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腾 | 蒙古国新发现的铜器窖藏及相关问题

摘要：2016年蒙古国色楞格省呼德尔苏木布敦高勒的一处青铜窖藏出土了4件铜鍑、2件中原式铜鼎，这一发现拓展了周代青铜礼器的分布范围。根据共存的铜鼎，可判断该窖藏的年代在西周晚期，其性质与中国的延庆西拨子窖藏、通辽巴雅尔吐胡硕窖藏相同，属于金属废料的储藏坑，体现了欧亚草原地区和中国北方地区以工匠为主导的小规模铜器生产体系。这批材料为探讨中原地区铜鍑的来源以及西周时期中原地区与蒙古高原的文化交流互动提供了重要材料。

2016年，蒙古国一矿业公司在采矿过程中发现了一处铜器窖藏，其中出土了6件器物，包括4件铜鍑、2件铜鼎（图一[1]）。该窖藏位于蒙古国北部色楞格省呼德尔苏木的布敦高勒，靠近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共和国。蒙古国考古学者随后撰文简单介绍了这批器物[2]，俄罗斯学者科瓦列夫（А.А. Ковалев）最近又详细介绍了这批器物的具体情况，并指出其与延庆西拨子窖藏的性质相似，属于游牧人群二次利用的金属冶炼废料[3]。该窖藏出土的2件鼎是典型的中原式礼器，这一发现大大拓展了周代青铜礼器的分布范围，为探索草原人群和中原人群的交流和互动提供了重要材料。有鉴于此，我们尝试对这批器物的年代、性质及中原式礼器的传播途径作以讨论。

图一 布敦高勒窖藏出土情况

一、窖藏的年代

窖藏出土的铜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深腹鍑，共3件。3件深腹鍑都有不同程度的残损，均为圜底、圈足、口沿两侧有环形立耳、耳上部有柱状凸起（图二[4]，1～3）。另一类是浅腹鍑，仅1件。圜底、圈足、口沿两侧有半环形附耳（图二，4）。窖藏出土的2件鼎形制相似，均为立耳、侈口、弧壁、圜底，底部有三足，均残，口沿下施简化的S形龙纹（图二，5、6）。

图二 布敦高勒铜器窖藏出土器物

1 ～ 3.深腹鍑 4.浅腹鍑 5、6.鼎

科瓦列夫已指出布敦高勒窖藏出土的铜鼎与岐山刘家村出土的同类器相似，深腹鍑与岐山王家村、义马上石河、延庆西拨子窖藏出土的同类器相似，故他将此窖藏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世纪～前7世纪。他的断代基本可从，但仍有进一步细化的空间。该窖藏出土的2件铜鼎在中原地区常见，其中较早的此类铜鼎见于滍阳岭应国墓地M85应侯夫人墓、长子西南呈M6、岐山刘家村，均为直壁、深腹、圜底近平，年代多在西周中期偏晚阶段（图三，2～4）[5]。而该窖藏出土的2件铜鼎均为弧壁、浅腹，形制与上述鼎有所区别（图三，1、5），与其最相似的鼎见于华县东阳M153[6]，均弧壁、浅腹，器身纹饰也颇为相似（图三，6、7）。东阳M153的年代在西周晚期偏晚阶段，该窖藏2件鼎的年代大致也在此时。

图三 铜鼎对比图

1、5.布敦高勒窖藏 2.平顶山滍阳岭M85:14 3.长子西南呈M6:4　4.岐山刘家村（岐山县博物馆藏） 6、7.华县东阳M153:9

类似布敦高勒窖藏出土的铜鍑广泛分布于同期的蒙古草原、新疆及中原地区，学者们对此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基本明晰了中原地区铜鍑的演变规律[7]。布敦高勒窖藏铜鍑的圈足较矮，与中原地区西周晚期的岐山王家村鍑相似（图四，2）。礼县大堡子山墓地出土、义马上石河M35:3等年代明确在春秋早期的铜鍑往往圈足较高[8]（图四，3、4）。蒙古国西部近年新发现了2件圈足较高的铜鍑（图四，6、7），其测年数据均在春秋早期[9]。这些现象均说明圈足较高的深腹铜鍑年代可能稍晚，圈足较矮的深腹铜鍑年代较早。布敦高勒窖藏铜鍑的年代大致可定为西周晚期，该窖藏的年代应在西周晚期偏晚阶段[10]。

图四 铜鍑对比图

1.布敦高勒窖藏 2.岐山王家村出土 3.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　4.义马上石河M35:3 5.内蒙古中南部出土 6、7.蒙古国库苏古尔省出土

二、窖藏的性质和出现原因

延庆西拨子窖藏出土的铜器多残损且窖藏中还发现有铜渣，笔者曾根据这一现象推测西拨子窖藏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的青铜原料储藏坑，用来储藏用以重熔进行二次铸造的残损铜器[11]。科瓦列夫也有同样的意见，他指出布敦高勒窖藏与延庆西拨子窖藏类似，出土的器物既包括北方式的鍑也包括中原式的青铜礼器，其中铜器多残损，丧失实用性，应当属于游牧人群二次利用的金属冶炼废料。除上述两处窖藏外，在内蒙古通辽扎鲁特旗的巴雅尔吐胡硕也曾发现这样的窖藏，该窖藏出土了铜鍑1件、铜簋1件、铜簠1件以及一些联珠饰和青铜器残片。其中铜鍑无耳，铜簋无盖、三足残损，簠仅存盖部[12]。这些器物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丧失了其作为实用器的功能，应当也是用于重熔的金属废料。

