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楠 史为征 孙树林：盐城范公堤南段盐业遗址的调查

20世纪40年代以来，盐城范公堤—串场河沿线陆续发现过牢盆、盘铁、锅撇等制盐工具。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也多次在其沿线开展盐业考古调查并在大丰丁溪村、大丰后北团、东台缪杭等地发现晚唐至明清时期的盐业遗址。为进一步掌握盐城地区古代盐业遗址的分布、规模与保存状况，2023—2024年，盐城盐业考古调查队（以下简称“调查队”）分阶段在范公堤南段及周边区域开展盐业遗址专项调查，力图掌握区域内历史时期盐业遗址的分布规律与遗迹特征。

范公堤沿线地理环境

范公堤是由北宋范仲淹等主持在唐代常丰堰基础上修筑的捍海堤坝，位于江淮东部沿海平原，北起今盐城阜宁，南至启东吕四，全长约300公里。范公堤依古代天然沙冈东冈而建，《民国续修盐城县志》记载：“范公堤则东冈也，海滨冈脊高于内地，唐宋筑捍海堰，皆循冈脊为之。”

距今7000年左右，苏北里下河区域皆为沧海，到距今6000年左右，随着长江、淮河泥沙入海沉积与海浪搬运，浅海缓坡区域逐渐堆积形成四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岸外砂堤。东冈为四条沙冈中最东侧的一条，形成于3500年前，位于今盐城施庄、上冈、草堰、东台一线，南抵海安，与扬泰古砂堤相接。东冈堤基坚实，地势高亢，宽50—200米，堤体主要由细砂与10余种贝壳碎屑构成。东冈自成陆以来，一直是江淮先民居住生活的最佳场所，沿线分布着沙井头遗址、东闸新村汉墓、三羊墩汉墓等战国秦汉时期遗存。

盐城境内范公堤沿线盐场分布示意

通过前期文献、地图查阅和地学分析，调查队将此次调查重点区域定在盐城境内范公堤南段区域，即北起盐城亭湖，南至东台富安一线，同时重点关注汉代以后，尤其是唐宋至明清时期的盐业文化遗存。

范公堤南段的海盐生产历代不衰，文献记载春秋时期已开始海盐生产，汉代盐业生产得到较大发展，东晋南朝至唐代淮盐生产发达，至明清时期，这一区域海盐业是国家财政税源的重要来源，形成以范公堤、串场河为轴心，极具特色的“盐文化区域社会”。根据《两淮盐法志》“图说”与“地里”记载，唐宋至明清时期，伍佑、刘庄、白驹、草堰、丁溪、梁垛、安丰等盐场的官署均分布于范公堤与串场河沿线，盐场下辖的制盐作坊、盐工居址则多沿串场河两岸支流分布。

本次调查方法为口碑调查、拉网式实地踏察和考古勘探相结合。首先在调查区域进行现场口碑调查，主要对周边居民及当地文物工作者进行采访，了解周边文物分布情况，帮助明确调查的重点和方向。

野外地表踏查工作照

口碑调查后，开始拉网式区域系统调查。划定若干调查区域，调查组成员间隔10—30米，按照规划好的路线进行全面踏察，对视野范围内的陶瓷等遗物进行采集，随时记录遗址位置、面积、坐标等信息，并充分利用人工水渠、断面等剖面观察文化层及遗迹现象。

对于重点区域，采用区域系统调查和局部钻探相结合的方法，对遗物分布较多的地点进行钻探，以观察文化堆积情况。

因盐易溶于水，故盐业考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能通过肉眼观察残留物来辨别制盐工具与盐业遗址，这就要求提前明确判定标准。根据盐城属两淮盐区，常见“淋灰煎盐”的制盐方式，结合前期盐城盐业考古调查与发掘的经验，同时参照山东、浙江沿海区域盐业考古相关案例，最终确定以下判定标准：第一，文化层中是否包含大面积较纯净的草木灰堆积，这可能与摊场摊灰淋卤有关；第二，文化层中是否包含较多红烧土块或颗粒，可能指向煮盐环节；第三，文化层中是否发现白色钙化物结核，其成分通常为钙镁碳酸盐，是卤水中析出的杂质；第四，文化层中是否发现铁块、炼铁渣、陶支脚或垫具等可能与盐业生产工具相关的废料。

在实际调查工作中，若上述四条判定标准能同时满足两条或以上，则可定为一处与制盐相关的作坊遗址。在制盐作坊遗址判定基础上，若其邻近区域发现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上，同时包含较多砖瓦遗存，且位置与文献记载盐场官署相近的遗址，可初步定为一处盐场官署相关遗址（曹洋、史为征、苏楠、刘宗荣：《2022年江苏省盐城市串场河南段盐业遗址调查简报》，《东南文化》2023年第6期）。

