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南山与中华文明的起步
1991年，饶河小南山发掘了一座高踞于山冈顶部，随葬数十件玉器的墓葬。当时，就有学者认为，墓葬年代应当早于红山，并据此所反映的社会分化为依据，提出“渔猎社会也能孕育古代文明”的观点。
从当年发表的资料看，小南山出土有玉匕形器和玉玦的组合，这一组合在早于红山文化的查海和兴隆洼遗址也有发现，所以，近年小南山出土玉器的第二期测年到距今约8000—9000年，我认为是可信的。之前，我在辽宁省博物馆看到过小南山出土的玉器，但比较少。这次来到黑龙江看到了近几年发掘的玉器，是一个个墓的共存和组合关系，已经成系统了，而且它的用料和线切割、磨制技术，以及分类、规整的造型，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文化含量已较高的玉玦的出土数量多，有的个体达10厘米，也比我原来想象的尺寸要大。苏秉琦先生认为，在五千多年文明起源阶段之前，有一个“万年文明起步”阶段，现在全国许多地区都将这一阶段，也就是前仰韶时代列为工作重点，西边有甘肃秦安大地湾，华北平原有河北磁山、河南有属于淮河上游的裴李岗、贾湖，江汉地区有湖北城背溪、高庙，江浙一带在上山发现有稻作和彩陶。小南山作为“中华玉文化的摇篮”，应该是这一阶段较为突出的一支。
二、小南山与红山文化“渔猎为本”的特性
由小南山自然想到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属东北文化，是以东北甚至整个东北亚的渔猎经济文化为自然和人文背景的。根据环境和植物考古测定，红山文化所在的西辽河流域距今近万年到5000年前，有与东北地区相同的针、阔叶林混交的自然生态，已有栽培作物黍和粟，但数量很少，采集狩猎仍然是主要经济活动。考古文化特征方面，先是以东北史前文化饰压印纹的夹砂筒形陶器为主要依据，后知东北地区包括吉黑地区史前遗址分布密度不大、堆积较薄，但出土玉器的频率却甚高，特别是时代距今近万年的小南山玉器的发现，说明玉器是东北史前文化一个主要特征。对小南山玉器的初步研究已经表明，玉器从选透闪石为主料、讲究精磨的工艺到外缘方圆、内外缘薄的环璧造型，都和红山文化的玉器有明显的传承关系，是红山文化进入文明社会在东北地区深厚历史文化基础更为久远的见证。对于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为何红山文化先走一步，曾有不少疑问，现在玉器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迄今为止，已知最早的实例又出现在距离中原地区更远的黑龙江三江平原，这确是应该认真思考的课题。
这里有一个如何评价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渔猎文化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对此，我们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认识过程。以红山文化玉雕龙的鉴别为例。红山文化玉雕龙刚发现和公布时，我们称其原型为猪，称“玉猪龙”，是从农耕文化和农业文明角度理解的。猪是饲养的家畜，龙是求雨的象征，都和农业有关，当时，还没有将渔猎考虑在内。直到和秋山进午、甲元真之、大贯静夫等日本学者接触并开展合作研究，才开始将红山文化同渔猎联系起来。日本绳纹文化就是渔猎文化，绳纹文化延续时间很长，从万年前后一直延续到约当中国战国时代以后，绳纹文化的陶器与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很接近，也是夹砂筒形陶器上饰压印纹饰，整个东北亚包括朝鲜半岛到日本列岛都是这一套东西。日本在约公元前300年前的弥生时代进入稻作农业文明之前，很长一段时期都是以渔猎为主要经济活动的，日本学者也把渔猎文化研究得很细，捕捉鱼的不同种类，近海、远海、河流中的鱼，研究都做得很到位，所以，日本学者看我们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就认为这不是农业的，应该是和渔猎有关。