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M169（芈加墓）发掘简报
枣树林墓地隶属于义地岗墓群，是墓群南部诸多小墓地之一，位于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东城办事处文峰社区一组、二组、十组，中心区域地理坐标为北纬31°42′27″，东经113°23′7″，海拔83米。墓地坐落在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长条形岗地上，岗地高于四周约3～5米，东西宽约200米，南北长约300米，南起汉东东路，北至文峰社区一组，涢水及其支流㵐水交汇于墓地西南部，面积约6万平方米（图一）。
2018年3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枣树林墓地勘探发现的墓葬及马坑、车坑进行考古发掘。M169位于枣树林墓地中部（图二），南距M168（曾侯宝墓）约11.5米，是墓地5座大型墓葬之一，共出土铜、陶、玉石等材质随葬器物54件（套），现将M169发掘及初步整理情况简报如下。
一、墓葬形制、葬具及葬式
M169为带斜坡墓道的竖穴土坑木椁墓，开口略呈“刀”形，底部呈“甲”字形。开口于耕土层下，打破生土，方向119°，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图三）。
1．墓道
斜坡墓道位于墓室东部，平面略呈梯形，口部北长7.87、南长8.77、南北宽4.07～4.5、深1.07～3.52米，底部北长8.19、南长8.75、南北宽3.55～4.5米。墓道东侧边线略呈东南—西北走向，与墓道南部边线夹角约82°，南侧被晚期墓M167打破；墓道底部由东向西至5.2米处坡面较为斜直、平缓，坡度约8°，向西至7.33米的区间内弧形下垂，坡度约45°，再向西至墓道西端为一长1.13米的平台。
墓道四壁较为规整，未见明显的加工痕迹。填土土质较硬，结构致密，大致可分两个区域，东部填土整体呈黄灰色，夹杂有少量的褐色土块；西部填土呈黄褐色，夹杂有灰白色土块。
2．墓室
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墓口东西长6.4、南北宽5.4、墓底长6.34、宽5.34、深5.1米。墓室四壁较为陡直规整，未见有明显的加工痕迹；因墓圹口部坍塌，使得墓葬开口不甚规整，整体呈西部宽东部窄；墓室东南角被盗洞从口部破坏至底部，使得墓道西南部与墓室东南部交接处的转角不见。墓室填土可分两层，上层填土呈黄褐色，夹杂有少量灰白色土块，土质较硬，结构致密；下层填土呈黄灰色，土质软黏，结构致密。
在墓室东南部发现有盗洞，从盗洞分布情况看，应是经3次盗掘。盗洞1（编号D1，以下类推）位于墓葬南部墓道与墓室交接处，口小底大，平面呈东西向椭圆形，长1.21、宽0.79米，底部呈不规则形；从墓口贯穿至墓底，上部破坏了墓道转角及墓圹，下部破坏了椁室东南角。D1上部填土为黄、褐、灰白土混杂而成的花土，整体呈黄褐色，土质较硬，结构致密；靠近椁室处填土呈青灰色，土质软黏，结构致密。D1内采集有胶桶、塑料袋、木棒、矿泉水瓶等近现代物品。D2位于墓室南部偏东，口小底大，口部呈南北向椭圆形，长2.06、宽1.72米；底部呈不规则形，从墓口贯穿至墓底，上部破坏了墓室南侧墓圹，下部破坏了椁室南侧中部及棺室东南角。D2土质土色及包含物与D1相同。D3位于墓室东南，被D2打破，口小底大，口部呈椭圆形，长1.27、宽1.12米，底部呈不规则形；从墓口贯穿至墓底，底部破坏了椁室东部。D3填土整体呈黄色，另外夹杂有灰白、褐色沙土，土质松软，结构致密。三个盗洞在椁室底部互通，难以分辨相互之间的打破关系。
3．椁室
椁室位于墓室中部，平面略呈“Ⅱ”形，木质葬具腐朽严重，仅见朽痕，根据朽痕测量，椁室东西长4.3、南北宽3.7、残深0.4米；椁室四角各有一榫头伸出，榫头长约0.2、宽约0.08米。椁室底部横向铺设2条垫木槽，两端均未到墓壁，垫木槽长5.3、宽0.25、深0.2、两垫木槽间距2.9米。
4．棺室