此次调查共发现晚唐五代至明清时期盐业遗址97处，采集到陶、瓷器等标本800余件，现选取保存情况较好、遗物较丰富的典型遗址做详细介绍。

便仓二组遗址位于盐城亭湖区便仓镇便仓二组，范公堤与串场河西南。遗址现地表多被农田占压，采集到明清时期青花瓷片及少量青瓷片，另有少量陶瓦残片，可辨器类有碗、盏、罐、板瓦等。遗物分布面积约6万平方米，断面观察到的文化层厚约0.28米。

便仓二组遗址采集标本

便仓二组遗址位于盐城主城区东南，这与《光绪盐城县志》中“便仓，县治东南四十里”的记载相符。元代陈椿《熬波图》中“团内便仓”一节揭示了便仓的功用。因各团（“团”为古代盐业生产组织，共煎之地称为团，常由多个灶组成）距总仓有一定距离，遇暴雨或河道缺水等不便运输时，灶户便于团内起盖仓房用于贮盐，公私皆便，故名便仓。便仓是官收灶盐的储存机构，根据《两淮盐法志》记载，在盐城区域内几乎各盐场皆有便仓，“仓”也成为区域地名的命名方式，如《民国续修盐城县志》载：“明三十场无不有仓，伍祐仓在东市街北，便仓在场南，新兴仓在场北，便仓在场北三十里。”虽然未能在该遗址发现与盐业生产明显相关的遗迹现象，不便确认其具体性质，但该遗址所在地“便仓”之名与盐业生产关系密切，且地表采集到砖、瓦等建筑遗存，可能存在房屋基址等遗迹，不可忽视其重要性。

便仓二组遗址位置

红旗遗址位于盐城大丰区刘庄镇红旗社区，范公堤东侧串场河与兴盐界河交汇处东北岸的农田之中。遗址现存面积8万多平方米，总体保存情况较差。遗址地表采集到数量丰富的青瓷片、青花瓷片，推测年代为宋代至明清时期。

红旗遗址位置

据《两淮盐法志》记载，该遗址所处区域属于刘庄场。刘庄场是始建于五代时期的重要盐场，刘庄镇即因该盐场得名。此外《两淮盐法志》记载，红旗遗址附近有清代资福院，资福院是佛教寺院，附近还有玉虚观等宗教场所。该遗址可能与资福院存在关联。

红旗遗址采集标本

方家墩子遗址位于盐城大丰区丁溪村东侧川东河北岸。遗址地表可见少量青瓷、青花瓷片，同时还采集到一些烧土块和少量铁渣。通过铲刮地块内灌溉渠剖面，观察到遗址文化层中包含铁锈渣、草木灰与少量青瓷片。采集瓷器标本可辨器类有罐、盆、碗、杯等。根据瓷器特征推断遗址年代为明清时期。

方家墩子遗址文化层剖面及采集标本

丁溪村是唐宋以来丁溪盐场官署所在地。2016年，考古工作者在丁溪遗址发掘出与盐业生产相关的灰坑、卤池，出土大量宋至明清时期瓷器，窑口包括景德镇窑、龙泉窑、磁州窑、吉州窑等，此外，还对遗址区北部的范公堤进行解剖，这是首次对范公堤进行的考古工作（刘昊等：《盐城市大丰区丁溪村遗址发掘》，《江苏考古2016—2017》，南京出版社，2018年）。方家墩子遗址很可能是属于丁溪盐场的一处盐业聚落。

灶南村遗址位于东台市灶南村南部，串场河以东，通榆河以西。遗址地表采集到少量青花瓷片等，面积较大，超过10万平方米，但遗物分布相对稀疏，未见遗物集中区域。观察横穿遗址中部的灌溉渠剖面，第1层为耕土层，厚约80厘米；第2层土色呈深棕色，厚约20厘米，包含少量陶片；第3层土色呈深棕色，夹杂较多黄色颗粒，厚约15厘米；第4层为淤沙层。根据采集到的遗物判断遗址年代大约在清代。

灶南村遗址文化层剖面

东台市域内分布着灶南、西张家灶、三灶、下灶等以“灶”命名的村落。“灶”是唐宋以来制盐基本单位。北宋开宝七年（974年），西溪设盐仓监管，各场煎盐均为官盐，为防盐民私煎，规定每场设盐灶10座，每灶有灶民20户，按场造册，划3—5灶为1甲，每甲设1名甲头，专门监视盐灶起火、停火，督催灶民纳盐归仓。自此每座盐灶便有了各自的名称，并逐渐成为村庄名。灶南村遗址南邻梁垛镇，为古梁垛盐场所在，梁垛场在南宋《宋会要辑稿》中已有记载，至明清时期仍沿用。根据梁垛镇周边串场河与灶河走向，参考《两淮盐法志》关于梁垛场场域记载与图说，灶南村遗址很可能是属于梁垛场的一处制盐作坊遗址。

