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落实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资助的“越南青铜时代城址、古陶瓷国际共同调查研究”项目,2025年3—5月,由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历史学院教授贺云翱带领的南京大学越南考古工作团队(成员包括研究所王碧顺、黄文浩、陈静以及历史学院博士生熊航等)与日本东亚大学黄晓芬教授团队、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合作,对越南北宁省羸古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在田野发掘工作结束后,中、日、越三国学者在越南北部北宁省、河内市和中南部平定省进行了为期10天的学术考察和交流活动,取得了重要收获。
泥土里的汉越密码
三月的北宁省顺成县,气候闷热潮湿,稻田里正氤氲着水汽。中日越联合考古队在此即将开展羸古城第八次田野发掘工作。黄晓芬教授在羸
古城已开展了十多年的考古工作,经验丰富。据她介绍,《汉书·地理志》记载交趾郡下设十县,其中羸
为第一县,应为交趾郡治所在。王碧顺老师带领队员们先进行勘探工作,试图进一步明确城墙、城门等遗迹的分布、面积、埋藏深度及保存状况。在后续的发掘工作中,联合考古队揭露出西城墙的一段以及排水沟,并发现疑似城门的遗迹。遗址出土了大量砖瓦、陶瓷残片以及少量带有“五铢”字样的钱币与铜箭镞。
遗址发掘初期现场
城墙的剖面仿佛一部厚重的历史巨著,每一层叠压都展现出岁月的变迁。这里发现的红砖花纹多样,有网格纹、车轮纹、菱形纹与麦穗纹等,年代在3—6世纪间。人面纹、兽面纹以及莲花纹瓦当与当时北方汉至六朝时期瓦当的造型纹饰有相似之处,但细节处差异明显。瓷片大多施以青釉,胎土呈色丰富,有灰、白等多种色调,它们大多出自当地的窑口,亦不乏来自洪州窑、湘阴窑的产品。贺云翱教授用刷子轻轻刷掉砖瓦的泥土,仔细记录上面的纹饰,初步将遗迹分为汉末东吴期、东吴中后期、东晋期、南朝齐梁期与隋唐期,并认为遗存既与当时的汉文化紧密相连,又具有自身的文化特征。
贺云翱教授在遗址发掘现场
羸古城城内外有清姜汉墓、士燮陵庙、陶璜碑、士燮庙等相关文化遗迹,联合考古队在田野发掘期间对它们进行了考察。
通往清姜汉墓的道路宽阔,两旁是长满荒草的田野,几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点缀其间,更添几分岁月的沧桑感。此处的汉墓数量较多,但多数被盗掘,出土的陶器与岭南地区发现的有相似之处。
士燮陵庙
队员们在士燮陵庙与延应寺测量记录石羊的尺寸与外形特征,仔细勘察每一处细节。石羊整体保存完好,腰部较粗,贺云翱教授认为它们的年代应在东吴时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汉末三国时期,士燮统治交州近40年,为政开明,吸引不少中原名士前来投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儒学在交州的传播,被当地人尊称为“士王”“南交学祖”。士燮陵庙和士燮庙的香火至今不断,足以见证当地百姓对其的爱戴。
士燮陵庙内的石羊&陶璜碑
在顺成县清姜社清怀村陶璜庙,队员们认真释读陶璜碑上的铭文。该碑立于奉祀三国、晋时交州刺史陶璜的庙内(韦伟燕、DangHongSon:《越南北宁省陇溪汉唐时期城址》,《大众考古》2018年第4期),其上刻有“晋故使持节冠军将军交州牧陶列侯碑”的字样,但风化严重,部分文字已经漫漶不清。陶璜,出生于丹阳秣陵(今南京),是东吴及西晋初年之名将、重臣。他执政交州三十载,励精图治,深得民心。至其逝世时,百姓“举州号哭,若失至亲”,哀痛不已。《大越史记全书》称他“威惠素著,为殊俗所慕”。今日的陶璜庙青瓦白墙,在风雨的冲刷下,显现出斑驳的痕迹。陶璜的神位立于供桌之上,凝视着曾经守护过的土地。千年前周穷好施、安边济民的故事,早已化作一缕青烟,环绕在梁柱间、石碑上与当地老人们的言语里,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田野考古工作结束后,联合考古队冒着高温在河内市古螺城遗址踏查城墙遗迹,并发现了砖瓦碎片。公元前316年,秦国灭掉古蜀国,末代王子蜀泮率领部众南迁,来到如今的越南北部。公元前257年,蜀泮自立为王,建立起瓯雒国,号称“安阳王”。蜀泮在位时,据传曾经制造灵弩,成功抵御秦朝将领任嚣、赵佗的进攻。双方最后遣使议和,约定以平江为界,互不侵犯。赵佗之子赵仲始迎娶了蜀泮的女儿媚珠,入赘到安阳王家,并窃取灵弩,以假弩调包。因此后来与赵佗战事再起时,蜀泮战败,瓯雒国于公元前206年灭亡。安阳王庙巍然屹立于古螺城的核心区域,是为纪念蜀泮而建的神圣之地,四周大树参天,遮天蔽日。庙内两个深邃的大坑,据传是古螺城的龙眼所在,充满了神秘色彩。古螺城承载着越南早期文明的记忆。