棺室位于椁室中部偏北，腐朽较甚，东部被盗洞破坏严重，从现存痕迹上推测为双棺。外棺长2.5、宽1、残深0.26米，内棺长2.2、宽0.76、残高0.23米。
5．人骨及葬式
棺内底部铺有朱砂，朱砂上放置墓主，人骨腐朽严重，且棺东部被扰乱，葬式及头向不明。
二、随葬器物
M169随葬品的摆放有一定规律（图四；封二），椁室西南放置酒水器，北部及东北放置乐器，玉器集中分布于棺内，漆器摆放于椁室西部及西北角。M169共出土随葬器物54件（套），按质地可分为铜、陶、玉石、漆四大类。
封二 M169椁室正射影像
为便于区分及介绍，下文对墓葬盗洞内出土器物编号前加数字0。近年，墓葬被盗器物部分在公安等部门的大力支持配合下，被追回收缴，亦有部分被私家收藏，相关资料附录于后。
（一）铜器
39件（套），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乐器、车马器、日用器和其它五类。
1．礼器
10件。完整器有缶、盘、匜、
、斗等，另有铜簠等铜器残片。
缶 2件，同出于椁室西南角，其中1件保存基本完整，另1件仅残存缶盖。M169∶29，出土时盖、器扣合，倒地放置，通体有绿色锈，腹内锈层较厚，盖残破，双耳脱落。圆盖，盖面隆起，盖顶中央有喇叭口状圆捉手，盖沿弧折呈母口与器口扣合。器为圆口，宽沿外折，沿面向内倾斜，方唇，矮颈，圆肩，最大腹径在肩部，圆腹下收，平底，肩部有2个对称的半环形耳。盖沿饰两周凸弦纹，器身肩部饰两道凸弦纹，凸弦纹上加饰平行短斜线纹。盖沿外壁铸铭一周28字：“隹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随中芈加缶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之”；肩部铸铭一周，内容与盖铭相同。通盖高35.1、盖口径25.6、盖高9.3、器口径22.6、腹深27.6、腹径37、底径18.8厘米，残重10590克（图五；图版一；拓片一）。
盘 1件（M169∶27），出土于椁室西南部，与匜伴出。出土时盘底边缘残破一个穿孔，三足皆脱落，其中一足缺失。圆口内敛，外折沿，沿面向内倾斜，方唇，浅腹，腹部外侧有对称长方形附耳，平底微弧，下置三个形制相同、间距相等的矮蹄足。附耳内侧饰重环纹、外侧饰蟠虺纹，腹部饰蟠虺纹一周，下饰一道凸弦纹，蹄足饰圆雕兽首纹。器内底铸铭四行29字：“隹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随中芈加盥盘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之”。通耳高16.3、口径43.4、腹深6.6、蹄足高6厘米，残重6100克（图六；图版二；拓片二、三）。
匜 1件（M169∶26），出土于椁室西南部，出土时放置于铜盘内。通体有绿色锈，出土时鋬脱落，保存基本完整。器作椭圆瓢形，兽首状流微昂，流上有盖，窄沿，椭圆形器口内敛，深腹微鼓，平底，外底下有四个龙形扁立足，尾部有一夔龙形鋬，口衔器沿，尾上卷，体弯弧呈半环状与器下腹相接。上腹部饰蟠虺纹，下腹饰瓦纹，鋬饰折体三角龙纹，尾饰重环纹，扁足饰重环纹。器内底铸有铭文四行29字：“隹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随中芈加盥匜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之”。通高20.6、首尾长30.1、口宽12.6、腹宽13.4、腹深7.3、足高6.3厘米，重2090克（图七；图版三；拓片四、五）。
1件（M169∶24），出土于椁室西部，棺外西南角。直口，窄沿外折，沿面略向内倾斜，方唇，束颈，最大腹径在肩部，圆腹下收，平底，极矮圈足，器腹一侧有一大半圆环耳。通体素面无纹饰。通高9.6、口径17.6、底径10.8厘米，重1020克（图八，1）。
斗 1件（M169∶30），出土于椁室西南角，与铜缶伴出。通体有绿色锈，保存完整。器呈斗状，圆口，尖沿向内倾斜，方唇，圆腹微鼓，圜底，腹侧有一方圆形曲柄，柄中空，中部有一圆形对穿销钉穿孔。通柄高9.8、口径11.6、腹径12.3、腹深7.8、柄长8厘米，重770克（图八，2）。
