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写长辈的故事时，从来没有雄心壮志，也没有想到会写出云南进入现代的历史｜ 熊景明 一席第1108位讲者
写《长辈的故事》，像时光倒流，让我再变回一个好奇胆小的傻丫头，记得跟妈妈唱歌，看外婆梳妆裹脚，看二舅擦他的尖头皮鞋。我在大家的爱护中长大，无以为报，唯有记下，唯有思念。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
大家下午好。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一些日子令人难忘，在我82年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有一天记得特别清楚，就是1979年7月27日。这一天，我抱着9个月大的女儿从昆明来到香港。
那是一个炎炎夏日，入境处的大堂里没有冷气，顶上只有几把吊扇，幸好我带了一把扇子，不停地给女儿扇啊扇。
在大堂里等了足足7个小时，才听到叫我的名字，那个名字是用广东话讲的，我都不知道是叫谁，后来看到字幕才意识到原来是叫我。
这么漫长的一天，对我这个在昆明出生长大，没有经历过酷暑的人来说，显然是难熬的。但是我的女儿不哭不闹，我也没有多少焦躁，因为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梦想。
写作是我的梦想之一，但来到香港以后发现，香港的确是有写作的空间，只是没有时间。生存才是最重要的，香港人叫“揾食”，就是找饭吃。一直到1997年，怀里的婴儿长到18岁，到外面去念大学了，我才有了时间开始写我的母亲。
我到香港的十年以后，1988年，我开始负责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这个中心是为海内外到香港来做中国研究的学者服务的，被学者们称为“中国研究者的麦加”。它最基本的业务、最基本的职责是收集图书资料。
上世纪90年代末，可能在座的很多人还没有出生，中国的出版界静悄悄地出现了一件对后来影响蛮大的事，就是有大量的回忆录开始出现。
这些回忆录的作者通常出生在30年代，甚至更早的20年代，他们经历了战乱以及之后不平静的和平年代，是有故事的一代。很多人有一种冲动，要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他们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但是不能够忘记的对历史的责任感。
我们就成立了一个项目叫作“民间历史”，办了一个网站收集这些回忆录，还有去做民间历史特别是家史写作的倡导。到了2007年我退休之前，我想到人一定要找到一件可以做到老死的事，民间历史可能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到处倡导叫别人写家史，请君入瓮，所以我自己也得开始写，后来写了这三本书，《家在云之南》《长辈的故事》和《妈妈说》。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长辈的故事》中写的几个故事。
妈妈和我
我最想写的人是我的妈妈。妈妈在1973年去世以后，我觉得我一定要把她写下来，但是每当要写的时候，泪水先笔墨而下，根本没有办法成文。
这张照片不是在家里，是在医院拍的。1955年我妈妈41岁的时候，因为严重的心脏病开始卧床。她刚刚病的时候医生说她最多有三年的生命，但是她在床上躺了18年。在这18年中，我妈妈依然是我们这个小家庭的核心。
▲ 妈妈、我和弟弟 1955年
她有11个兄弟姐妹，其中有六七个人在美国、台湾或外省。我记忆中，母亲躺在床上做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做针线活，那个时候人的衣服都要缝缝补补，甚至新买的裤子膝盖上就要打两个补丁；然后就是写信。
她的病床就像有磁力一样，吸引了很多亲戚朋友，甚至连我的同学都希望来看看我妈妈。大家来的时候，她从来不讲自己的病，而是很耐心地听别人的故事，跟她讲完话以后，你的心情总是会变得比原来更好。
作家罗曼·罗兰描述过一位女性，“她能够用目光、举止和清明的心境在周围散布出恬静的、令人舒慰的气氛，活泼的生命”。我看到这句话后想，这不就是我妈妈吗？
