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讲好科学文化故事

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为科普事业创新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和根本遵循。科普不仅帮助公众理解新技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还能促进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创新文化的形成，为国家的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坚实基础。我国科技馆对标国际“科学技术中心”(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简称科学中心)，将展示教育作为核心功能，运用现代展示手段创造参与体验型的展示教育方式，发展了动态演示技术，为观众营造了从实践中学习、体验科技的情境，增强了展示教育的效果，是重要的科普主体。目前，现代科技馆体系建设已趋于完善，服务范围覆盖全国，具备广泛的受众基础，但仍然存在科技和文化融合不够，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弘扬和传播力度不足，方法和成效欠佳等问题。如何提升科技馆的科普效果和文化影响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讲故事”是融合科技与文化的重要手段。过去三四十年间叙事理论重新崛起，形成叙事转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讲故事”的概念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诚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言，“故事以几乎无限多的形式，出现在一切时代、一切地区、一切社会”。自古以来，故事一直是人类应对这个复杂流变世界的重要形式。心理学家杰洛姆·布鲁纳（Jerome Seymour Bruner）认为“讲故事”是与逻辑思维相对的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对爱尔兰地区民间故事的研究中，帕特里夏·莫纳汉（Patricia Monaghan）提出，故事不仅传递信息，而且传递理解。“讲故事”作为一种文化理解方式，能激起共鸣、传递情感，编织起人们生活世界的意义。博物馆也引入叙事概念，积极发展叙事理论并在策展实践中围绕“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展览建构。与博物馆相比，针对同样以展览为主的科技馆如何“讲故事”的讨论相对滞后，近年来一些文章或引介国外优秀案例强调科技馆“讲故事”的重要性或概括科技馆“讲故事”的难点，但相对较少在学理层面系统探讨科技馆为什么应该以及如何“讲好科学文化故事”。基于此，本文围绕“为什么要讲科学文化故事”“科学文化故事讲得怎么样”“如何讲好科学文化故事”三个层面进行探讨，以期为科技馆的科学文化叙事提供思路和策略，为促进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提供参考借鉴。

科学文化故事能够通过文化内涵和情感共鸣，使科学深入人心，实现科学普及和文化传承的双重目标。以下从强化科技馆的价值引领、促进两种文化的融合、增强公众对“科学的本质”的理解三个层面，阐释科技馆讲好科学文化故事的意义和必要性。

（一）强化科技馆价值引领作用

《“十四五”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指出这一阶段科普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强化新时代科普工作价值引领功能，包括着力塑造时代新风、加强科普领域舆论引导、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通过科普工作提升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和全社会文明程度；坚定文化自信、创新自信；破除封建迷信思想，抵制伪科学、反科学；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浓厚氛围，一方面能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厚植土壤、夯实根基，另一方面也能为公众理解科学本质，与科学建立良好关系，从而创造美好生活提供帮助。

我国现代科技馆体系是党的科普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科学文化传播方面发挥正向的价值塑造和引领的作用，起到在全社会培育创新文化，厚植科学文化沃土，推进公众对于科学的理解和认同的领头雁的作用。《现代科技馆体系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将“坚持价值引领”作为基本原则，指出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以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为基础，将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贯穿到科技馆体系发展的全领域、全过程，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进一步从制度规划层面明确了科技馆通过科普发挥价值引领作用的责任。

讲好科学文化故事是科技馆发挥价值引领作用的重要手段。杰洛姆·布鲁纳提出“叙事性认知”（narrative cognition）作为认识世界的方式，与逻辑/科学性认知相对，是通过讲述和理解故事来赋予事件和经验以意义的过程。在这种认知方式中，个体会通过情境、情节、人物和情感来理解复杂的社会和心理现象，具有文化性和情感性，是人们理解道德、身份和价值的核心手段。张婉真在分析展览叙事的要素时提出“当观众进入一个叙事时，他也同时期待在结束时得到一个故事的教训……我们总是需要知道一个故事的背后具有何种意义”。这意味着讲故事本身具有文化属性且关乎评价与启示，科技馆的展览设计者在搜集资料、设计展览、组合展品的过程中可以将积极的思想价值融入科学文化故事，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将科技与文化融合，从而推动价值观传播，发挥价值引领作用。