匕 1件（M169∶01）。出土于椁室东南部盗洞内，出土时仅存柄首，大部缺失。扁平体略弧，尾渐宽呈梯形，上有不规则的长方形镂孔。柄部正面刻有铭文二行5字：“加芈之行匕”。残长7.9、宽5.3×6.4、厚0.45～0.5厘米，残重120克（图八，3）。
簠残片 1件（M169∶04），出土于椁室南侧盗洞内。直口残片4片，可拼合为一大残片，中间的残片色泽和质地与两侧相差较大，应为后期补铸；直口稍宽，下接斜腹，直口及斜腹均饰细密缠绕的蟠虺纹。足残片1片，矩尺形，足与腹间曲度较大，作凹弧状，足上两周三角云纹间饰一周蟠虺纹，其上再饰一周蟠虺纹。簠身残长22、高5.8、足残长10.8、高2.2厘米（图八，4）。
口沿残片 2件，出土于椁室南侧盗洞内。M169∶05，由两片残片拼合而成，方唇，沿面较宽，似为铜鬲口沿残片，沿面宽1.7、复原口径21厘米（图八，5）。M169∶06，卷沿，方唇，残长6.7、复原口径20厘米（图八，6）。
2．乐器
19件。器类有镈形钮钟、钮钟两种（封三）。
镈形钮钟 10件，9件出土于椁室北部，另1件出土于椁室东部偏北。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大小及铭文有差别。扁方体立钮由两首共躯的龙折成凸字形，平舞，舞面椭圆；钟体扁圆筒形呈上窄下宽的合瓦状，鼓部圆弧，两铣略长，铣边有棱，口沿向内倾斜。钲部、篆带及枚带均以凸起的长方框为界栏，钲的两侧各有9个凸起的三叠层乳钉枚，每侧组成3个枚带和2个篆带，全钟正反两面共有12个枚带36个枚。钮两面饰龙纹，舞部饰二组两首相对的龙纹，每组分别由2条两首共躯龙组成，钲部两面篆带各饰一组两首相背、躯体相叠的三角形龙纹。鼓部饰浅浮雕龙纹一组。
综合编钟出土位置、个体大小、铭文内容，可将10件镈形钮钟分为3组。第一组4件（M169∶9、12、7、10），第二组1件（M169∶20），第三组5件（M169∶13、8、11、14、19）。
第一组镈形钮钟正面钲部、右鼓部、正鼓部、左鼓部及背面钲部、右鼓部、正鼓部（M169∶10背面正鼓部无铭文）、左鼓部均铸有铭文，共计200字（铭文图版参见《江汉考古》2019年第3期《嬭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部分缺文或者模糊不清的文字，依据其它组编钟铭文补充。
M169∶9，出土时钟体有裂缝。正面钲部铸铭二行10字：“唯王正月初吉乙亥，曰：伯”，正面右鼓部铸铭四行16字：“括受命，帅禹之堵，有此南洍。余文王之孙，”，正面正鼓部铸铭五行6字：“穆之元子，之邦”，正面左鼓部铸铭四行16字：“于曾。余非敢怍恥，楚既为忒，吾徠匹之。密”，背面钲部铸铭二行8字：“臧我
，大命毋改。余”，背面右鼓部铸铭三行10字：“
小子加芈曰：呜呼，龔公”，背面正鼓部铸铭五行5字：“早陟，余复其”，背面左鼓部铸铭三行10字：“疆鄙，行相曾邦，以长辝夏，”。通高39、钟高32.1、舞修23.1、舞广19.3、铣间26.5、鼓间22.8厘米，残重10500克（图九；图版四；拓片六；摹本一）。
M169∶12，出土时钟体残破、有裂缝。正面钲部铸铭二行8字：“余典冊厥德殹，民之”，正面右鼓部铸铭三行10字：“氐巨，攸攸
，余为夫，余”，正面正鼓部铸铭四行4字：“
显（？）下辟，”，正面左鼓部铸铭三行11字：“恭畏俦公及我大夫，龖龖豫”，背面钲部铸铭一行4字：“政，作辝邦”，背面右鼓部铸铭三行9字：“家。余择辝吉金玄镠黄”，背面正鼓部铸铭五行5字：“镈，用自作宗”，背面左鼓部铸铭三行9字：“彝龢钟，以乐好宾嘉客，”。通高39、钟高32.1、舞修23、舞广18.5、铣间26.8、鼓间20.8厘米，残重10500克（拓片七；摹本二）。
M169∶7，出土于椁室东部偏北。正面钲部铸铭1行4字：“父兄及我”，正面右鼓部铸铭三行9字：“大夫，用考用享，受福无”，正面正鼓部铸铭四行4字：“疆，羼其兮”，正面左鼓部铸铭三行7字：“龢，休淑孔煌，大夫”，背面钲部铸铭一行2字：“庶士，”，背面右鼓部铸铭二行4字：“斋翼酬献”，背面正鼓部铸铭三行3字：“歌舞，宴”，背面左鼓部铸铭二行4字：“喜饮食，赐”。通高37.5、钟高30.8、舞修22.2、舞广17.4、铣间24.6、鼓间19.4厘米，重9800克（拓片八；摹本三）。
