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亦鲁：裴文中在欧洲
洋务运动以来，尤其20世纪初开始，现代教育和研究机构在中国大地上陆续建立，首先促进了地质学、矿物学、地理学和医学等的发展，并对中国史前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考古学的兴起与这一背景密切相关，1913年地质调查所成立，其创始人丁文江不仅系统引入西方地层学与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式，更致力于培养中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他的继任者翁文灏在周口店遗址发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年轻史前考古学家如杨钟键、卞美年和贾兰坡在这一过程中崭露头角，裴文中的个人经历则体现出中西方双重影响。
1927年，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裴文中加入地质调查所在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1929年他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具颅骨化石，1931年又确认旧石器和用火痕迹的存在，1933年成为发掘负责人。法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指导了他的工作，这位耶稣会神父自1923年起在中国游历，1929年成为地质调查所名誉顾问。
1929 年 12 月，裴文中和杨钟键在周口店
德日进邀请了法国考古学家步日耶考察周口店，步日耶是原始艺术和岩画艺术专家，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分类的开创者。步日耶建议裴文中在石器类型学上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随后裴文中赴欧洲深造，师从步日耶在巴黎人类古生物研究所和巴黎大学动力地质研究室学习史前学以及第四纪地质学，并准备博士论文，考察重要旧石器时代遗址和石制品。我们通过保存在法国的档案资料，可以初步了解裴文中在法国的学习经历。
巴黎人类古生物研究所（IPH）
人类古生物研究所由摩纳哥阿尔伯特一世亲王于1910年倡议成立，由马塞兰·布勒和步日耶共同规划，旨在推动史前科学研究，并成为法国首个专注于此领域的研究中心。研究所吸引了全球的研究人员和学生，并资助了多国科学研究。其研究目标（既研究人类体质特征和演化，也研究文化行为和宗教行为）和运作模式均具创新性，并致力于成为史前知识传播中心，通过讲座和教育活动与公众分享考古成果。
研究所的教学遵循法国大学的课程体系，包括公开讲座和私人课程。教授们负责指导夏季学期的挖掘工作和冬季学期的教学、实验室工作，并更新藏品目录。当时步日耶的课程从每年11月至次年2月进行，结合理论讲解和实践研讨会，他表示：“我邀请我的学生围在我周围，手里拿着实物，向他们解释石器的特征以及如何解释它们。这只有在听众人数不超过三十人的情况下才可能进行。”
裴文中在步日耶的指导下参与了石器打制实验，后来他在周口店的脉石英打制中识别出步日耶所说的“砸击或两极打制”技术。
1935年8月，裴文中抵达法国，与步日耶在图卢兹会合，开始对加龙河阶地的考察。他们还参观了图卢兹地区和比利牛斯山脉的多个洞穴岩画及遗址。裴文中随后在巴黎的研究所学习工作，与步日耶的办公室相邻。在法国南部考察后，步日耶选择了北部的中更新世和早更新世的代表性遗址，他们前往索姆河和塞纳河畔进行考察，并在12月前往沙勒等地。步日耶向裴文中展示了当时欧洲的先进实验室和珍贵藏品。
步日耶和裴文中考察佩沃斯特的黄土地层
1936年4月，他们考察了波尔多的遗址和私人收藏。4月15日，步日耶和裴文中来到罗马，在沙科帕斯托尔遗址进行发掘，尽管天气不佳，考古工作仍取得显著成果，展现出裴文中的发掘才能。步日耶在信件中提到，他们整天在沙科帕斯托尔发掘，发现了大量河马骨头和罕见的莫斯特石器，裴文中表现出色。
他们还参观了圣彼得大教堂、古生物博物馆和大学实验室。4月30日，裴文中发现了一枚巨大的河马犬齿，这是一件珍贵的标本。裴文中随后访问了伦敦、牛津和剑桥，与地质学家会面，并在6月前往法国东部研究地层，这些地层与加龙河河岸及中国北部情形相似。
阿尔贝托·布兰克和裴文中在沙科帕斯托尔遗址
步日耶和裴文中发掘沙科帕斯托尔遗址
1936年9月，步日耶和裴文中开始比利牛斯山脉之旅，探访加加斯洞庞大的地下岩画等多个重要洞穴遗址。次年5月，他们前往索姆河地区。随后裴文中返回巴黎写论文，并于6月16日向法国人类古生物研究所成员报告周口店遗址发掘工作。7月2日，裴文中启程前往莫斯科参加国际地质学大会，临行前获得研究所所长马塞兰·布勒的高度评价，强调“所有接近他的学者对他表示出热情和尊重”。10月中旬，裴文中回到中国，但因抗日战争爆发无法立即前往北京。直到11月底，他才到达北京并加入协和医学院。
马塞兰·布勒教授
在法国的近两年时间里，裴文中在科学发现和交流方面收获颇丰，并与步日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步日耶在给秘书的信中写道：“裴先生，除了是我的学生和合作者，还是我和德日进神父的朋友，后者特别把他托付给我，他可以自由地在我实验室中工作，可以观察所有标本，包括我收藏在抽屉内的所有标本。”而德日进在写给步日耶的信中提到裴文中对欧洲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了解已经超过自己。裴文中的学习过程也体现了步日耶的工作方式，步日耶利用其卓越的视觉记忆和绘画才能，对标本进行分类，强调观察的重要性。其秘诀是“遍历文献，查看巴黎和外省的标本，以及收藏家的标本、发掘者和遗址”。
即使在国际动荡和中国社会变革中，这种友谊依然坚固。裴文中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史前学家并在1957年访问欧洲时与步日耶重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