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巡展史综述
内容提要：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巡展工作最早可追溯至1912年“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成立之初。之后历经百年沧桑，国博巡展在内容、形式、质量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远的发展。本文通过对中国国家博物馆1912年至今巡展工作的回顾，从中探寻博物馆巡展工作的意义和一些发展规律。
关键词：中国国家博物馆；巡展；发展
博物馆巡展对于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来说是一种资源的整合，打破地域和空间限制，让更多的文物走出库房、走上展线、走向大众，发挥出独特的教育作用和社会价值。中国国家博物馆自成立之日起，在全国乃至世界进行巡展，通过馆藏文物和展览充分展示中华文化遗产和历史文明。
一、早期实践—博览会（1912—1949）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成立于1912年，早期展览工作中已蕴含巡展雏形，主要是以参加各种博览会的形式开展。据记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最早参与的博览会应为1914年莱比锡“万国书业雕刻及其他种专艺赛会”，这也是历史博物馆首次将藏品公开展览。1913年德国艺术商人米和伯作为该展会驻京负责人曾向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商借展品，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科第一科科长周树人（鲁迅）也亲自为此事斡旋，其日记中记载馆藏十三种藏品送至住处，宿夜守护直至米和伯取走。但不幸的是该展会开幕不久值一战爆发，中国与德国断交，战后两国恢复邦交，此批展品经民国财政部、外交部、教育部共同协调，方于1924年底抵达北京，归还历史博物馆。
1926年美国费城举办世界博览会，国立历史博物馆应征特别制作了古代乘车兵车模型和“周秦以来尺度多种”，其中周礼考工记车根据戴震《考工记图》及阮元《考工记车制图解》模制，一并交由民国教育部运送参赛（图1），会后华美协进社受委托将获奖凭证送至历史博物馆。
1929年首届西湖博览会举办（图2），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一次博览会，自筹备以来便受到国内外民众关注，该陈列区设八馆二所三处室，其中艺术馆由林风眠任筹备主任，陈万里受委托作为北路特派员赴北京征集展品，历史博物馆应邀提供部分展品，并印就太平天国玉玺拓片赠与博览会展出。
1929年8月，历史博物馆划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管辖。1930年比利时举办世界博览会，教育部特设中国教育馆，商国立中央研究院参加，历史博物馆将博物馆全景及陈列室古衣冠模型照片二幅寄赠展览，获奖状及金色奖章一枚。
1933年至1934年美国芝加哥举办世博会，自1931年收到征品处来函，历史博物馆先后将北魏元显墓志、景教石刻、太平天国玉玺等拓印装裱，加以说明，除参加陈览外，还制作了中国书籍系统沿革图片装列成幅，又编制了博物馆历年工作简表一并送出，后收到《中华民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筹备委员会谢状》。
近代博览会最早发端于18世纪后期，至20世纪博览会已由单一国家工业展示逐步演变为多元文化交融的舞台。中国虽然战乱不断，但从晚期清廷到民国政府都积极参加各国举办的博览会，希望能通过国外展会向世界展示近代中国实业发展和中华文明，这也是参与世界文化对话的一个重要途径。除此以外，民国政府也在国内举办各种博览会，将代表我国五千年文化的展品齐聚一堂，希望借此唤醒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
广义上的博物馆巡展指以流动形式在不同地区进行临时性展出的文化活动，其核心在于通过文物或艺术品的跨区域展示，突破空间限制实现文化共享，促进文化交流。民国时期的博物馆大都处在初创期，多不具备独立组织大型文物类巡展的现实条件，历史博物馆在这一时期做好馆舍内展览展示的同时，让馆藏文物从馆舍和藏品库房走向各个博览会，以此为窗口向国内外观众展示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虽不是独立成展，但也与现代博物馆巡展的理念相通，可算是巡展的雏形。此后随着时局动荡，历史博物馆几经变更归属、更名，又经历馆藏文物大迁移，各项工作都处于半停滞状态，藏品外出展览也不具备条件。
二、初期发展—流动展览（1950—1972）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国家高度重视下，博物馆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历史博物馆）和建国后成立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央革命博物馆）都做了大量工作，也探索出一种新的展览形式—流动展览。此时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加速发展，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先后成立了群众工作部，对外宣教的任务主要由此部门承担，通过流动展览和专题演讲等形式，尝试将历史知识和革命文化传播至更广泛的群体。
1958年历史博物馆制作“中国原始社会”“中国近代史”两个流动图片展，分别到北京昌平区、十三陵水库附近农村以及昌平南口等地，“用自行车带到乡村去”展出。1960年春节期间，在鼓楼文化馆展出了“古代科技发明”“中国通史陈列历史挂图”。1961年，在颐和园分别举办了“古代农田水利”“古代科技发明”“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展览，向群众普及历史知识。1965年推出“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郑成功收复台湾”等到通县和门头沟等地的农村巡展。
1958年革命博物馆编辑制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大生产运动”“抗日根据地人民的反扫荡斗争”“反对美、英帝国主义对中东地区的侵略”等图片展，深入十三陵水库工地和农村巡展，观众达28万人次，开创了“送展下乡”模式。1965年与山西省委联合举办“大寨展览”，于11月20日在山西省博物馆（文庙）内展出，“大寨展览”共展出照片、实物、模型、雕塑、绘图、电影等共416件（图3），整个筹备过程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人员边学习、边调查、边设计、边修改、逐步提高的过程，是走出去、依靠当地政府和群众支持的初步尝试，也是把办展览的一整套工作搬到农村去做的第一次尝试。