M169∶10，正面钲部铸铭一行2字：“我霝”，正面右鼓部铸铭二行4字：“终黄耇，用”，正面正鼓部铸铭三行3字：“受宝福，”，正面左鼓部铸铭二行3字：“其万年”，背面钲部铸铭一行2字：“毋改，”，背面右鼓部铸铭二行4字：“至于孙子，”背面左鼓部铸铭二行4字：“庶保用之。”。通高35、钟高28.2、舞修20.2、舞广16.5、铣间23、鼓间18.1厘米，重9100克（拓片九；摹本四）。
第二组镈形钮钟正面钲部、右鼓部、左鼓部及背面钲部、右鼓部、左鼓部铸有铭文，共计81字；铭文的连读顺序为：正面钲部→正面左鼓部→背面右鼓部→背面钲部→背面左鼓部→正面右鼓部。依据铭文推测，其后至少还缺1件。
M169∶20，正面钲部铸铭二行10字：“唯王正月初吉乙亥，曰：伯”，正面左鼓部铸铭三行15字：“括受命，帅禹之堵，有此南洍。余文王之”，背面右鼓部铸铭三行15字：“孙，穆之元子，之邦于曾。余非敢怍恥，楚”，背面钲部铸铭二行10字：“既为忒，吾徠匹之。密臧我”，背面左鼓部铸铭三行15字：“，大命毋改。余小子加芈曰：呜呼，龔”，正面右鼓部铸铭三行16字：“公早陟，余保其疆鄙，行相曾邦，以辝长夏，”。通高39、钟高32、舞修22.5、舞广18.5、铣间26.6、鼓间22.6厘米，重10900克（拓片一〇；摹本五）。
第三组镈形钮钟除M169∶13为正、背两面铸铭外，其余均为正面铸铭，共计172字。铭文的连读顺序为：正面钲部→正面右鼓部→正面钲部→正面左鼓部→背面钲部→背面右鼓部→背面正鼓部→背面左鼓部。根据铭文内容推测，M169∶14前至少缺1件。
M169∶13，正面钲部铸铭一行2字：“唯王”，正面右鼓部铸铭二行6字：“正月初吉乙亥，”，正面正鼓部铸铭四行4字：“曰：伯括受”，正面左鼓部铸铭三行9字：“命，帅禹之堵，有此南洍。”，背面钲部铸铭一行3字：“余文王”，背面右鼓部铸铭二行6字：“之孙，穆之元子，”，背面正鼓部铸铭四行4字：“之邦于曾。”，背面左鼓部铸铭二行7字：“余非敢怍恥，楚既”。通高33.5、钟高27.5、舞修19.5、舞广15.7、铣间21.8、鼓间17.3厘米，重8750克（拓片一一；摹本六）。
M169∶8，正面钲部铸铭二行10字：“为忒，吾徠匹之。密臧我，”，正面右鼓部铸铭三行13字：“大命毋改。余小子加芈曰：呜呼，”，正面正鼓部铸铭六行6字：“龔公早陟，余复”，正面左鼓部铸铭三行12字：“其疆鄙，行相曾邦，以辝长夏，余”。通高33.5、钟高26.8、舞修16.9、舞广13.7、铣间20.1、鼓间15.7厘米，重6650克（拓片一二；摹本七）。
M169∶11，出土时鼓部有裂缝。正面钲部铸铭二行9字：“典冊厥德殹，民之氏巨，”，正面右鼓部铸铭三行13字：“攸攸，余为妇为夫，余
显（？）下”，正面正鼓部铸铭七行7字：“辟，恭畏俦公及我”，正面左鼓部铸铭三行12字：“大夫，龖龖豫政，作辝邦家。余择”。通高32、钟高25.9、舞修16.6、舞广13、铣间19.8、鼓间14.2厘米，重4850克（拓片一三；摹本八）。
M169∶14，出土时鼓部有裂缝。正面钲部铸铭二行8字：“受福无疆，羼其兮龢，”，正面右鼓部铸铭二行6字：“休淑孔煌，大夫”，正面正鼓部铸铭六行6字：“庶士，斋翼酬献”，正面左鼓部铸铭二行6字：“歌舞，宴喜饮食，”。通高30.3、钟高24.6、舞修15.6、舞广12、铣间18.2、鼓间13.2厘米，重5200克（拓片一四；摹本九）。
M169∶19，正面钲部铸铭一行5字：“赐我霝终黄”，正面右鼓部铸铭二行6字：“耇，用受宝福，其”，正面正鼓部铸铭六行6字：“万年毋改，至于”，正面左鼓部铸铭二行6字：“孙子，庶保用之。”。通高28.7、钟高22.9、舞修14.4、舞广11.2、铣间17.1、鼓间14.5厘米，重5200克（拓片一五；摹本一〇）。
钮钟 9件。形制及纹饰相同，大小相次。整体形制与镈形钮钟相似，立钮近长方形，钟口内凹较甚。9件钮钟为一套，铭文首尾完备，共计200字。前5件钮钟双面铸铭，且仅第1件正背面正鼓部铸有铭文，铭文的连读顺序为：正面钲部→正面右鼓部→正面正鼓部→正面左鼓部→背面钲部→背面右鼓部→背面正鼓部→背面左鼓部。后4件钮钟均为单面铸铭，铭文的连读顺序为：正面钲部→正面右鼓部→正面左鼓部。