妈妈出生在1914年，离现在正好是111年。她有一个诨名叫“校（笑）长”，因为她老是笑。
在这些老照片里，妈妈穿着短袖。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千百年来中国的妇女都要穿得严严实实的，这是第一代女性可以把她们的胳膊露出来，是清朝末年中国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她们这一代人身上的体现。
▲ 妈妈 1934年
我妈妈是昆明市第一届进入大学念书的女性，但她考进去第二年就辍学了，因为我的外公要去外地做县长，需要女眷陪伴。我的外婆走不开，家里还有很多小孩需要照顾，为了陪着外公，我妈妈毫不犹豫地辍学了。
妈妈这代人也是第一代可以自由恋爱的，但我说他们那个叫作“半自由恋爱”。爸爸读的是男子学校，妈妈读女子学校，他们是在一个中学的联谊会上认识的。爸爸男扮女装跳三只小蝴蝶，把我妈笑坏了。
之后他们怎么恋爱，有没有私定终身，我从来没有问过，我只知道他们依然是要媒妁之言，请媒人去我外公家提亲，最后我妈妈就嫁到了熊家。
妈妈家里气氛非常好，非常融洽，我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描述娜塔莎家庭的情况，简直和我外婆家一模一样。但熊家可以说是一个官僚家庭，因为我的曾祖父中过进士，后来做腾越道尹，管着半个云南。
妈妈嫁到熊家以后，我爸爸是长孙，她是长孙媳妇，或者说孙少奶奶，上面有十多个长辈。所以她就像林黛玉在贾府的处境一样，不可走错一步路，不可说错半句话，但她仍然获得了老老少少的喜爱。
这张照片是我妈妈在熊家花园里靠着一棵梧桐树，你们先记住这棵梧桐树，我等一下会讲到和这棵树有关的故事。
▲ 熊家花园 1934年
1949年以后，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之中，有一个是妇女可以出来工作了，那个时候有一个口号，叫作“妇女能顶半边天”。我妈妈是个学霸，她很简单地去会计学校读了半年，拿了证书，然后到一个门诊部去做会计师。
▲ 妈妈的工作证照片 1953年
她工作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常常回来得很晚，我们都吃过饭了，她咬一块红糖，拿开水泡饭吃。我记得最离谱的一次是，她在政治学习的时候晕倒了，她的领导说没事，拿一个病人检查躺的床来，你躺在上面听完这个报告再走好了。
她工作三年以后，就变成一个要整天躺在床上的病人了。但是她离开岗位以后，医院雇了三个人才能完成她的工作。而且我妈妈很引以为豪的是，她做会计时从来没有错过一分钱。
1962年我和一个弟弟去上大学了以后，家里的妈妈由一个13岁的弟弟负责照顾。这张照片记录的也是一个难忘的日子，那个时候我们要到军垦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和解放军的再教育，离开家的时候，不知道要离开多久才能回来，也不知道回来时妈妈还在不在那里，我爸爸就给我和妈妈拍了这张照片。
▲ 妈妈和我 1967年
这是我在农场时妈妈给我写的信，现在看来有点好笑是不是？在信的开头就说敬祝谁谁谁万寿无疆，因为那个时候你要准备好你的信随时会被拆开看，所以不能写任何个人的情绪，只能写一些很日常很琐碎的事情。
▲ 妈妈的信 1969年
可以看到，我妈妈的字写得非常好。我的字写得很烂，我爸爸说，字如其人，熊景明的字就像个小偷。
医生当年说她最多能活三年，她为什么活了18年呢？在她刚病倒的时候，她说要是我走了的话，你爸爸肯定会给你们娶一个后妈。后妈的形象是肯定会虐待前妻的孩子，所以她一定要活下去，不能让我们受后妈的虐待。
后来等到她已经病得很厉害了，年纪也大了，那个时候她不再担心后妈的事了，但她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那个时候你被分配到哪里工作，就像一颗螺丝钉被拧在那里了，我和弟弟分到县城里工作，我们特别希望能调回昆明，唯一的理由就是需要回来照顾病重的妈妈。
这个理由让我在1973年调回了昆明。平时我们在家里是讲昆明话，但那天我妈妈坐起来，就像是说台词一样用普通话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终于回来了。”