1951年文化部发布《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对博物馆建设提出指导性意见，1958年在《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五年纲要》里又倡导“博物馆……开门办馆，出门办馆，上山下乡，去工地工厂大搞流动展览”。这一时期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的巡展实践更强调教育性与普及性，主要由两馆的群众工作部编制一些小型流动展览，选取图片、照片、模型和一些复制件展出，对大众进行历史文化科普以及爱国主义教育。
除去国内的社会教育流动展览外，历史博物馆还参与一些国际巡展工作，例如1950年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艺术展览会”，历史博物馆为该展览会提供了陶瓷、铜器、雕刻、缂丝等共计84件重要藏品，其中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文物和浙江绍兴出土文物被中国博物馆专家评价为“精绝”，并被中国观众评论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物品”。此次展览会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布拉格、华沙、布达佩斯、柏林等地引起轰动，展示了新中国形象，传递了国际友谊，也为历史博物馆在多年后筹备巡展积累了一些经验。
三、时代机遇—国际巡展和流动展览（1973—2002）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国际关系缓和，巡展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66年到1972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经历了短暂闭馆（1969年至1982年合并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直到正常运转后才逐渐开展展览业务。1973年5月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先后在法国、日本、英国等15个国家展出，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在国外展出新中国的出土文物。此后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一方面开启国际交流巡展，另一方面继续开展流动展览（国内巡展），紧跟着时代的脚步而发展。
（一）国际巡展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革命博物馆率先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展览交流，“周恩来生平事业展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十周年纪念展览”“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展览”分别在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四个城市进行巡展，从多角度展示了中国革命历史的丰富内涵，增进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之间的了解。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历史博物馆业务活动中最富时代感的工作是中国对外文物展览。从开始的提供展品参与策划，到1983年完全自主策划巡展，历史博物馆最先选定的是“中国古代文明展”，当年6月在意大利威尼斯首次巡展，1986年又在威尼斯举办了第二期，之后又在南斯拉夫萨格勒布、西班牙巴塞罗等地巡展。此外，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赴日巡展增多，1983年日本长崎孔庙将大成殿后侧的唐人馆修建成中国历代博物馆，一层设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厅，自开馆后14年间每两年更换一次展览展出。1988年和1989年还分别在日本奈良和东京举办“中国古代科技展览”和“汉字的历史”巡展。
进入90年代，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我国对外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历史博物馆参与了“人与神—中国古代文物精品展”“世界文明摇篮之—中国”等在欧洲的巡展，“中国帝王陵墓展”“中国考古黄金时代展”等在美国的巡展，自主策划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展览”“中国古代瓷器与茶具展”“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名品展”“中日南海沉船考古暨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展”等在日韩的巡展。
世纪之交，中国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回归，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在此期间多次赴两地巡展，举办“共和国的起步—新中国建国初期文物图片展”“天工开物—中国古代科技文物展”“中国历代妇女形象服饰展”“国宝—中国历史文物精华展”等，用历史文物展示璀璨的中华文明，用史实资料阐述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历史事件，拉近港澳同胞与内地的距离。200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与台湾历史博物馆共同举办“龙文化特展”（图4），与台湾博物馆共同举办“天工开物—中国古代科技文物展”，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二）流动展览（国内巡展）