M169∶23，出土时背面正鼓部有缺失。正面钲部铸铭一行4字：“唯王正月”，正面右鼓部铸铭三行9字：“初吉乙亥，曰，伯括受命，”，正面正鼓部铸铭五行5字：“帅禹之堵，有”，正面左鼓部铸铭三行9字：“此南洍。余文王之孙，穆”，背面钲部铸铭一行4字：“之元子，之”，背面右鼓部铸铭三行9字：“邦于曾。余非敢怍恥，楚”，背面正鼓部铸铭四行4字：“既为（缺失）忒，吾”，背面左鼓部铸铭二行6字：“徠匹之。密臧我”。通高25、钟高20.7、舞修13.3、舞广9.7、铣间16.4、鼓间10.6厘米，残重3180克（图一〇；图版五；拓片一六；摹本一一）。
M169∶15，正面钲部铸铭一行4字：“
，大命毋”，正面右鼓部铸铭三行9字：“改，余小子加芈曰：呜”，正面左鼓部铸铭三行8字：“呼，龔公早陟，余复其”，背面钲部铸铭一行4字：“疆鄙，行相”，背面右鼓部铸铭二行6字：“曾邦，以辝长夏，”，背面左鼓部铸铭二行6字：“余典冊厥德殹，”。通高24、钟高19.6、舞修13、舞广9.4、铣间15.4、鼓间10.9厘米，重3210克（拓片一七；摹本一二）。
M169∶21，正面钲部铸铭一行4字：“民之氏巨，”，正面右鼓部铸铭二行7字：“攸攸，余为妇”，正面左鼓部铸铭二行5字：“为夫，余显（？）下（缺失）”，背面钲部铸铭一行3字：“辟，恭畏”，背面右鼓部铸铭二行6字：“俦公及我大夫，”，背面左鼓部铸铭二行7字：“龖龖豫政，作辝邦”。通高23.5、钟高19.2、舞修12.5、舞广9.1、铣间14.6、鼓间10.1厘米，重3050克（拓片一八；摹本一三）。
M169∶22，正面钲部铸铭一行4字：“家。余择辝”，正面右鼓部铸铭二行6字：“吉玄镠黄镈，用”，正面左鼓部铸铭二行5字：“自作宗彝龢”，背面钲部铸铭一行3字：“钟，以乐”，背面右鼓部铸铭二行6字：“好宾嘉客，父兄”，背面左鼓部铸铭二行6字：“及我大夫，用考”。通高21.4、钟高17.3、舞修11.4、舞广8.4、铣间13、鼓间9.3厘米，重2390克（拓片一九；摹本一四）。
M169∶17，正面钲部铸铭一行3字：“用享，受”，正面右鼓部铸铭二行4字：“福无疆，羼”，正面左鼓部铸铭二行4字：“其兮龢，休”，背面钲部铸铭一行3字：“淑孔煌，”，背面右鼓部铸铭二行5字：“大夫庶士，斋”，背面左鼓部铸铭二行4字：“翼酬献歌”。通高20.7、钟高16.8、舞修10.9、舞广8.1、铣间12.8、鼓间8.9厘米，重2240克（拓片二〇；摹本一五）。
M169∶18，出土时正鼓部有缺失，两侧铣部有裂缝。正面钲部铸铭一行2字：“舞，宴”，正面右鼓部铸铭二行4字：“喜饮食，赐”，正面左鼓部铸铭二行4字：“我霝终黄”。通高19.8、钟高15.9、舞修10.3、舞广7.6、铣间12.9、鼓间8.3厘米，残重1930克（拓片二一；摹本一六）。
M169∶16，正面钲部铸铭一行2字：“耇，用”，正面右鼓部铸铭一行2字：“受宝”，正面左鼓部铸铭一行2字：“福，其”。通高15.9、钟高12.6、舞修8.4、舞广6.2、铣间9.7、鼓间6.8厘米，重1160克（拓片二二；摹本一七）。
M169∶40，正面钲部铸铭一行2字：“万年”，正面右鼓部铸铭一行2字：“毋改，”，正面左鼓部铸铭一行2字：“至于”。通高14.6、钟高11.6、舞修7.7、舞广6.1、铣间9、鼓间6.6厘米，重1110克（拓片二三；摹本一八）。
M169∶41，正面钲部铸铭一行2字：“孙子，”，正面右鼓部铸铭一行2字：“庶保”，正面左鼓部铸铭一行2字：“用之。”。通高13.9、钟高10.8、舞修7.4、舞广5.5、铣间8.7、鼓间6.1厘米，重1030克（拓片二四；摹本一九）。
3.车马器
车辖 1件（M169∶02）。出土于椁室东南盗洞内。出土时通体有灰绿锈，保存完整。辖首作浅浮雕兽头，兽头两侧有一个弧形连通穿孔，内侧呈弧形，凹面含軎，顶面平，辖身作长方条形，键尾平齐，尾部有一个长方形销孔。辖首饰浅浮雕兽面纹。通长8.1、键长6.3、键宽1.9~2.2、厚0.9~1.2、辖首高2.55厘米，重161克（图一一，1）。
4.日用器