国内一些科技馆开始在融合科技与文化方面作出努力。其中，中国科学技术馆“华夏之光”展厅在部分展区融入了故事线索，突出展现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中蕴含的创新精神、探索精神以及文明的交流互鉴。在常设展览的基础上，该馆还充分利用展陈空间开展配套活动，吸引了大量公众。例如2024年9月推出的原创沉浸式游园剧《华夏之光·文明的烛火》，带领观众穿越古今感受科学文化的魅力，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该剧推出后，观众反响热烈，沉浸式戏剧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到华夏文明的辉煌，内心的平静和力量也会随之而来。类似的案例以实践表明，科学文化的故事化叙事是一种巧妙的传播方式，将科学文化背后的思想和现代文明理念以艺术的形式呈现，实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和谐统一，从而以激发公众共鸣与认同的方式，使得文化自信、文化认同和科学精神内化于公众内心，起到真正的价值引领作用。

（二）促进两种文化融合

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开创的“心灵与广延”二分科学认识论的先河，将心灵和物质视为独立实体，通过上帝的保证赋予了人类对外在世界的理性认识权威，为科学认识提供了哲学基础。主客二分视角下科学处理自然（物质），而政治面对的是纯粹社会（主体）。基于这一基本的二元划分，现代科学以其理性、客观、普遍的特点与人文学科的个性化、价值取向形成鲜明对比。科学实在论者从客体出发，试图用自然解释社会进化与共识的达成，社会实在论者则主张用社会力量解释人们如何确定事实。在此，现代人将超越的自然和超越的社会并立到一起，这样就产生了将科学（对应于自然）和文化（对应于社会）全然二分的现代哲学。

上述二分观点造成了持续的冲突，形成了持久的论战，而整合科学与人文的意识也在论战中逐渐形成，反映出社会对跨学科对话的需求。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提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概念，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主张“新人文主义”，倡导人性化的科学，并认为科学精神是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基础。在中国，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则展现了本土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反思。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也体现在科学传播当中，在科学哲学的逻辑认识论和技术中心论视角以及科学史中的“内在主义”研究倾向下，科学传播的重点如同现代科学所要求的那样，在于知识的普及，相对忽视了其内在的价值维度。

近年来，科学史研究与后殖民技科学研究为科学与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新的思路。一方面，科学知识生产的黑箱被打开，发现科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还是一种社会实践，受科学家个人经验、情境与文化的影响，其过程并非纯然客观。科学知识的生产与科学家自身人生经历密切相关，讲述某人的知识时必然需要讲述其人生。因此，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囿于纯粹科学知识并不符合科学实践的实际情况，更需要讲述科学家的故事，以故事传递科学方法、思想，弘扬科学家精神。另一方面，科学的普遍性在全球化背景下也非不言自明，后殖民技科学关注地方性科学，反对单一的科学标准，强调科技在全球传播中的地方化生产。在科技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科技改造文化，文化也反过来影响科技，形成了全球性与地方性相互缠绕的动态关系。因此，科普应结合地方性和情境化的维度，以多元视角呈现科技与文化的深层互动，一方面通过讲述中国现代科学发展历程的故事挖掘中国的独特路径，另一方面基于地方性知识理论视域中的科学定义，重新讲述中国古代传统科技的文化故事。

因此，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对于科技馆在科普中弥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二分具有重要作用。这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通过讲故事将科学家的人生经历、社会情境和文化背景交织在一起的动态实践表现出来，揭示科学知识的生成过程，展示科学家如何在个人成长、文化认同和社会责任中找到科研动力，从而彰显科学的人性化、情境化的一面，使公众理解科学的复杂性与文化性，达到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弘扬科学思想与科学精神的效果。第二，在全球化与地方性并存的背景下，科学故事能结合地方特色与传统，讲述具有地方特性的现代科学发展历程，揭示科技与文化之间的深层互动，增强公众对于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的自我意识。第三，在新的科学观下，重新讲述中国古代传统科技故事，有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认同。这种叙事方式不仅有利于促进两种文化的对话，还使科技传播更具包容性与多样性，为增进跨学科理解和社会进步奠定基础。

