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丽 | 徐旭生与斗鸡台
回顾民国时期传统学者主导的考古实践，广州猫儿冈、易县燕下都、宝鸡斗鸡台等遗址的田野工作以与殷墟不同的方式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的基础，其中又以斗鸡台的发掘最具代表性。斗鸡台考古是由徐旭生主导的一次意义深远的田野实践，是金石学与考古学交融的一个经典案例。这里以徐旭生的田野实践为脉络，以斗鸡台考古为核心，探讨民国时期传统学者考古实践的特点。
徐旭生，名炳昶，1888年出生于河南，幼时受传统教育，国学功底深厚，青年时前往法国留学，主攻哲学。回国后先后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北京大学哲学系担任授课教授。在学习西洋哲学的过程中，徐旭生对文物艺术品给予了较多关注，留学期间参观过巴黎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并特别关注中国流散文物。回顾徐旭生的求学经历，可发现他并未接受过金石学、考古学的系统学习，对两者的认识是通过后来的实践逐渐形成的。1949年之前，徐旭生先后加入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会、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北平研究院、考古学社、陕西考古学会等与考古相关的机构或团体。在此期间进行的一系列田野探索展现了他践行考古科学、发扬金石传统的学术历程。
1920年代的田野探索
徐旭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考古探索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相关。1921年，徐旭生进入北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1924年加入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在马衡等学者的影响下走上考古研究的道路。北京大学考古学会是彼时国内学者在时代潮流影响下做出的回应，带有浓厚的过渡性质。傅振伦曾将学会的主旨总结为：“资料之搜集及保存，古迹之调查，边疆之探检，遗迹之发掘，古物形象之流传，与审鉴及编订诸大端”，可看出主要着眼点在于文物与古迹，与后来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黄花考古学院、吴越史地研究会侧重探索古文化的取向有一定区别，金石意味较浓。由于经费紧张，考古学会开展的田野活动十分有限，主要为古迹调查，并且集中于20—30年代。其中徐旭生与马衡等人参与了河南新郑出土古物、平西大觉寺出土古物、碧云寺古冢、洛阳北邙山出土古物的调查。新郑调查发表有《新郑古物出土调查记》一文，记录内容主要为器物出土情况，马衡在文中详细说明了器物的出土地点、发现时间、发现过程以及出土器物的种类和数量，并且附图介绍了发掘情形与出土器物位置，探讨了器物的制作、年代、埋藏原因等问题，显然是受到了考古学的影响。
新郑发掘图及器物出土位置（《新郑古物出土调查记》）
1927年，斯文·赫定再次来华，以替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勘察飞行路线为由，试图再度进入中国西北地区考察。这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北京大学国学门联合多家学术团体表达反对，在多次交涉之下，最终中瑞双方各派一名人员担任团长，合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开展西北考察。徐旭生担任中方团长，但科考团长达8年的调查他并未全程参与，他主要参与了1927年5月至1929年1月间的考察活动。在此期间，他的考古学实践有了新进展。1927年冬季，徐旭生随科考团来到额济纳河西，偶然读到王国维《鞑靼考》一文，对文中“阻卜即鞑靼”的观点存疑，又发现王国维论据与论证过程的不足，遂结合文献与自己考察时的见闻进行了一番详细论证。他结合《辽史》的有关记载认为阻卜并非鞑靼，两者为不同部族，然后依据考察体会指出研究西北地区族群问题时应注意三点：一是此地为行国而非居国，人民逐水草而居，迁徙频繁，研究这一带历史要将地理与种族区分清楚；二是这一地区在同一时期也会存在不同的游牧部族；三是此地同名字的地方很多，遇到一名字首先需要考证地理位置，判断是否为同一地。根据这三点认识，徐旭生逐一拆解了王国维认为阻卜即鞑靼的4条论据。最后，他又结合实际所见、文献与碑文记载梳理了鞑靼与阻卜的地理分布，指出8世纪漠北有鞑靼，9世纪中叶至13世纪河套、阴山、贺兰山附近为鞑靼居住之地。阻卜部落则散布颇广，克鲁伦河、额尔古纳河、甘肃西北、额济纳河均发现其踪迹。通过这次学术实践，徐旭生将考古调查与文献、金石材料融合，使传统金石学的史物互证在疑古大潮下得以延续。
