此以往，我的基本生活都无法安排落实，再怎么想去努力工作也是枉然，所以不免兴趣缺缺，心生去意。
恰在此时，有两个地方向我伸出了橄榄枝。首先是长沙海关。宿先生从郝所长口中得知的我“想改行去湘”，应该就是指这件事。但实际上郝所长对宿先生的表述看来并不太准确，因为即便跨系统去了海关，从事的还是与专业有关的文物工作，所以不能就说是改行。然而，在当时那个年代，尤其是考古系刚刚独立建系的时期，老师们念兹在兹的就是要巩固我们的专业思想。因此，老师们尤其是作为系主任的宿白先生，对自己的学生改行是非常敏感乃至生气的。这应该也是宿先生一听到郝所长的介绍后马上给我写信的一个原因。
郝所长没有告诉宿先生的是我的第二个去向，就是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虽然传统意义上岭南的文物资源和考古基础不如中原，但广东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条框拘束较少而且经济条件很好，河南在这些方面远不能比，所以我也不免心动。但因为当时广东省博物馆的副馆长也即拟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朱非素老师是郝所长的大学同学，所以我和广东方面的互动并没有让郝所长知道。当然即便知道了估计他也不会对宿先生说，因为去广东省所既不是改行，也能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想来宿先生知道了也不会阻拦我，说不定在关键时候助推我一下也未可知—那样就有违郝所长的初衷了。
1987 年在观台磁州窑发掘工地，左起依次为陈彦堂、宿白、王献本、姜林海
宿先生在信中以“河南瓷窑工作重要”为由劝我留下，源自我1987年上半年毕业实习于河北磁县发掘观台窑址。宿先生是该项目的领队。发掘期间，宿先生尽可能地从系主任的行政事务中抽出时间到工地来，我因此得以有幸陪他住在租住的民舍里。当时，我和宿先生同住一屋，白天发掘，晚上做记录、绘图和拼对瓷片，熄灯后就躺在床上聊天。黑夜里宿先生一闪一闪的烟头以及缓慢富有磁性的话语，成为我对这段生活的深刻记忆。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宿先生和我谈到了我毕业后的去向，确定了我去社科院宗教所的事情。还是在这一期间，我曾当面对宿先生的工作安排提出过异议甚至顶撞过他，但宿先生都宽容了我的无知和忤逆。后来我以该项发掘为基础撰写的毕业论文，也是由宿先生担任指导老师并得到他的肯定。经过这一段比较密切的接触，宿先生对我的性格和兴趣应该是比较了解的，所以拿陶瓷考古来说服我，分量确实还是很重的。
宿先生信中的前段话尽管态度明确，但语气还算和缓，总归是劝说的口吻。但到了后来，显然是越说越气，口吻越来越严厉，措辞也越来越重了，他说：
“彦堂，你对瓷窑考古已有基础，河南又是以后可以大展宏图的所在。轻率胡想，以后要后悔的。……因此，我想我的话尽管不中听，还要说说的，希望你深思。不要太任性了，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单位一定不放，你也还是走不了的。”
宿先生再次用观台瓷窑遗址发掘的事情来肯定我、激励我，然后话风陡变，说我“轻率胡想”“太任性”，这么重的话是我受教于宿先生几十年间唯一的一次，足见他对我离开河南乃至改行的事情是如何的不谅解。
说完这些“不中听”的重话，宿先生用一句“愿你安心工作，祝你在工作中作出更大的成绩”草草结束了这封信。
收到宿先生的信后，我只能按要求去深思。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权衡，最终放弃了调离河南的打算。一方面，宿先生的话很重，我不得不认真掂量。另一方面，郝所长大概也从宿先生那里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逐步给我解决了一些基本的工作和生活问题。这样至少在明面上，我要求调离的理由都不成立了。于是，郝所长通过宿先生劝阻我的目的达到了。这样斗转星移下来，我在研究所服务一晃就是20年。2007年，我被换岗到省文物局从事对外文物交流工作，从此逐渐从考古一线隐身了。
2001年初夏，观看宝丰清凉寺出土汝窑瓷器标本， 左起依次为贾洲杰、孙新民、安金槐、徐苹芳、宿白、杨泓
这件事情过后，宿先生再也不曾提及，我也再没有向他报告过，就像这件事本来就没发生一样。此后再和宿先生见面，无论是他来河南时我陪同期间，还是我去北京府上拜谒的时候，或者在其他一些公共场合，宿先生在言辞和眼神上又恢复了如在观台发掘期间那般对我的和蔼慈祥与宽容，甚至在徐苹芳先生严肃批评我时，宿先生也能一笑了之，也许是眼看着我听了他的话而从心里感到高兴。
然而，我终究还是让宿先生失望了，因为我不但总爱“轻率胡想”，而且到现在还一直任性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