秋山进午1989年就写文章说红山文化的玉器用动物做造型，而且是鹰一类的野生动物，他就认为这和渔猎有关系。后来，我们利用与日本合作研究机会，参观日本的诸多史前遗址，特别是北部如富山、秋田、青森县那边绳纹时代的遗址，虽然是浓厚的渔猎经济和文化，但都有定居的聚落，有的聚落还很大，说明渔猎也是可以定居的。这就和我们过去的认知不一样，过去认为，渔猎依赖自然资源，流动性大，与农耕比较是落后的，从现在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从小南山到红山文化的发现看，对过去的观点要重新考虑。
其实，渔猎文化自有其独特和先进之处。直接继承旧石器时代上百万年生活生产的经验积累，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随动物而移动，不固守本土从而较为开放都是优势。红山文化以发达的祭祀遗存为标志较早进入文明社会，就同渔猎人对自然的态度和对待周邻文化的开放性有很大关系。
渔猎人的生存更依赖自然资源，所以，渔猎人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程度更高一些，这在东北地区表现尤其显著。这一是同农业文明比较，一是同欧亚文明带比较。我之前去过欧洲北大西洋沿岸的几处洞穴壁画遗址，在一点光都没有的洞穴近百米深处作数百个高近1米的各类动物画，而且是先阴刻再涂以赭红色与黑色成画，大都是简单的几笔就把驯鹿、野牛、猛犸象之类的野生动物很逼真又有动感的形象刻画出来了，这是渔猎人的杰作。由于欧洲从北大西洋沿岸到多瑙河流域那一带的气候、自然条件、包括优质石料都比我们这边好。他们压削的细石器石片有的能达到30厘米长，能做出很规整，个体很大的打制石器和细石器。像马格德林文化的人，是住在自然形成的岩棚与相连的洞穴里，面前就有水源充沛的河流，近海盛产富含蛋白质的各种贝壳类，在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下，那一地带文明发展的比较早、比较快。而我们东北这边一是自然条件比较复杂，再就是缺少优质石料。金牛山发掘的时候就感觉到没什么优质石材，多为小型块体，且含大量杂质并有错综复杂纹裂结构的石英岩。因为气候、自然条件更复杂一些，所以，当时生活在东北等地区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依赖、尊重、敬畏程度可能更高一点。在这个生活环境中，他们祭祀天地神灵的信仰更强烈。在近万年前小南山就制作玉器，到红山文化时期出现了发达的祭祀遗存。这种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不是改造为主，而是以和谐沟通为主进入文明社会的道路，就是张光直先生所称不同于西方侧重于发展技术、改造世界的“突破性文明”的“连续性文明”。
红山文化的祭祀遗迹主要是祭坛、庙宇和积石冢，简称为“坛庙冢”。根据东山嘴和牛河梁的发现、后世的同类遗迹和文献记载，祭天的坛应该是独立、有坛面的单体建筑址，最典型的祭坛是圆的。最早在东山嘴发现的那个圆坛，虽然小但边缘用加工过的石片砌起来，中间铺着河卵石，就是一个单独的建筑个体，而且这个坛的位置在遗址的南边，北边的遗迹是方形的，这就跟中国建筑传统的中轴线布局有关。苏秉琦先生当时就觉得东山嘴这个坛的发现很重要，亲自过来看，认为这就是中国传统建筑布局的根。后来在牛河梁第二地点发现了规模更大的圆形祭坛，而且是起三层圆，三层圆还不等距，外圈距中圈距离大于中圈距内圈距离，这同“二分”（春分与秋分）“二至”（夏至与冬至）的运行轨迹相合，说明红山人已掌握了较为准确的天文知识。