那一年的11月，她走了。
新潮的爸爸
现在要讲到一个很阳光的人物，我的父亲。那个年代大量的新思潮、新玩意涌向中国，他是生逢其时。
▲ 父亲在熊家大宅 1934年
昆明刚刚有卖摩托车的时候，以前从来没见过，他就跑去买了一辆摩托车，问人家哪里是油门，哪里是刹车，听完以后他就骑着摩托回家了。
到了80年代末，他已经退休了，仍然买了个摩托，在昆明招摇过市。有一次他去修摩托，修车的师傅说：“现在的年轻人太不像话了，摩托车坏了，叫爷爷来修。”
那个时候新玩意儿太多了，我觉得比现在AI带来的冲击还要大得多，其中一个是西洋音乐。以前婚丧嫁娶时会吹喇叭、唢呐，这些人刚刚学会拉一点小提琴、弹吉他，就组成洋吹鼓手队，有婚丧喜事时还可以赚一点钱，很得意。他们这些朋友之中有一个人，后来成了我们国歌的作者，就是聂耳。
▲ 父亲与好友 1930年
这是我爸爸妈妈和哥哥的合照，我在香港的朋友问我说，你爸爸妈妈他们是在巴黎吗？我说，这是昆明黑龙潭。
▲ 昆明黑龙潭公园 1943年
我爸爸是一个工作狂，但是他那种工作狂和我们想象的大不一样。他年轻时是踏勘和修筑公路的工程师，我们小时候听爸爸讲了很多故事，不是神话故事，都是他在修公路时的冒险经历，有野兽、强盗，我们每天晚上听得都很入迷。
一直到好多年以后，我才发现他们当年修的是滇缅公路。后来抗战几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新闻里讲到云南抗战特别提到一个功果桥，我才意识到那个功果桥不正是我干爹设计的吗？我爸爸不就是那个时候的筑路段的段长吗？
当年工作时，我爸爸和我的干爹为了测量从昆明到开远的距离，两个人一起又雇了两个工人，用竹竿一杖一杖从昆明走到开远。那个时候一般是用水平仪来测量，但他们觉得水平仪测出来的准吗？这两个年轻人做这些并不是上级交代的任务。
他们当年那种投入，和他们踢足球、打篮球是一样的，乐在其中。我从来没听他们说过那是一个多么有意义、多么伟大的事情。
这张照片我特别喜欢，是我后来印象中的我父亲的形象，一看就是个工程师。
▲ 昆明翠湖南路 1975年
他负责昆明的防洪工作很多年，夏天下大暴雨的时候，他要守着一个很危险的水库，不能出事。他会很长时间不睡觉，回到家后一睡睡几天几夜。但是我父亲从来不会说我这个工作责任很大，任务很艰巨，他说我有特异功能，可以不睡几夜，一睡睡几天几夜。
我父亲有一个爱好是摄影。1937年，已经开始抗战了，所以家族里的小孩从美国、上海回到了昆明，这就叫“平时不见面，枪响大团圆”。
最右边这位是我的表哥胡伯威，他到现在还健在。我要提一提他是因为，他是我在这个家族中唯一成功忽悠了写回忆录的人，他写了两本书，一本叫《儿时民国》，一本叫《青春北大》。
▲ 1937年
左边第四个是我的哥哥，《长辈的故事》这本书里有将近150张老照片，要归功于他。90年代初刚刚有扫描仪的时候，他就把我们家里的老照片都扫描了。
这张照片是熊家四代同堂，中间这位老者是我的曾祖父熊廷权，就是他中了进士，从此改变了我们这个家族的命运。
但是在我们家并不会强调一个人的丰功伟绩，他那个时候是家里的最高领导人，如果有小孩子调皮了，告到他那里去，他惩罚的办法是把手缩到长衫的袖子里，甩起空袖子啪啪啪打小孩。如果情节严重，他就把鞋脱下来，用脚去踢他。这就是我对曾祖父的记忆。
▲ 1939年
有些人看了这本书后说，民国时代这么洋派。当时是抗战时期，大半个中国都在战火的蹂躏中，昆明是大后方，而且这些人都是中产阶级，你不能说他们就代表全中国当时的样子。但是我们可以从照片中，看出当时的人的气质和精神面貌。
我父亲做公路勘探的时候，接触了很多劳苦大众，也拍摄了很多照片。我记得我们家书桌的玻璃板下面展示了很多他的摄影作品，很大一部分是卖炭翁、背柴火的老者等等。可惜后来大部分都不见了，就这张保存下来了，是一个老婆婆。
我父亲在照片背面记下了她的故事：这位老婆婆背着她的全部家财，步行300余里来到开远（县），找她被征（兵）的儿子，可是儿子（所在的部队）已开走了。她欲哭无泪，虽然今天的晚饭还不知有没有吃，她也想不到了。
熊家与苏家：
小家事，大历史
我写这些家庭中的人物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也没有雄心壮志说我要写一部历史。但是写完了以后，好几个历史学家评论说，这不就是云南的历史吗？你写下了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历史。真的好像是，那我就再讲一些和大历史有关的故事。