从占婆到升龙的文明巡礼
与北部相比,越南的中南部更加炎热,但晚间海风带来的清凉,让人有着不一样的体验。5月3—4日,在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考古研究院京城研究中心赖文进、杜长江等老师的陪同下,联合考古队对平定省茶城、图盘城遗址与占婆时期的塔庙进行了考察。
公元137年,象林县功曹之子区连在今越南中部建立林邑国,自号为王。8世纪中叶至9世纪后期,林邑国改称“环王”。9世纪后期至17世纪,中国的史籍称其为“占城”,直至1697年,占城王国被阮主所废,1500多年间,“占婆”始终是其自称。占婆人在民族语言学上属于马来人,他们讲南岛语,主要生活在越南中部和南部的东海岸。(李涛:《互动与交融:古代越南与印度宗教文化关系诠释》,《海交史研究》2023年第2期)茶城是占婆中晚期的都城,2015—2016年,赖文进老师在主持茶城遗址发掘时,发现了护城河、城墙与砖瓦构件等重要遗存。在考察长旧窑窑址时,队员们见到了大量的窑具与瓷器残件,还发现一块产自中国清代早期的青花菊纹残片。
图盘城是占婆的最后一个都城,10—15世纪一直是占婆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1471年,占婆王国被大越军征服,残余势力败退至南部的童宾龙,标志着它的衰落。1697年,阮主正式废除占婆王国,将童宾龙地区纳入版图之中。占婆文化的时间跨度超过1000年,从公元2世纪林邑国时期的初创,再到15世纪图盘城作为都城的余晖,生动展示了文明的变迁。
图盘城遗址南门石象
队员们在平定省博物馆考察了占婆时期的大象、摩伽罗以及伽鲁达等石雕像,它们深受印度教文化熏陶,巧妙融入本土特色,并广泛吸纳周边地区的造像艺术精髓。据平定省博物馆黄如科老师介绍,这些雕像大多是占婆塔庙上的建筑构件,因塔庙损坏,构件遂被运至博物馆里保存。随后,我们继续驱车前往占婆塔庙遗址考察。与广南省占婆塔庙集中的系统不同,平定省的塔庙较为分散。队员们一层一层攀爬台阶,最终到达银塔,在塔底的平台,可以远眺到归仁市区。银塔建于10世纪,造型奇特,形似越南当地的一种食品,因此也被称为“三角糯米粿塔”,其周围还有3座古塔,共同组成平定省最大的塔群。我们注意到塔的材质是红砖,砖与砖之间贴合紧密,推测应该使用了一种特殊的黏合剂。在对碑塔进行考察时,广西民族大学裴秋滦博士介绍,其中有座塔每层都有一排瓶状的装饰,中间窄,两端大,类似葫芦,也被称作“葫芦塔”。塔内曾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关于受供奉的神灵的文字介绍,可惜石碑已不存。占婆塔庙的四周一般有展现宗教故事、社会生活与自然景观的浮雕,它们是占婆文化的重要特征,不仅传递着艺术美感,还是占婆人的精神寄托。
平定省博物馆收藏的占婆古塔建筑构件
联合考古队还对河内市升龙皇城进行了考察,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的周孟权老师为我们详细讲解了升龙皇城的历史。升龙皇城位于河内市中心,始建于11世纪的越南李朝时期。它不仅见证了越南的历史变迁,还展现出中国与南部占城古王国交互影响下的独特文化面貌。直至1397年,升龙皇城一直是区域政治权力中心。1805年阮朝定都顺化后,升龙皇城虽然失去了首都的功能,但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一直延续至今。“升龙”一词的来源具有神话性质,传说李朝的开国君主李公蕴在迁都时看到有黄龙从红河升起,认为此地“气象万千,诚帝王之都”,于是将都城命名为“升龙”。它的城防体系由三道城墙构成,即罗城、皇城和内城。罗城作为最外层的坚固防线,巍然屹立于红河、金瓯河与苏沥河的怀抱之中,三条河流形成了天然的护城河,拱卫着这座古老的城池。皇城和内城则位于中心区域,是朝廷办公和皇室居住的地方。19世纪末,升龙皇城在法国殖民期间遭到严重破坏。越南战争时期,又受到了美军的轰炸,最终大批建筑化为废墟,只剩下城门、钟楼等少量建筑被保存下来。目前残存有地基、柱砖墙、荷花池以及水井等遗迹,考古出土了各式建筑材料、陶瓷标本以及兵器等。升龙皇城的考古发现,揭示了升龙官窑从李朝到黎初朝的创烧和发展历程,特别是黎初朝时期,升龙官窑的瓷器生产达到了高峰,其产品不仅供给国内上流阶层,还远销至周边富裕王国,这一发现对于理解越南陶瓷制造工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裴明智、张心仪:《亚洲历史文化背景下的越南彩绘瓷》,《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9期)