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除了推动国际巡展，在国内继续开展流动展览业务。历史博物馆顺应时代发展，根据基本陈列和馆藏着手制作“中国近代史图片展”“中国古代史图片展”“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图片展”等流动展览，先后在山东青岛、河北邢台、河南郑州、广西桂林、江苏苏州、辽宁沈阳等多地展出，并多次走进北京各学校。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革命博物馆结合纪念活动推出的“纪念红军长征60周年流动展”“铭记甲午，勿忘国耻—纪念甲午战争100周年展”等小型流动展在北京各学校展出，“纪念三位美国朋友—斯特朗、史沫特莱、斯诺展”“路易·艾黎和马海德生平展”“抗敌演剧队、宣传队、孩子剧团史料展览”等在一些城市巡展，从多角度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70年代末至80年代，为回应时代之需、人民之需，适时推出“祖国在我心中—云南、广西边防部队英模事迹”展览，在河南、天津、四川、河北、辽宁部分城市巡展，真实地再现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前方将士的英雄形象，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
80年代至90年代中后期，国内博物馆人最开始做国际巡展时缺乏经验，不知道需要给展品上保险，文物运输不专业，文物点交也较为简略，甚至展览协议也不清楚如何签署，只能边做边跟外方学，这种近距离观察提升了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吸收了先进的展陈技术理念，也为后面巡展工作储备了资料素材。在国内举办巡展或和多个博物馆共同举办展览时，博物馆工作人员要统筹所有的展览事项，当时没有专业的运输包装公司，给文物巡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而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分工的细化逐渐为巡展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另一个收获便是通过举办展览征集文物，特别是革命文物，例如在举办“祖国在我心中”巡展时，筹备时并没有任何实物，革命博物馆的员工走访了14省市的300多家单位，收藏了628件实物，同样的还有长征纪念展等，这种边展边征集的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四、规模化发展—国际拓展与国内协作（2003—2018）
2003年2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两馆基础上正式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一时期，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一步加强，国际影响力持续上升，各国希望能了解中国文化背景，博物馆无疑是深入了解一个国家历史与文化的绝佳途径。随着国内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人们对于美好生活有新的期待，开启博物馆巡展也是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一种路径。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化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博物馆在21世纪之初自主策划了“隋唐美术—追寻正仓院宝物的故乡”“中国古代青铜器展”“中国长城展”“文心万象—中国古代文人的绘画与生活展”“来自中国的珍宝—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精品展”“悠久之美—中国国家博物馆名品展”（图5）赴日本、波兰、塞尔维亚、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多地巡展。参与策划了“中国古代艺术奇观—唐代艺术展”“唐代中国—7至10世纪的黄金时代”赴意大利、希腊巡展。2006年8月至12月，“和平之旅—世界二战历史资料全国巡回展”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槟城及新加坡等六大城市巡回展出。
2003年国家博物馆分别在香港、澳门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展”巡展，2004年在香港举办“世纪伟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美食配美器—中国历代食具展”巡展，2005年8月至9月在香港、澳门举办“和平正义事业的伟大胜利—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展览”巡展，2006年在香港举办“扬帆万里—郑和下西洋纪念展”“虽小道亦可观—中国古代消闲娱乐展”巡展，2009年在香港举办“百年中国”巡展等。
2007年至201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闭馆期间，举办了“国家宝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精品展”巡展（图6），先后在湖南省博物馆、福建博物院、河南博物院等11家博物馆展出，历时三年，观众数量达200万人次，这是第一次由国家博物馆组织的全国性的文物巡展。
新馆竣工后，“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复展，观众络绎不绝。2016年7月1日前夕，国家博物馆策划推出了“复兴之路”大型巡展（图7），先后在上海、辽宁、山东、云南、福建、陕西、广东等多地展出，使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反对外来侵略的抗争史，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的奋斗史、创业史和改革开放史，受到各地人民的普遍赞扬。
2003年国家博物馆整合后，巡展工作进入规模化阶段，不仅深化了文化外交，还推动了国内馆际协作与资源共享，标志着巡展机制的制度化转型。在这一时期的国际巡展，开始有意识的选择一些展现中国开放、包容、积极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形象的巡展主题，如青铜器展、长城展、古代绘画展等，也尝试推出反映世界共同历史记忆的巡展，如二战史料展等。在国内，多年来首次推出文物巡展，“国家宝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精品展”在全国多地开启，高品质展览内容和精美文物吸引观众纷至沓来，同时国内巡展也加强了馆际协作，为巡展的制度化积累了经验。
五、创新深化—巡展的多元化与全球化（2019年至今）