罐 1件（M169∶25）。出土于椁室西南部，倒地放置，通体有绿色锈，盖残破，器身保存完整。器形较小，有盖，两面平，中央有一个半环形钮，盖的一侧有一个长方形钮，钮中部有一个不规则的圆孔。器为敞口略外张，方唇，束颈，折肩，最大腹径在肩部，圆腹下收，大平底，肩部有对称梯形双耳。通盖高8.2、盖径7.7、盖厚0.2、器口径7.7、肩径10.2、腹深6.7、底径6.9厘米，重350克（图一一，2）。
5.其他
编铃 6件。出土于椁室东部偏北棺椁间。出土时倒地平放，通体有灰绿色锈，除1件钮折断外，其余保存完整。同出6件，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相次（表一）。立钮，平舞，舞面椭圆形；铃体扁圆、筒形、合瓦状，上窄下宽，鼓部内凹呈弧形，两铣略长，铣边有棱，铃口内斜未打磨，唇沿内壁加厚，截面呈三角形。铃体正反两面均饰“S”状卷云纹组成的倒置细阳线兽面纹。M169∶4，铃腔内放置有舌，舌一端椭圆形，另一端呈环形，铃腔舞部内侧未见铃与舌连接痕迹。通高15.1、钮高2.4、舞修7.8、舞广5.8、铣间9.2、鼓间6.6、舌长4.2厘米，铃重970、舌重20克（图一一，3）。
棺饰 2件（套）。1件（套）出于椁室西部棺外侧，正在实验室清理中；1件出于椁室东南部盗洞内，破损为若干小残片。M169∶03，由2~3层铜皮叠压而成，每层铜皮厚约0.02厘米，先在2~3层铜皮相对应位置钻孔，后通过长约8.6、宽约0.03厘米的小铜条缠绕2圈半固定。最长7.9、宽6.4厘米（图一一，4）。
（二）陶器
罐 3件。出土于椁室西南部，同出3件。M169∶31，出土时残破为若干片，不能修复。泥质灰陶，轮制。器为卷沿，方唇，束颈，折肩，圜底。肩部饰三周凹弦纹，下腹及底饰绳纹。复原口径18、腹径28、底径11.5厘米（图一一，6）。M169∶33，出土时残破呈粉状，缺失较多，不能修复。根据残存的碎片及痕迹观察，器为夹细砂红陶，小口，沿外翻，圆唇，束颈，溜肩，最大腹径在肩部，圆腹下收，平底。颈部以下饰竖向细绳纹。陶质较软，火侯不高，轮制。通高约24、口径约13、肩径约17厘米（图一一，7）。M169∶32，出土时残破呈粉状，不能修复。夹砂红陶，小口，沿外翻，圆唇，束颈。残高4.2、复原口径12.6厘米（图一一，5）。
（三）玉石器
10件（套）。器类有瑗、璜、蚕、管等。
玉瑗 1件（M169∶36）。出土于棺内东部左侧，出土时通体粘附有朱砂痕迹，边缘略有缺失。墨玉，青黑色，不透明。器呈圆形， 整块片玉制作呈环形；瑗体两面平整，厚薄略有不匀，中部有个两面钻圆形大好孔。片切割，通体抛光。直径9.5、好径4.6、肉宽2.46、肉厚0.5~0.6厘米，残重75.8克（图一二，1；图版六）。
玉璜 1件（M169∶34）。出土于棺内西侧，两面粘附有朱砂痕迹，一角有残缺。青玉，灰白色，半透明，受沁有灰色斑。器呈半圆形，约为圆环的二分之一，片状，外侧较薄单面刃，两端平齐各有2个双面钻圆形穿孔，穿孔一侧各有1个“V”型缺。一面局部饰勾连云纹。片切割，平雕，双面钻孔，通体抛光。长13.3、宽3.6、厚0.14~0.22厘米，残重33克（图一二，2；图版七）。
蚕形玉佩 1套3件。出土于棺内东南侧，与料珠伴出。青玉，青白色，半透明，受沁有灰褐色斑。圆锥体，呈蚕形，体有6~8道摺皱，下颌有一单面钻小穿孔。体饰凹弦纹。圆雕，通体打磨抛光。M169∶39-1，通长1.69、头高0.4厘米，重0.49克（图一二，3；图版八）。
玛瑙管 1件（M169∶42）。出土于棺内中部，与长方形佩饰伴出，出土时一端有缺失。桔红色，一端有黑灰色沁，橄榄形，竹节状，中间粗两侧渐细，两端平齐，中部有一竖向两端钻圆形穿孔。圆雕，通体抛光。长2.5、最大径0.9厘米，残重2.6克（图一二，4）。
戈形玉佩 1件（M169∶47）。出土于M169∶27铜盘填土中。青玉，青灰色，微透明，受沁有白色斑块，扁平体，长条形，整块玉片制作成戈形，三角形锋，直援，援中一面有脊一面平，上侧较厚无刃，下侧单面刃，无阑，长方形直内较短，内尾中部有一个弧形浅槽，援末一侧有1个弧形凹缺，另一侧有2个长方形凹槽。片切割，通体抛光。通长9.95、援长9.7、援宽1.5、援厚0.35、内长0.25、内宽1.05、内厚0.28厘米，重9.9克（图一二，5）。