在对皇城出土的陶瓷进行拍照记录时,我们发现这些瓷器不仅有越南本土所产,也有来自唐代长沙窑的青釉褐彩执壶、元代龙泉窑的盖罐以及明代景德镇窑、漳州窑的青花盘等。这些瓷器经海上贸易运抵升龙,时间跨度近千年,深刻反映了东亚、东南亚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广泛交流。如今的升龙皇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它的建筑风格、造景艺术以及背后展现出的民族文化,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学者前来探寻。
升龙皇城出土长沙窑瓷器
占婆古塔
跨国合作展望
在京城研究中心,越南著名考古学家裴明智博士接待了联合考古队。裴博士从事考古工作已经36年,其中22年与升龙皇城的考古和研究有关。升龙皇城出土了众多来自中国窑口的瓷器,如景德镇窑、建窑、漳州窑、龙泉窑以及耀州窑的产品等。裴博士指出,越南本土瓷器与中国瓷器在器形与纹饰上的相似性,凸显了工艺技术跨越地域界限的传播特征,亟需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贺云翱教授认为以陶瓷研究为例,通过中越联合考古发掘和研究,可以复原古代东亚、东南亚地区窑业技术的发展与传播。双方均强调,应高度重视合作的质量与深度,期望未来能够推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更有效地保护文化遗产。
河内国家大学是越南最高学府,我们拜访了河内国家大学历史系和人类学博物馆。历史系主任邓鸿山教授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学院,与中国考古界交往密切。他介绍道,越南迄今已发掘出十几座窑址,时间跨度自汉六朝至隋唐时期。清化省的三寿窑遗址保存状况良好,其烧制的陶瓷与砖瓦在越南陶瓷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贺云翱教授提议,双方可借三寿窑联合考古之契机,深入探讨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窑业技术的交流与互动。
之后,我们还拜访了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与馆长阮文团博士及考古部同仁进行座谈。贺云翱教授和黄晓芬教授介绍了本次考古发掘以及考察的收获,认为红河(越北)、崑江(越南中部)与湄公河(越南南部)三大流域文化的持续生成与演进,不仅展现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卓越适应能力,更凸显了越南作为东亚与南亚文化交流走廊的重要枢纽地位。贺云翱教授建议双方可以在青铜时代东山文化、铁器时代城址以及陶瓷器等领域合作。阮文团馆长对南京大学提出的合作倡议给予了高度认可与赞赏。他强调,持续推进越南与东亚国家间的文化研究合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既是深化历史认知的基础工程,更是破解诸多未解文明密码的关键路径。
在此次越南考古发掘与考察的过程中,南京大学越南考古团队深化了对越南历史的认知。越南位于东亚与东南亚文明交汇的关键地带,北部深受中华文化浸润,中南部则受印度教影响显著,文化多元且复杂,体现了本土传统与外来文明的和谐共生。跨国合作,不仅是考古技术的交流,也能使中越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相信接下来的合作,能够为增强双方互相了解、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注入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