2019年以后，国家博物馆愈加重视巡展工作，其巡展活动与国家文化战略紧密相连。一方面加大国际巡展力度，服务国家外交大局，配合元首外交、建交纪念、文化旅游年等国家重要活动，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用展览架起“交流互鉴”的民心之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另一方面加大国内巡展力度，践行“展览是最重要的服务产品、策展能力是核心能力”的理念，策划推动展览和馆藏文物的馆际交流，促进重要展览巡展常态化，主动走向社会，服务观众，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一）完善巡展机制
组织巡展，除了策展外最重要的便是展品的安全与保护，是从前期调研到撤展贯穿整个巡展，是决定能否开展此项工作的首要条件。展览选题关乎展览的定向，是促成巡展成行的决定因素。良好的展陈设计不仅能吸引观众走进展厅，还能增加对展品的理解和记忆，是展览成功与否的关键。配套的活动能提升观众的参与度和满意度，无论是提供讲解服务，开展社教活动，还是开设展览讲座，都是博物馆功能拓展的体现。合理的宣传能够扩大展览影响力，促进行业交流，是巡展品牌建设的重要保障。
所以巡展需要科学化管理，专业化分工，明确职责，让参与巡展工作的各方人员专注于擅长的领域，协同配合，为文物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也为巡展的顺利举办提供便利条件。国家博物馆先后制定了策展人制度和巡展管理制度，明确策展团队职责，理清巡展工作流程，从展览策划到巡展项目实施全过程监督，对设施报告、展览协议、展品保险、运输包装、展品点交、布撤展等重要环节都进行标准化管理，确保文物安全、展览质量、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观众的观展体验。
（二）国际巡展输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
国家博物馆通过国际巡展，打造文物外交品牌，依托文物资源讲好中国故事，广泛拓展国际传播渠道，2019年至今在克罗地亚、匈牙利、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港澳地区开启12个巡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以展览增强国家认同和爱国意识。
在国际巡展中，国家博物馆注重选择容易引发海外观众情感共鸣的展览题材，甄选观众感兴趣或体现中外文化交融的展品，在展览内容上注重国际化语言阐述，打造适合当地民众易于理解的展览文本，合理搭配图片、影像等辅助展品提升观赏性和趣味性，通过展览讲述中国故事，建立情感联系。
例如“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在2024年和2025年分别赴匈牙利（图8）和俄罗斯，该展览作为中国和匈牙利建交75周年以及“中俄文化年”重要交流项目，以食为钥，全方位阐释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发展变迁与文化内涵，加深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2025年“中国白—中国德化白瓷艺术展”登陆马来西亚吉隆坡，呼应“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展示德化白瓷的工艺与美学价值。
在香港、澳门地区展出“现代化之路—共和国70年”“百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主题展览”“吉金耀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青铜器精品展”（图9）等展览，增强了港澳市民对稳定社会与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荣誉感。
（三）国内巡展实践：主题多样性与地域协同
国家博物馆积极推动巡展常态化、制度化，使馆藏文物充分流动，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自2019年相继在上海、天津、重庆、黑龙江、河北、江苏、安徽、广东、新疆等20余个省市自治区，开展了31个巡展项目，实现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共同创新，以实际行动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
在国内巡展中，国家博物馆通过主题化、差异化巡展策略，覆盖历史、红色文化、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等多元领域，通过群众愿意接受的叙述和审美方式呈现精美文物，并与地方博物馆深度合作，推动文化资源下沉。
例如“人格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展（图10），自2023年以来先后在哈密市博物馆、苏州革命博物馆、上海市松江区博物馆、秋收起义纪念馆历史陈列馆、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博物馆等13家博物馆、纪念馆开启巡展，成为全国人民学习、了解红色文化的重要参观展览，掀起广泛热议。
2023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策划设立“国博厅”作为国家博物馆固定举办文物、文化和艺术类展览的专用场地，先后开启“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镜里千秋—中国古代铜镜文化”等巡展，发挥文物在推动“文化润疆”工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的有益尝试，使广大新疆人民可以足不出户观看到国博展览，感受中华文明的磅礴气势。
六、总结与展望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百年巡展史，是一部中华文化从觉醒到自信的成长史。从1912年莱比锡博览会的初次亮相，到新中国成立后“送展下乡”的基层实践，再到全球化时代的战略布局与创新引领，巡展始终肩负着文明对话、文化共享、历史传承的核心使命。国际层面，以海外文物外交为桥梁，推动中华文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塑造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国内层面，通过全国巡展，打破地域壁垒，促进文化资源均衡共享。公众层面，主题巡展将历史叙事融入国民教育，激发民族凝聚力与文化认同。
从战火中守护文物的颠沛，到新时代文明互鉴的从容，国博巡展的百年历程印证了文化的力量。未来，唯有以创新为舟、以包容为舵，方能在文明长河中扬帆致远，让文物承载的中华精神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