（三）促进公众对“科学的本质”的理解

2024年12月25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将科普定义为“国家和社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指出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是指崇尚科学精神，树立科学思想，掌握基本科学方法，了解必要科技知识，并具有应用其分析判断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这里科普的目标被定义为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在《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将科学教育的目标定位于对核心素养的培养，以及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在科学渗透日常生活的当下，帮助公众更加深入理解科学本质是科普的核心任务之一。

科学本质需要回答“科学是什么”，在主客二分的框架下科学是“人”认识“自然”的过程，这一过程或如培根（Francis Bacon）、洛克（John Locke）、休谟（David Hume）所言建基于经验观察与归纳思维之上，或如维也纳学派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所言建基于严格的逻辑分析和验证/证伪原则之上。此时科学的本质在于客观反映世界的命题性知识；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的范式理论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结合并引入社会文化因素，挑战绝对真理观，随后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进一步对命题性科学知识进行解构，探讨渗入其中的社会性因素，此时科学的本质不仅关乎具体的科学知识，还关乎科学探究的方式以及科学活动中的社会文化因素；20世纪80年代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践转向”彻底颠覆主客二元框架，科学被视作一种社会实践，包含实验过程、工具使用、仪器操作、团队协作以及知识传播等多层次。可见，从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到库恩的“范式”理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和实践转向，科学的本质已被展现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科学不仅是关于自然界的知识积累，还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实践活动，受历史、社会、文化的多重影响。通过这些学科的视角，我们看到科学既是不断演化的知识体系，又是与人类社会进步紧密联系的文化现象，因此讨论科学的本质需要综合考虑科技哲学、科技史和科技与社会的研究。

讲好科学文化故事是科技馆在科普实践中将科技哲学、科技史、科技与社会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具体的科普展项与活动内容，融入科技馆建设整体构架之中的重要途径。目前，相关研究领域内的内容专业性较强，虽可在观念上提供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在叙事逻辑上提供故事脉络，在关注点上提供关于科学丰富立体的视角，却不利于大众理解。科技馆通过创新展示手段、生动的实物展品和贴近大众的通俗故事叙述方式，将科学与公众日常息息相关的一面呈现出来且将研究成果寓于其中，能够大大提升科普效果。

（一）当前成效及特点

当前，国内科技馆在讲述科学文化故事方面已有一些成熟的实践经验，通过互动设计、展示内容和精神提炼方面的创新，增强了科学故事的传播效果。这些成功的做法通常具备以下特征：

一是引入了科技史的研究成果。一些科技馆在展览内容中融入了历史和文化元素，引入科技史研究成果，讲述以“事”为中心的科学发展历程。例如，湖南省科技馆的“科学风暴”展厅以科技史为主线，划分为“科学起源”“科学革命”“科学启蒙”“科学世纪”“大科学时代”5大展区；展览借助了蒙太奇的手法，利用展品与环艺设计，将历史上具有“风暴”意味的科学事件在展览中切片展示，以点带面，勾勒出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脉络，使观众不仅能够直观感受到科技发展的波澜壮阔，还能体会到科学进步背后的人文脉络。例如，中国科学技术馆的“华夏之光”展区采用了“主题展开”的展览设计理念，将历史与文化元素融入科技展览中。该展区通过知识链的设计，将独立的展项和知识点有机串联，展现了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历程。展览展示的不仅是科技成就本身，还包括这些成就背后的人文脉络和历史背景。这种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将科学技术重新嵌回其文化语境之中，体现了中国科技发展的独特性。

二是讲述科学家故事，引发情感共鸣。科技馆中的展览设计越来越注重讲述科学家在科研过程中的经历、挑战和成就。这样的叙事方式不仅传递科学知识，还通过情感上的共鸣，使观众感受到科学探索的艰辛和科学家精神。例如，中国科学院大学对怀柔火箭基地原址进行改造，建设了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旨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其中，第二展厅主要展示了为相关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展品不限于科学知识相关的材料，还包括“两弹一星”元勋的手稿、“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许多重要科研仪器设备的图纸和模型、科学家在重要历史场合穿过的服装、使用过的杯子等。手写的笔记、日常的用品从多个侧面体现了“两弹一星”元勋的科研生活，塑造了科学家的立体形象，也拉近了公众与科学之间的距离。

