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朝鲜族人迁移中亚，原因竟与日本有关
19世纪末，中亚地区已出现来自朝鲜半岛的移民。1897年，全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七河省、锡尔河省、阿克莫拉省、浩罕县、纳曼干县、比什凯克市、普热瓦利斯克市等地都有少量朝鲜移民居住，但人数增长缓慢。到1926年，在现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分别仅有42、36和9名朝鲜移民。彼时，他们被称为苏联朝鲜人。
为在哈萨克斯坦种植水稻，1928年春，苏联政府迁移了远东边疆区的70户300多名苏联朝鲜人。之后，为开发中亚大片尚未开垦的土地，善于农耕的他们开始小规模向中亚迁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苏联远东地区安全受到严重威胁。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发生后，苏联政府更加担心生活在远东的苏联朝鲜人被日本人利用从事间谍工作。为确保东部边境安全，1937年8月2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共同签署了《关于迁移远东边疆区沿边界地带朝鲜族居民的决议》。短短4个月里，近17万名苏联朝鲜人从远东地区迁至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且在5年内不得随意迁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事农业生产，少数在城镇当工人或职员。1937年的迁移使苏联朝鲜人的中心地带由远东变为中亚，他们也见证了苏联的兴衰和本地区主权国家的建立与发展。
一位移民到苏联的朝鲜族女性（戴头巾者）及家人的合影。她的两个弟媳都是苏联人。Valentina Ahn供图
初至中亚地区，穷苦生活迫使这些苏联朝鲜人不得不把生存作为第一要务，努力融入新的生活和文化环境。同时，朝鲜族的本土文化随着时间在这一群体中被慢慢冲淡，出现了文化断层。取而代之的是俄语、苏联文化、中亚当地民族的习俗，以及朝鲜元素与这些当地文化元素的融合。
1937年，近17万名苏联朝鲜人从远东地区迁至中亚地区，他们学会了俄语，并融入了当地。图为一位苏联朝鲜人和他的苏联妻子。 Kharkiv摄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出版的俄朝双语报纸，创刊于1923年。 Sanjay Kumar摄
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末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事件，15个加盟共和国成为独立主权国家，“高丽人”（俄语Корё-сарам，为朝鲜语音译）这一称呼逐渐取代了“苏联朝鲜人”。本文中提及的高丽人，主要指苏联解体后居住在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的早年来自朝鲜半岛的移民及后裔，他们见证了苏联的兴衰和本地区主权国家的建立与发展。
生活在苏联远东地区的一户朝鲜移民。摄于1893年。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生活在中亚地区的苏联朝鲜人开始要求建立民族文化组织，并将复兴民族文化、民族语言、民族传统和习俗作为主要任务。文化民族复兴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主流现象，苏联朝鲜人的选择是大势所趋。由于他们不是中亚地区的原住民，没有可以属于自己的“故土”，所以并未提出自治一类的政治诉求，其文化、民族复兴不会对国家政权造成威胁，因而也得到国家的支持。
在苏联解体和独联体国家与韩国的对外关系加强后，高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兴趣大大增加。如今，越来越多的中亚高丽人努力遵循朝鲜族传统，保留朝鲜族的价值观、基本习俗以及社会文化身份。当前，中亚地区的高丽人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中亚高丽人的族群认同不断增强，与韩国同胞的交往、赴历史祖国旅行、在报刊书籍和电视节目中了解韩国，都影响了中亚高丽人增强族群认同的进程。
乌兹别克斯坦的朝鲜裔婚礼现场。摄于1979年。婚礼虽是俄式风格，但婚宴上有不少朝鲜传统菜肴。
中亚的苏联朝鲜人民族复兴运动初期，各类组织之间充满矛盾。苏联解体后，这些矛盾并未完全消失，导致难以取得文化复兴的成果。在此情况下，对各类组织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改革从更换领导人开始，一批年轻的朝鲜族商业精英先后登上了哈萨克斯坦高丽人联合会、吉尔吉斯斯坦高丽人联合会、乌兹别克斯坦高丽人文化中心联合会等组织的领导岗位。随着新型领导人的上任，高丽人组织的价值倾向开始发生变化，团结统一成为主要取向。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群中亚高丽老人在玩将棋（Janggi）。摄于1991年。
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的中亚高丽人正在制作传统美食打糕。摄于1992年。
在中亚高丽人的民族复兴中，朝鲜和韩国暗中较劲，力图使中亚高丽人变成自己统一朝鲜半岛的政治资本。苏联时期，由于苏朝两国的关系较为密切，因此苏联朝鲜人在政治态度上大都倾向朝鲜。苏联解体后，韩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韩国的影响不断扩大，能源丰富的中亚受到韩国官方和商界的关注，而中亚国家也逐渐把韩国作为自身发展的榜样。而各国高丽人文化中心（或高丽人联合会）则受到韩国教育中心资助，大都亲韩。