再就是玉器。玉在石头里不是最坚硬的，也不是最漂亮的。但玉的质地温润，在石头中具有“中性”特性，与古人沟通天地神灵的理念相符合。从玉器的起源过程看，有两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一是从石中最终将玉分辨出来；二是对玉的特定加工方法。这两个方面都同细石器的发达有直接关系。因为做细石器需要对石料的硬度、结构都有深刻了解，在长期与自然界各类石材深度接触过程中，渔猎人辨别和选择出质地、硬度、色泽都适中的玉石，作为沟通天地神灵的工具。小南山二期墓葬中与玉器共出的细石器镞、石叶等，无论是细长石片和石器的第二步加工，还是压削技术的熟练程度都甚高，这应当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细石器工艺的继承有关。这些细石器与共出的玉器，虽然用料、制作工艺甚至功能上完全不同，却经常共出，细石器是渔猎人的发明，细石器与玉器伴生，是玉器起源与渔猎文化有关的见证，也说明玉器一出现，就被赋予社会化人格化的功能，开始了玉石分化。
红山文化玉器的一大特色是多动物形象，而且多野生动物如熊、鹰、龟等，这也同渔猎经济有关。吉林农安左家山二期出土的那件石雕龙，虽然不是玉质的，但年代早于红山文化玉雕龙，可以视为红山文化玉龙的前身。左家山这件石雕龙的原型是熊，红山文化的玉龙原型也多为熊而非猪。猪和熊有的部位相近，比如，都有獠牙，我们在建平县收集的那件红山文化白色玉龙，是玉龙中唯一一件唇部雕出獠牙的玉龙，曾以此作为原型为猪的依据。其实，这件玉龙的獠牙没有伸出唇外，而是在唇间，野猪的獠牙更发达，会伸出唇外，古人特别是渔猎人长期与动物为伴，对动物特征的把握是非常敏锐和准确的。像哈民、赵宝沟，还有南方的崧泽发现的猪形象，猪的獠牙都是伸到上唇以上的。而建平收集的那件白色玉龙獠牙在唇间未伸出唇外，其原型非猪而为熊。猪和熊更显著的区别在于耳朵的形态，猪耳朵宽、比较扁、顶端是尖的，而熊的耳朵短而肥厚，耳的顶端圆或尖圆，所以，我们现在发现玉龙应该是熊龙而不是猪龙。熊和渔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红山文化多有熊的题材出现。在剑桥的菲兹威廉博物馆收藏有一个玉熊人，是一个蹲着的人披着熊皮作法的形象，熊的形象在牛河梁女神庙和钺的柄端装饰上也有发现，牛河梁的积石冢上还发现了熊的下颌骨，而且熊的形象很拟人化，熊的股骨体和股骨头夹角呈钝角，接近人类，故熊能站立，它的脚掌可以平放站在地上，也和人类一样。金牛山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最初发现时，我和孙守道先生曾关注到一段较为完整的股骨，股骨体与股骨头间的夹角不是一般兽类的近于直角而是钝角，当时就觉得这不和人的一样吗，但这个骨头比较粗，后来吕遵谔先生来看，认为这是熊的骨头，所以，熊有拟人化特点，这种特点可能就是古人选择熊这一动物作为助手来通神的原因。安徽凌家滩发现的鹰熊玉佩原来说是鹰和熊，现在改成猪了。其实，还是熊，它的耳朵是圆圆的，和猪不一样，而且“鹰熊”组合有“英雄”的含义。乾隆皇帝曾在一个龙山文化的玉圭上题诗，那个玉圭一面是鹰，另一面是兽面，乾隆诗里就写了一句“鹰熊刻佩拟英雄”，我们现在查《辞海》会发现“英雄”这两个字在中国出现时间比较晚，最早出现就是《三国志》里曹孟德“煮酒论英雄”的记载。乾隆认为，这个兽面纹是熊，就可能与满族以渔猎为本的民族心态有关。
三、文化交汇催生渔猎文明——世界文明史的新课题
红山文化跨进文明社会，除了东北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外，与农业文明和草原文明甚至海洋文明的交汇是重要推动力。邓聪先生研究，从数万年、一万年到5000年，从贝加尔湖到黑龙江再到西辽河流域；从小南山到查海、兴隆洼，再到红山，有这样一条玉器传播路线。大约也是5000年前，仰韶文化向北发展过了燕山，在西辽河流域农耕文化与渔猎文化碰撞出红山文化这束文明火花。此后，红山文化南下越过燕山到达华北平原，在河北张家口宣化桑干河流域以北，发现了大规模的红山文化积石冢和典型的红山文化玉器。