三是采取了创新的展示手段和技术支持。许多科技馆利用现代展示技术，譬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投影映射和互动触摸屏等手段，为观众营造沉浸式体验。例如，广东科学中心的常设展览，强化教育过程以及内容的逻辑性和连贯性，注重创新展项的开发和多种展示技术的应用。其数理万象展厅在使用声光电技术的基础上，加入扮演科学家的真人NPC，讲述发明家的故事。讲故事者与周围的高科技展品共同构成一个临时剧场，各项展品及其背后的科学原理随着故事线的进展而被依次展示，为听众带来沉浸式的听故事体验。故事的结尾，讲述者还通过科学家自身对于科研之路回顾的内心独白将科学精神传递给听众。这种讲故事方式有效增强了观众的代入感。

（二）存在的不足

尽管在科学文化的故事化叙事上已有一定的成功经验，但很多科技馆在叙事内容和文化内涵上仍存在明显不足，限制了其科学文化传播的深度和效果。

首先，科技传播内容的文化性相对不受重视，缺乏“讲故事”意识的科技馆仍占多数。这类科技馆大多具有硬件完备却软件不足的特点，由于缺乏对于科学本质以及科技与文化关系的深刻理解而导致同质化现象严重。从展项来看，这些科技馆在硬件设施方面已达到较高水准，能够利用较新的科技手段，然而从展览内容来看，大部分以传递前文所说的命题性知识为主，且这些知识点往往独立存在，相互之间缺乏关联性，知识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往往被忽略。因此当被呈现为展览时，公众只能看到相关装置的罗列，缺少能引起共鸣的故事性叙述或情境设置，为此也很难对相关科技形成整体性理解。这类展览能够传递的仅仅是有关科学知识的具体信息，不能让公众真正理解科学。此外，正如上文所述，科技的发展往往有其地方性和文化特性，但这类科技馆尚没有充分利用本地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也未能围绕本地科技成就设计特色化内容，削弱了展览的吸引力和教育效果。

其次，部分科技馆意识到了将展览与本地的文化特性结合，试图在展览中融入历史文化，但在内容研发过程中相对缺乏理论支撑，并且讲故事意识薄弱。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科学思想和技术成就，如古代天文学、医学、农业技术、手工艺等，这类知识象征着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在地化的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只有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系统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大部分科技馆未能从地方性知识理论出发挖掘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产生的具体语境、内在连续性及其文化的独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大部分展览只见具体的技术发明创造、科学知识点，并将其放在符合现代科技的框架中“辉格式”地展现和评价，而未能真正与根植于其中的文化土壤相衔接。

再次，目前虽也有一些科技馆有意识地将科技与文化元素结合，并进行了“讲故事”的尝试，但在内容、逻辑上仍有较大改进空间。例如在对科技人物的展示中，人物形象往往以高度理性、专业的面貌出现，他们只是被当作“知识的象征”而非真实的人。在叙事逻辑上则缺乏起伏，未能展示他们在科学探索过程中的个人情感、面临的挑战和成长历程，导致观众难以与其产生情感共鸣。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展示中，则缺乏更为深刻的科技思想层面的阐释，传统文化的独特性挖掘不足，在叙事逻辑上往往采取以时间线为主的单一叙事框架。对公众关注的热点科技问题的科普中，则往往缺乏引导讨论的设置，无法真正将展览设置为一种引导公众思考科技与社会关系的讨论空间，无法起到价值引领与启发公众思考的效果。

整体而言，我国科技馆在科学文化故事化叙事的做法上已取得了一些创新成果，但其科学文化传播的深度和效果仍受到内容缺乏思想文化支撑、展览同质化等问题的制约。为此，科技馆需要在故事化叙事中加深对本土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突出展览的个性化和思想性，有效提升科技馆的科学文化传播能力。并且，这些问题的存在也表明科技馆在运行体制以及人才储备上的不完善。目前很多科技馆仍然未能如优秀的博物馆那般对收藏、研究、展示三大功能进行很好的协调，很多馆缺乏扎实的研究作为支撑，学术成果转化能力不足，专业对口的人才储备亦不足。