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位韩语教师。摄于1988年。
由于历史原因，中亚高丽人与俄罗斯人最为亲近，与所在国的主体民族居民之间基本上没有语言障碍。双方成员大部分已掌握俄语，不少高丽人逐渐开始学习主体民族语言。不过，大部分中亚高丽人并不懂朝鲜语，即使有些人懂，也多是一些与标准语相差甚远的方言，这也是外迁者大都不迁回朝鲜或韩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俄语中，“点”和“女儿”谐音，因此安置高丽人的居民点也被戏称为“朝鲜族的女儿”。
独立后，中亚国家采取宗教自由政策，中亚高丽人社会出现了多种宗教信仰。其中，韩国基督教会积极在中亚开展传教活动，这对中亚高丽人的宗教信仰起了很大作用。传教对象主要是居住在中亚的高丽人，传教活动主要集中在哈、乌两国。韩国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在凝聚中亚高丽人方面发挥了作用。
吉尔吉斯斯坦少将鲍里斯·尤盖是该国著名的高丽人代表
苏联解体前，中亚地区的苏联朝鲜人是苏联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民族之一；解体后，中亚高丽人仍保持着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从而改变了高丽人在中亚以农业（集体农庄）为主的就业结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亚国家进行私有化，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为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事经贸活动成为中亚高丽人的重要就业方式，一批中亚高丽人脱颖而出，成长为政治、商业和科技精英。
高丽人在注重集体农业建设的苏联发挥了重要作用。摄于1980年的塔什干。
位于塔什干的朝鲜侨民迁至乌兹别克80周年纪念碑 Marina Rich 摄
在选择迁入国时，除了受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影响外，高丽人的历史祖国也发挥着不同作用。韩国居民推崇民族语言文化，认为所有朝鲜族都应讲一口地道流利的朝鲜语，这使得中亚高丽人担心语言水平成为移居韩国的障碍，更让他们难堪的是，韩国民众习惯把中亚高丽人视为困难户；与此相反，俄罗斯人则对中亚高丽人表示欢迎，20世纪90年代后期滨海边疆区制定了一系列吸引中亚高丽人返迁的方案，因此他们更多选择迁入俄罗斯。
在高丽人聚居的牙山市新昌区，俄语标识随处可见。 SUHNWOOK LEE摄
中亚高丽人的语言和人种是韩国进军中亚市场的潜在优势，因此韩国政府非常重视其在中亚人文领域的特有优势，希望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其他领域的合作。为培养中亚高丽人的亲韩感情，韩国政府在高丽人聚居区设立韩国语教育院，提高高丽人的韩语水平，通过韩国本土合作机构为其提供无偿职业培训，实施“访问就业制”，放宽签证许可，为中亚高丽人回韩国就业提供方便。同时，韩国政府还在中亚各国部分高校开设韩语课程和韩国文化课程，举办戏剧展览和其他文化活动，还设立特殊奖学金给愿意留学韩国的学生。
为培养中亚高丽人的亲韩感情，韩国政府在中亚国家部分学校开设了韩语课程。图为一所技校的学生正在上韩语课 Ruairi Casey 摄
当前，韩国正面临严重的人口危机，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导致劳动力短缺，政府为此正在寻求解决方案，其中一种尝试是鼓励中亚高丽人回来定居。1999年，韩国通过了《在外同胞法》；2001年后，韩国开始向高丽人授予居留权。随着政策的进一步放宽，更多中亚高丽人移居韩国，目前在韩高丽人达10万多人，主要集中在安山、光州和仁川。
韩国光州光山区月谷洞的高丽人村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高丽人聚居点之一
尽管如此，语言障碍、歧视和社会边缘化是这些新移民融入韩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许多高丽人的孩子在学校需要额外的语言支持，而且他们的高中入学率略低于当地学生。此外，一些高丽人家庭因文化差异在社区中受到排斥。虽然存在这些挑战，但这些回归家庭对韩国经济的贡献是明显的。他们在制造业和其他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作，填补了韩国年轻人不愿从事的职位空缺。
韩国政府正考虑采取更多措施支持这些家庭，包括提供职业培训、改善语言教育和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仁川市高丽人聚居的地方就有八九个支援中心积极帮助他们定居。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国家层面的移民计划来解决这些家庭的长期融合问题。分析人士表示，找到有效的策略来促进移民家庭的融合对韩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尽管韩国政府希望通过“规划高丽人”来解决人口问题，但遭到韩国民众的质疑。他们以日本归化巴西日裔失败为例，认为外国人只是来韩国赚钱，并无长期居留意愿。同时，他们担心对外国人的特别扶持会构成对本国人的不公平对待。
哈萨克斯坦一些公司与韩国航空公司合作，为中亚高丽人访韩提供支持。Eastar Jet供图
中亚高丽人在寒食节时前往墓地上坟添土 Pavel Ivanov摄
时至今日，在纠结的民族情感下，为了表示不偏向南北任何一方，中亚朝鲜族后裔对自己的身份更多是自我标记为高丽人。或许，他们已经用行动回答了“我是谁”。希望终有一天，这批特殊族群能找到他们真正的归属。
时至今日，高丽人已完全融入中亚当地社会，但许多家庭仍保留着朝鲜文化的痕迹。图为中亚高丽儿童的周岁宴。摄于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