叶形玉佩 1件（M169∶37）。出土于棺内东部南侧，与玉瑗伴出。青玉，灰白色，半透明，受沁大部呈黑灰色。器呈菱形，叶状，片切割，厚薄匀称。一面中脊起棱、两侧下折，另一面两侧内折呈斜面，两端各有1个单面钻穿孔。片切割，单面钻孔。通体打磨抛光。长5.25、最宽2.4、厚0.12厘米，重2.3克（图一二，6）。
长方形玉佩 1件（M169∶35）。出土于棺内中部偏西。白玉，灰白色，半透明，边沿有黑灰色沁。器呈长方形，其中一侧较薄略弧，片状，厚薄不匀。四侧各有2个大小不等的凹缺，两端各有2个单面钻穿孔。一面饰云纹，另一面无纹饰。片切割，背面残留有三条切割痕迹，单面钻孔，平雕，打磨抛光。长3.7、宽3.15、厚0.3厘米，重7.8克（图一二，7）。
玛瑙珠 1套5件。出土于棺内东南侧，与料珠伴出。同出5件，4件为橘红色，1件略扁为暗红色。圆柱体，半透明，两端平齐，中心有个竖向单面钻穿孔。通体抛光。M169∶48-1，高0.8、直径0.9厘米，重1.26克（图一二，8）。
石料珠 1套4件。出土于棺内东南侧，与玛瑙珠伴出。同出4枚，形制相同，大小各异。灰白色，器呈圆形，算珠状，两侧略细，腰部起棱，中心有一纵向穿孔。通体磨光。M169∶38-1，长1.2、最大径1.2厘米，重1克（图一二，9）。
编磬 1件（套）（M169∶43）。出土于椁室东北角，5~6块叠压为一堆，腐朽较甚，形制及大小不明，目前正在实验室清理中。
（四）漆器
漆器残片 2件。1件出于椁室北部编钟西侧，另1件出于棺西侧。均整体打包实验室清理中。
三、结语
（一）墓葬年代及墓主身份
1.墓葬年代
M169出土的盖鼎与随州东城区八角楼墓葬出土铜鼎[1]形制、纹饰相似，无盖鼎形制与枣阳郭家庙B型铜鼎（GM6∶1）[2]形制形同，仅上腹部纹饰有所差异。M169铜盘、铜簠及铜缶与淅川下寺M7出土的铜盘、铜簠、铜缶[3]形制纹饰相近，M169铜盘耳部内侧饰重环纹显示出年代稍早的风格。墓葬出土的铜簋耳下有珥、圈足下附3扁足，形制与随州何店出土铜簋[4]相近。铜匜的形制与苏家垄M85铜匜[5]形制相同，只在细部纹饰上有所差异。M169所出镈形钮钟与钮钟的形制纹饰均与同一墓地M190所出的镈形钮钟、钮钟[6]相同。
M169出土的青铜器纹饰以细密缠绕的蟠虺纹为主，也见有相对较早的垂鳞纹和重环纹等纹样，器物组合及形制与枣阳郭家庙、京山苏家垄等地曾国墓葬大致相同，只是在纹饰的组合上有所不同，在器型上出现楚文化典型器物铜缶，这是前期墓葬中所不见的新器类。
综合上述对M169随葬青铜器形制及纹饰的分析，我们推测其年代大致在春秋中期早晚段之间。
2.墓主身份
M169为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墓葬，墓葬全长约15.2、墓室东西长6.4、南北宽5.4米，是整个枣树林墓地规模最大的墓葬之一，出土铜礼器组合为鼎、簋、簠、盘、匜、缶，其中鼎的数量至少为5件，另随葬有编钟19件。M169出土的无盖鼎、铜匕、铜簋、铜簠及编钟上均有铭文“加芈”，盖鼎、铜盘、铜匜及铜缶上铭文“楚王媵…芈加”；M169位于M168（曾侯宝）北约11.5米处，从埋藏位置看两墓应为夫妻异穴合葬墓。从墓葬规模、埋葬位置、随葬器物及作器铭文来看，M169是整个墓地等级最高的墓葬之一，墓主为曾侯宝夫人芈加，亦可称加芈。
（二）学术价值
M169是目前所见春秋中期侯级墓葬中保存较好、出土随葬器物丰富且组合较为完整的一座，其时代清晰、墓主国属及身份明确，为考古学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在两周考古学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编钟铭文“帅禹之堵”“以長辝夏”，可与传世豳公盨、秦公簋、叔夷镈的“禹”“夏”铭文相印证，反映了春秋时期不同文化区域对“禹”和“夏”的共同认知，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提供了新材料。
编钟铭文“余文王之孙，穆之元子，之邦于曾”等，涉及曾国是文王之后的新材料，可与曾侯與编钟铭文“稷之玄孙”“左右文武”对照，从铭文记载的角度辨析周代从“稷”到“文” “武”的世系，为建立曾国世系提供了最直接重要的铭文资料。