（一）明确科学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科技馆讲好科学文化故事需要明确科学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正如上文所言，随着科技哲学、科技史以及科技与社会领域研究的推进，学界对于科学本质的理解有了很大的变化。只有首先明确科学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才能从理论层面指导科技馆讲好科学文化故事，推动其更好地拉近公众与科技的距离，促进公众理解科学。

学界目前关于科学文化内涵的讨论较多，科技与社会领域“实践转向”的代表人物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采用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指明科学是“被制造的事物”，这一事物包括技能、社会关系、仪器和设备以及科学事实和理论；他把科学实践视为一种文化的扩展，强调科学文化不是统一的、整体的东西，事实上是多个不同的、甚至异质要素的集合体。这意味着科学文化不仅仅是科学的知识，还包括科学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实践方法、思维方式，甚至参与其中的物质力量。李醒民也提出，科学文化包括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面，器物部分是支撑科学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其中的实验设备、观察和测量器具直接与科学活动密切相关；制度部分包括科学活动的各种建制，主要有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出版部门、法规章程等；观念层次是科学文化的内核，还可以细分为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其中包括认知、语言和心理诸因素。

不仅如此，从地方性知识理论角度来看，科学文化还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特征。中国的科学文化故事应当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内容，以及在中国科学技术现代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科技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既是上述学者提及多个不同层次内容的集合体，同时亦展现出了中国本土科学文化的独特性。

（二）促进科学文化研究相关成果的科普转化

目前，科学文化相关的成果已十分丰富，科技哲学的研究能够从观念层面指导展览所内涵的科技观，使其贯穿于叙事之中，强化价值引领，增强启示。科技史及科技与社会研究则具有直接的参考、转化价值。其中，科技与社会领域的研究关注科技与当下社会的互动，以科学事件的展示为中心，以科技与社会的互动为叙事线索，能够引导观众思考科技在当下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并培养对科学本质更为丰富的理解。科技史领域的研究涵盖范围广，内容丰富，尤其具有丰富的有待转化的科普资源。例如，科学家传记、近现代科技史、传统工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便是如此。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优秀传记作品展现了科学家的多个面向。例如，依托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形成的科学家传记丛书系列，将科学家的“个人史、学科史、社会史”相结合，“以小历史来映衬大历史”，兼具可读性与学术性。这一系列传记的每一本结尾都对传主的学术成长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总结出传主最鲜明的个性特点和学术成长特质，呈现出人物立体丰满的形象。截至2023年底，该系列丛书已经出版约160册，为科技人物类展览积累了丰富的学术资源。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对这类能够呈现出科学家立体形象的传记的科普转化，有助于树立贴近公众生活的科学家榜样，并使其在听故事中崇尚科学精神，树立科学思想，掌握基本科学方法，了解必要的科技知识，理解科学文化的价值。

近现代科技史研究成果则提供了现代科学在我国扎根的历史故事，展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发展历程，揭示了科学与中国特色现代化之间的紧密联系。例如，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以中文打字机为对象，通过讲述中文打字机的发明历程，展示了汉语世界的机械革命，探索了中文寻求生存、适应且影响科技变革的历史。打字机的传入并非简单挪用，更是本土化的适应与改造。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经过摩擦、碰撞最终与新兴技术协调，新的技术发明由此涌现。打字机的故事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将汉字重新对象化的角度，牵连出汉字背后深厚的文化与传统社会语境，而打字机本身也是一件在视觉上具有吸引力的科技物件。假若科技馆能够吸收对于中文打字机的研究，并配以打字机实物，以“讲故事”的方式达到透物见人、见事，勾勒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个切面，则能够进一步帮助公众树立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同时对自己所身处的文化传统有更高的自我意识。

传统工艺中同样有许多有趣的案例，例如高彦颐（Dorothy Ko）采用“物的社会生命史”这一研究范式，通过追随其开采、制作、流通、使用等方面，分析了作为技术物的砚台中蕴含着制砚者们的地方性知识与具身性经验，也是士人构建自己身份的表征之一。小小的一方砚台，串联起了清初工匠与士人之间、性别之间、身体经验与知识生成之间的互动等社会问题。类似的传统工艺研究以物为中心，展现其背后技术、文化的交织，无疑非常适合为与古代科学技术相关的展览融入传统文化所借鉴。