南北交汇为什么在红山文化表现最为明显，因为它所在的西辽河流域是整个东北最靠近华北平原的地方，红山文化发现的彩陶就是证据。红山文化是东北的筒形罐与来自中原的仰韶彩陶的共存，是玉器和彩陶这两类质地、技法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的共存。红山文化的彩陶还有一些西亚因素，不过主要是来自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彩陶在东北这边的界限最远就到通辽北面兴安盟南部一带，再往黑龙江就没有了，集中发现在西辽河流域。我11月去三门峡看庙底沟遗址，还有北阳平和西坡遗址，面积都很大，每个遗址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米，还不止几个，而是一群。从距今约6000年开始是仰韶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它向四周强势扩展，周围都受它的影响，而以红山文化为最。这除了仰韶文化自身强势的原因以外，渔猎文化的开放性也是一个原因。渔猎人跟着动物走，活动范围比较大，对于辨别和吸收周围文化的先进因素有优势。红山文化吸收仰韶文化因素，不是替代，也不是单纯的模仿或简单的复合体，而是吸收后变成了自己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仰韶的彩陶到西辽河流域之后，有的花纹被简化了，如勾连花卉纹，有的是当地题材使用了彩陶技法，变成了东北渔猎文化的特征，如龙鳞纹。查海发现的饰压印纹的类龙纹饰和赵宝沟发现的刻划凤、鹿、野猪的纹饰，就已经有了龙鳞纹的雏形，但还不规范，把仰韶的彩陶吸收过来之后就规范了，后来陶寺的彩绘陶、商周的青铜器、玉器上都可见这类龙鳞纹，基本上没什么大变化。可见，渔猎和农业结合起来碰撞出文明火花，即红山文化，更有生命力和传承力，既影响当时，又传承后世。 11月30日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新石器时代黑龙江与中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上，庄鸿雁女士提到，女真人建立的金代已经有了天下一家的概念。其实到了满族建国时期，努尔哈赤时期还没有入关的想法，是皇太极即位后，安抚了藏蒙，有了长城内外是一家的思想，才有意识要入关。皇太极在位第十年于沈阳城南仿照明朝建立天坛，将家祭升为国祀，宣读文诰将后金改为大清，大汗改为天子，年号改为崇德，然后将入关统一中国作为立国主导思想，现在我们国界的形成都和满族有关。满族作为崛起于东北白山黑水的渔猎民族，经历古国到方国，以长城内外是一家的思想，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最终实现建立帝国的理想，其中，体现出的历史使命感和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就来自于渔猎民族与大自然的协调一致和无地域概念更具开放性的性格，这优于过于重视土地开发并固守本土的农耕文化。渔猎文化的这些特点和优势，已渗透到中国历代思想观念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起源近万年延续至今的玉器就是明证。
世界文明史的研究现在是从西方角度出发，如柴尔德的观点，认为环地中海、欧亚文明带，从农业革命到城市革命，是从食物的采集者到食物的生产者，即农业替代渔猎，以农业为基础进入文明社会的。其实，环太平洋文化圈进入文明社会以红山文化为代表，是渔猎文化与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甚至海洋文化结合催生的渔猎文明，所以，在五千年文明起源史上，与农业文明共生，在从东北和东北亚到环太平洋，有一个更具生命力和传承力的渔猎文明，这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是一个新课题。需要大家摆脱旧框框，建立新理念，立足东北，放眼全球，以更开阔的视野审视考古资料，拿出更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