芈加铜器铭文“楚王媵随仲芈加”，与同一墓地M191铜器铭文“楚王媵渔芈”、“唐侯制随”等铭文[7]相互印证，充分证明曾即为随，从而为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曾随之谜”画上了句号。
编钟铭文“楚既为忒，吾徕匹之”“复其疆鄙”等反应了及其丰富的曾、楚历史文化信息；墓葬出土的铜缶说明在此时曾国的随葬习俗已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对研究曾国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墓主的私名在楚王媵器上铭文为“芈加”，自作器上铭文为“加芈”，一人两名的称呼与“曾” “随”一国两名的情况相似，为研究春秋时期社会历史风俗提供了新材料。
附记：本项目发掘证照为考执字（2018）第193号。本文是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墓地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研究”（项目编号21&ZD236）的部分研究成果。枣树林墓地发掘项目负责人为郭长江，参加M169发掘的人员有：陈虎、李晓杨、宋有志、王新柱、刘申迪、张璐赟、冯春远等。冶金分析由北京大学张吉等完成，实验室考古由山东大学朱磊等完成，器物卡片由左德田制作，器物摄影由杨力、项军完成，线图由王新成、武保林绘制，拓片由余霜、朱喜梅制作。发掘期间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一批专家学者莅临工地指导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发掘工作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随州市博物馆、曾都区考古队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执笔者：郭长江 陈虎 李晓杨 王玉杰
附录：
今见枣树林墓地M169被盗青铜礼器简介
一、加芈鼎
1.随州市公安追缴3件，现保管于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等：《追回的宝藏》，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
2.国家博物院收藏1件（于璐：《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楚王鼎》，《书画世界》，2019年第5期）。
3.湖北省博物馆收藏1件（苏昕、翁蓓：《试论随仲嬭加鼎反映的等级身份》，《江汉考古》2017年第4期）。
5件鼎分为盖鼎和无盖鼎两种，其中无盖鼎3件，形制及纹饰相同，大小相次，铭文为“加芈之行鼎其永用之”。盖鼎2件，形制及纹饰相同，铭文为“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随中芈加飤緐其眉寿无期子孙永宝用之”。
二、“加芈”簋
随州市公安追缴3件，现保管于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等：《追回的宝藏》，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
三、“加芈”簠
随州市公安追缴2件，现保管于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等：《追回的宝藏》，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
（作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随州市博物馆。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