让我觉得必须要写一本完整的家族故事的书，是我的祖父。我的祖父熊光琦在民国时做过好几任县长，又抽鸦片，在我这样受新的教育长大的人看来，他就是典型的“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的人”。
2014年左右，香港科技大学有一个教授到云南社科院做研究，给我带回来我祖父写的《云南全省暂行县制释义》，一共125000字。
我看了后吓坏了，这是一部为县自治制定的教材，里面写了怎样把一些现代的国家管理、国家与民众的关系等理念带进来。然后我又看了很多他自己留下来的东西，让我完全重新认识了祖父。还要补充说，他是1925年加入的共产党。
▲ 熊家全家福
我的大姑妈那个时候爱上了一个到昆明来宣传国民党的上海人，我们家里叫他上海小白脸。不知道她是因为国民党才爱上小白脸，还是因为爱上小白脸而认同了国民党。
我的祖父坚决反对，然后我的大姑妈就抗议这个封建长者。我刚才不是讲到花园里那棵梧桐树吗？她们就在梧桐树上贴了大标语，反对干涉婚姻自由。后来我的祖父登报和她脱离父女关系，当然最后又言归于好了，那是另外的故事。
中间这位女性是我的三姑奶奶，你们看她的脚，这种脚叫半大脚。半大脚的意思是你裹了脚，不裹了之后脚也长不大了。她是云南天足运动的一位推手，云南的天足运动比较顺利，据说就是因为她是第一个出来演讲的女性。我觉得她讲得肯定比我好。
这是苏家的全家福。中间这位长者是苏家的核心人物，他叫钱用中。他从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办了两件事，一个是创立了《云南日报》，另外一个是办了女子学校。
近水楼台先得月，我的外婆是这个女子学校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又过了10多年，学校办了高中，我的大姨妈是高中毕业的第一届学生。
▲ 苏家全家福
我的外公也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满脑子的新思想，在生活中经常和我外婆展开斗争。外婆要拜佛、供祖，外公则反对，我们小孩子都是拥护我外婆的，因为外婆那边有东西吃，我们会跟着她躲着外公做那些“封建迷信活动”。
苏家很重视教育，我的大舅、三舅、三姨妈等都出国留学了。我二舅则是留在昆明，读了省立会计专科学校，毕业后加入做进出口贸易的商号永昌祥做了会计。
这张照片上他的装扮，是从4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中学来的。昆明是国内第一批有电影院的城市，外国电影的影响体现在了这些年轻人身上。
▲ 二舅 1940年
我的二舅一方面接受这些新潮的东西，他同时是一个很有传统思想的人。家里有十几个兄弟姐妹，哥哥和弟弟都不在，只有他一个男人在家。虽然他从来不会说我是家长，但他会用行动表明，所谓家长不是要有家长的权威，而是要有家长的职责，要关心照顾家人。
我母亲病了以后，他几乎每个星期都来看我母亲。他很木讷，来了以后也不怎么讲话，我母亲也没什么话跟他讲，他就十指对撑着坐在母亲床前，坐到天黑了也不开灯，看到我母亲睡了后他才走。“文革”时我父亲的工资都被冻结了，他每个月一定要把他工资的一半送到我们家来。
大舅一家住在台湾，大家都觉得也许再也见不到大舅一家了，只有二舅从不怀疑会有这一天。外公外婆去世后，二舅一直将骨灰放在家中，要等待大舅、三舅从境外回来才行安葬。
这一天果真被他等到了。1973年，中国准许海外华人回来探亲，三舅是第一个回昆明省亲的美籍华人。外公外婆过世三十多年后，二舅、三舅手捧着他们的骨灰，将他们葬在了西山的五老爹峰。
这是我本人，我记得这件衣服是我妈织的，鞋子是我妈做的。我大脚趾头长，经常把鞋子顶个洞，妈妈就给我补成一朵花，遮住那个破洞，然后告诉我说这叫补新鞋。于是我穿着这个补新鞋，逢人就抬起脚来给别人看。
▲ 妈妈和我 1946年
我妈说我是老狗记得千年事，其实这个老狗是经常回忆才会让她记得。
写《长辈的故事》，像时光倒流，让我再变回一个好奇胆小的傻丫头，记得跟妈妈唱歌，看外婆梳妆裹脚，看二舅擦他的尖头皮鞋。我在大家的爱护中长大，无以为报，唯有记下，唯有思念。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