这些青铜原料储藏坑的发现应当与北方地区的冶铸传统有很大关系。以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例，除属该文化的高等级聚落小黑石沟遗址发现过一批石范，可能存在大规模冶铸行为外[13]，其他聚落中发现的铸范和冶铸遗物均非常分散，且规模不大，说明该文化并没有形成类似中原那样政治权力管控下的统一铜器生产和分配体系，以松散的小规模自发冶铸为主。在河北丰宁东沟道下发现了一座典型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铸铜工匠墓，墓内出土了包括坩埚、石范在内的成套冶铸工具[14]。在敖汉旗山湾子墓地和凌源三官甸墓地也发现有随葬石范或鼓风管的现象，墓主可能也是铸铜工匠[15]。这些发现表明夏家店上层文化中铸铜工匠的分布较为分散，成套便于携带的小型石范以及铸铜工具体现出铸铜工匠的流动性较强。

如果我们将视角放在广袤的欧亚大陆北部，会发现这类铸铜工匠墓延续时间长且分布十分普遍，在新疆切木尔切克墓地以及东欧草原地区都发现了这类随葬铸范或坩埚的墓葬[16]。蒙古国虽未发现此类墓葬，但也发现了一些石范，其形制与同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石范相似[17]，以往杨建华等学者的研究表明西周时期蒙古高原流行的铜器形制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相似，这说明两地间的青铜生产体系应大致相同[18]。铸铜工匠墓广泛存在表明欧亚大陆北部长期流行工匠主导下的小规模铜器生产体系，从铸范的形制看，其产品多以工具、武器以及小型装饰品为主，且存在一范铸造多物的现象，便携性较强。在这样的生产体系下，一些边远区域的聚落可能不具备自行生产铜器的条件，往往依赖于流动的铸铜工匠，因此会有大量储存铜料的习惯，形成了诸如布敦高勒、西拨子和巴雅尔吐胡硕这样的铜器窖藏。这些窖藏中的中原式礼器在损坏和更换文化背景后，已经丧失了作为礼器以及奢侈品的功用，成为铸造工具、武器的铜料。

三、中原式礼器的传播途径

事实上，在蒙古国境内很早就发现有周代的铜器。张柏忠此前就注意到了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后汉书·窦融传》载窦宪破北匈奴时“南单于于漠北遗宪古鼎，容五斗，其傍铭曰‘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宪乃上之”[19]。《辽史·道宗纪》载：“大安七年六月己亥，倒塌岭人进古鼎，有文曰‘万岁永为保用’。”[20]北匈奴在今蒙古国境内，辽代的倒塌岭位于中国与蒙古国交界处[21]。布敦高勒窖藏的发现在实证了以往文献记载的同时，也提出了另一问题：这些中原式青铜礼器是如何到达千里之外的蒙古北部？

关于器物的长距离传播现象，无外乎贸易与战争行为两种。就布敦高勒窖藏本身的位置和窖藏内容而言，科瓦列夫认为战争行为的可能性更大些。我们同意这一看法。中原地区出土的铜鍑被学者们认为属于欧亚草原地区的文化因素，但关于其来源，学界仍有不同意见，多数学者认为来自陕北地区[22]。布敦高勒窖藏发现的3件深腹铜鍑形制与中原地区发现的同类器形制相似、年代相近，蒙古国西部的库苏古尔省近年也发现了同类器物。中原地区和蒙古高原之间的内蒙古中部一带也曾发现过同类器（图四，5）[23]。这些现象均表明，蒙古高原是这类铜鍑的集中分布地之一，中原地区发现的一些素面铜鍑应直接来自此地。中原式铜鼎在蒙古高原的发现和北方式铜鍑在中原地区的出现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交流，并非商贸所形成的间接接触。

传世文献记载了西周晚期周人与北方猃狁的多次战争，林沄根据师同鼎和多友鼎的铭文认定猃狁使用战车，而同时期的蒙古高原发现了不少车辆岩画，鄂尔多斯高原和甘宁一带又长期未发现可与猃狁对应的考古学遗存。因此他推测部分猃狁的位置可能在蒙古高原一带，对应石板墓文化人群[24]。周原出土的师同鼎铭文记载了师同与戎作战所缴获的战利品，学者们认为其中的“戎鼎”就是指铜鍑[25]。布敦高勒窖藏铜鍑和铜鼎所表现出蒙古高原与中原地区的直接交流现象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林沄以往的推测。

战争所带来的不仅有对抗，还有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中原地区的工匠吸收了北方式的铜鍑的风格，创造出了一些施有中原式纹饰的铜鍑，如礼县大堡子山墓地出土铜鍑（图四，3）[26]。还有一些铜鍑甚至微缩化作为盛放化妆品的容器，如梁带村M26:261鍑[27]。中原的礼器也影响了草原地区的容器。布敦高勒窖藏出土的浅腹鍑形制特别，半环形附耳、盆形腹，鲜见与其相似者（图二，4）。科瓦列夫认为这件鍑与中原地区的铜簋相似，可能是仿照其制作，此说有一定道理。

综上，本文认为布敦高勒窖藏的年代在西周晚期，其性质与中国的延庆西拨子窖藏、通辽巴雅尔吐胡硕窖藏相同，属于金属废料的储藏坑。布敦高勒窖藏的铜鍑和铜鼎反映出了西周时期中原地区与蒙古高原的直接交流，该窖藏可能与西周时期的猃狁有一定的联系。
 

[1]А. А. Ковалев. Кладс реки Будун-Гол с котлами "скифскоготипа" и ритуальными треножниками "дин" : к вопросу о судьбах трофейного металлолома в евразийских степях"[J]. Археология Евразийских степей, 2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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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西周晚期晚段与春秋早期的铜器不易区分，这批窖藏也有晚到春秋早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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