（三）收藏、研究、展示、教育四大功能的协调

目前，我国大多数科技馆实践的是科学中心模式，相对侧重展教，缺乏深厚的学术研究作为支撑。讲好科学文化故事需要科技馆结合传统博物馆的特点和优势，并重视研究与收藏。

首先，构建丰富且系统的馆藏科学体系。科技馆需提升科技类藏品征集的视野和策略，关注具有历史和科学价值的科技实物与档案，充实馆藏体系，同时加强对藏品本身的研究，深入挖掘藏品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叙事型主题展览中，展品作为信息传播媒介，其展示价值主要是从历史和自然信息载体的角度被考察的。因此，丰富的馆藏和深入的藏品研究有助于拓宽和提升学术资源的广度与深度，为展览提供有力支持。例如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作为中国第一家综合类收藏型科学博物馆，馆藏包括清华大学以及国内外其他机构的珍品藏品等多个种类，逐渐构建起丰富多元的馆藏体系，有望以此为依托开展学术研究并策划更多的精品展览。

其次，加强学术资源向科普成果转化的过程性研究，规范化展览研发流程。科技馆讲好科学文化故事需要“见人、见物、见事”，将科学人物、科学实物和科学事件有机融合。这就对学术成果的含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在对当下学术研究精确把握后，才能将其延伸入展览主题的提炼、展览结构的设计、辅助展品的制作之中，达到“物文互融”的效果，使展览内容更具层次感和故事性。2024年开放的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以采集工程为依托，在科学家有关实物及档案的藏品资源和相关学术资源方面均具有突出优势，在发挥“采集、馆藏、研究、展示、教育、宣传”一体化功能方面具有很好的潜力，有望依托场馆优势实现有效的科普资源转化。

再次，扩大对展示功能的理解，拓宽展示的思路和内容。展览的效果与影响不仅仅与展览自身内容质量有关，更与其推广与服务子系统密切相关。陆建松将其分为宣传推广、观众接待、导引讲解、延伸教育、生活服务、文化产品、观众研究七个方面。科技馆讲好科学文化故事也意味着要加强社会宣传，提升馆内服务，精心打磨配套讲解词，开发讲座、戏剧、游戏等配套活动和相关文创产品，主动了解观众反馈、积极吸收观众意见并及时作出调整，达到展览效果最优化。

最后，做好不同阶段的配套教育活动规划，更加突出科技馆的教育功能。教育是博物馆的重要功能，有学者曾提出观众“参观前、中、后三阶段教育活动及其一体化规划和实施”思路，这一设想可以为科技馆的教育活动提供指导。教育活动不仅在展览过程中发生，在展前展后也需要被注意。对于科技馆而言，讲好科学文化故事一方面要重视其故事内容的教育功能，另一方面也要将讲故事的方式融入不同阶段的教育活动之中。

要言之，只有通过藏品的体系化构建与研究、学术资源的规范化转化、展示功能思路扩展、教育活动的配套规划，以及这四者的相互协调，才能使科技馆的科学文化叙事和展教服务更具知识吸引力和文化影响力。

（四）培养和充实相关学科背景人才

人才是科技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打造具备多学科背景的人才队伍至关重要。推进对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文化研究、科技史和社会学等领域人才的吸纳、培养与交流，有助于为科学文化叙事提供不同的视角和方法。

在具体的实践中，首先，科技馆可积极与具有相关学科优势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从这些单位吸纳科技史、科技哲学、科技与社会等领域的专业人才，以此构建多学科的内容研发团队。这种合作模式不仅能增强科技馆的科研力量，还可以获得最新的科学文化研究成果，使展览内容更具前沿性和学术深度。其次，科技馆需重视对现有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提升其对科学文化内涵的理解能力和展示技巧。培训内容应包括科学文化的基本理念、历史背景及其叙述技巧，使工作人员不仅能够熟练地介绍展品，还能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化讲述，激发观众的兴趣和情感共鸣。最后，科技馆可以定期邀请科学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举办讲座、沙龙或小型论坛，鼓励专家与观众面对面交流。这种互动形式不仅能带动观众对科学文化的兴趣，还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学习和讨论的平台，使他们对科学文化的内涵有更深层次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