灶南村遗址采集标本

范公堤沿线盐业遗址分布较密集，唐宋以来随着海岸线的东移，盐业生产、管理模式相对稳定，明清时期盐业生产城镇布局形成，范公堤沿线的盐文化区域社会发展达到顶峰。通过此次范公堤南段盐业遗址调查，除了发现大批与海盐生产业相关的新遗址点，还获得了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实证存在以盐场官署遗址为中心的盐业聚落群。

此次调查以伍佑、刘庄、白驹、草堰、东台、梁垛、安丰等古代盐业集镇为中心，发现97处可能与盐业相关的遗址，年代跨度从晚唐至明清时期。

初步统计这些盐业遗址中有8处唐五代遗址、24处两宋遗址、28处元代遗址、37处明清遗址。宋代以来盐业遗址的位置分布、规模等情形与明清《两淮盐法志》《盐城县志》的记载基本吻合。串场河西侧的遗址年代多不晚于宋，伍佑宏心三组遗址是目前发现位置最偏西、年代最早的制盐作坊，年代上限大概为晚唐时期。据此推测继续向西扩展调查可能发现更多唐代或更早的盐业遗存。

同时，调查队还发现范公堤沿线的盐业遗址群存在功能、等级分化现象。据《两淮盐法志》等记载，基层盐业聚落群一般包括盐场官署、制盐作坊、盐工居址、避潮墩等职能分化。以伍佑镇盐业遗址群为例，共发现盐业遗址26处，其中繁荣遗址是中心聚落，现存面积13万平方米。经统计，遗址群中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有5处，占比19%，一般为包含制盐作坊区、居住区的功能复合型遗址；5万—10万平方米的遗址5处，占比19%；5万平方米以下遗址16处，占比62%。遗址规模占比情况与山东莱州湾南岸元明时期盐业遗址群类似，两者都是有史料记载的官营盐场。

第二，制盐作坊遗址堆积共性明显，主要采取淋灰法制盐工艺，同时制盐作坊可能存在功能分区。

在范公堤南段沿线的盐业遗址地层中，常发现大量纯净并呈现层理状堆积的草木灰，有时还伴随少量的红烧土块或红烧土颗粒。通过总结国内沿海地区历史时期制盐作坊遗址的共性，并参考《熬波图》等文献，发现在采用淋灰法制盐工艺的盐业作坊遗址堆积中，一般可见大量草木灰、红烧土、白色钙化物结核等指示物。据此，我们将发现大量纯净草木灰，尤其草木灰呈现层理状堆积的遗址定性为制盐作坊。制盐作坊常聚集于盐场官署所在地周边，沿灶河两岸分布，是受官府直接管辖的生产单元。但在此次调查的遗址点中，较少发现红烧土，这使我们对遗址中是否存在盐灶遗迹产生了疑问。究其原因，这可能与制盐作坊的功能分区有关。

《熬波图》等文献曾记载一种“功能分离式”的制盐作坊，此类作坊的制卤区（使用大量草木灰）与煮盐区在空间上有一定隔离，二者间依靠水路运输卤水（经过制卤环节提纯的海水），以此完成制盐流程。这类作坊通常是官营制盐作坊，分离功能区的目的是防止盗煮私盐。煮盐区较制卤区更靠近内陆，并建有围墙，有兵丁把守。周边如山东东营广北一队魏晋北朝盐业遗址、寿光八面河唐代盐业遗址等均证实了这类作坊的存在。据此推论，此次在范公堤南段沿线发现的制盐作坊可能大部分属于制卤区，而布局盐灶的煮盐区发现较少，其可能在官署遗址内部等位置。

第三，遗址明显有沿河分布的趋势，表明交通运输是盐业选址的重要考虑因素。

河道运输是盐业经济的命脉，两淮盐业不仅需要联通大运河等实现食盐外运，而且在盐业生产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历史时期后段，同一盐场下各不同功能的聚落间的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需求很大。承担盐业运输的灶河大多分布于范公堤东侧，且与串场河连通，范公堤上设有通关涵闸，串场河位于城镇西侧呈弧形绕镇而过。

此次调查中涉及的运盐河主要包括南北向的串场河，东西向的蚌涎河、斗龙港、丁溪河、何垛河、三仓河等，多数盐场官署遗址分布在距离河岸1公里的范围内，制盐作坊遗址则多沿支流灶河分布（灶河多已消失、被填平）。这样的分布规律，揭示今后的调查工作应该更加重视古盐河的指示作用。

下一步，调查队将继续在新兴镇、刘庄镇、草堰镇、安丰镇等基层盐场官署遗址周边开展区域系统调查，以把握各盐场内部的具体情况。同时，计划向西扩大调查范围，至西冈（新石器至商周时期贝壳堤）沿线，寻找更多汉代及年代更早的盐业遗址，探索江淮东部地区盐业文明起源问题。

附记：本次调查实施单位为盐城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在此特别感谢南京大学曹洋老师在野外调查与本文撰写中所提供的支持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