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团长徐旭生（《图画时报》）
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合影，左起依次为丁道衡、黄仲良、詹蕃勋、袁复礼、徐旭生、白万玉、崔鹤峰、庄永成（《图画时报》）
1930年代初的田野探索
1929年之后，徐旭生的工作重心转向北京。这一时期他的田野探索与北平研究院、陕西考古学会密切相关。
北平研究院成立于1929年9月，所设史学研究会分编纂组与考古组，考古组负责人为徐旭生，学术目标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相异而在于文明史考古。北研院考古组在成立之初即与北京大学马衡、傅振伦等组成调查团前往河北易县对燕下都故址展开调查与发掘。徐旭生虽未参与其中，但此次主动发掘对于他以及当时热衷于考古的传统学者来说，都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田野尝试。因为此前他们除一些古物古迹调查之外，并未进行过多少实质性的规范发掘，燕下都老姆台的调查与发掘为两个机构都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1933年，徐旭生与常惠等前往陕西，以探索周、秦两族初期文化为目的，对陕西境内古物古迹展开了一场深入、全面的实地调查，为宝鸡斗鸡台的考古发掘做了前期准备。
陕西境内古物古迹颇多，欲了解中国文化发展绝绕不开此地，傅斯年筹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就计划将来在西安建立工作站。徐旭生选择陕西作为调查地点，乃有感于汉唐文化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商文化研究也取得长足的进步，唯周、秦初期文化异常茫昧，且乡人与古董商人不知文物古迹的史料价值又对其损毁颇多，遂于1933年4月进行调查。徐旭生从开封经潼关到达西安，最初拟定了两条路线，但因灾情严重、道路不安未能如愿，只着重考察了西安、凤翔、宝鸡等地，扶风、咸阳、岐山均未进行实地踏查。途中所见周代古迹有周穆王陵与灵台、灵沼及冯村、丰镐村、南佐村等；秦代古迹有秦穆公墓、斗鸡台、宝鸡城附近、阿房宫等；秦以后古迹有杨家城、石岭子及石婆庙、唐长安城等。古物方面，徐氏此次调查所见周秦及以后古物甚多，造像、石碑、砖瓦陶片不计其数。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考察的金石学旨趣很浓厚，如考察杨家城时“问土人此处何名，答言万城门，即杨家城当年之城门。其所言与《嘉庆长安志》合，即汉之霸城门也”，又有“读宋敏求《长安志》及《嘉庆长安志》，始知唐城比今城较西。郑图将唐城东界志于韩森冢，西界志于崇仁寺及庄严寺，均少误”。这种以实地所见考证文献的做法颇有顾亭林的遗风，另外他们对沿途所见碑文也不乏摹拓、考证之举。
斗鸡台北部隔黄土原与汧水相望，南临渭水，为徐旭生1933年考察宝鸡时发现。斗鸡台考古是陕西文物古迹调查的深化与发展，也是徐旭生对中国考古学理解的一次全方位展现。从实际情况来看，斗鸡台发掘经历了较为完整的考古工作环节，徐旭生参与并主导了调查与发掘。
斗鸡台的调查
徐旭生在斗鸡台正式发掘之前，对该地进行了两次调查。第一次为1933年6月3—6日，为普通的古物古迹调查；第二次为1934年4月18—24日，侧重寻找古迹，为发掘做准备。
第一次调查实际上是对宝鸡古物古迹进行的综合性调查，所见所闻较为丰富。1933年6月3日，徐旭生与常惠等人结束凤翔考察，乘车来到宝鸡。在斗鸡台之前，他们实地参观了睡佛寺、卧龙寺，发现睡佛像、十八罗汉像及唐碑等古物。随后第一次考察斗鸡台，发现“地上弃置各种古陶片，瓦片，并有红色带黑花之破陶片”，前行一段，又见“沿途石器几到处皆是”。次日，徐、常在县长陪同下前往斗鸡台进行详细考察。他们先至戴家沟，细致察看一番后上土原，徐在原上察看了几处断崖，发现每一处断崖均有灰土陶片与石器等古物，数量较多，故推测此地古代居民应当颇为稠密。其后，二人又对宝鸡其余地点进行了一番考察。其中，徐旭生对姜城堡颇为在意，姜城堡旧名姜氏城，传言为神农生长之地，他认为此说法绝不可信，但“地既名姜，当与姜姓或羌族均有关系”，显露出他对中国上古史的兴趣。在姜城堡考察中，徐旭生不仅发现了诸多历史时期的庙宇，还发现了不少石器，他甚为欣喜，由此推测该地在远古时代就已有人居住。除此以外，徐旭生此次考察对当地风土人情多有留意。在调查过程中，针对名迹被随意毁坏的情形，他也深为痛心与愤怒，劝县长将唐代旧碑拓出或设法保存。
第二次斗鸡台调查带有明确目的，主要针对斗鸡台区域。1934年4月18日，徐旭生乘车直至宝鸡，次日去往斗鸡台进行初步考察，发现多处盗掘，原上灰土层面积已不及去年。4月21日，徐旭生与周隆季、何国祥一组，张孝侯、白万玉、钟德昌等一组前往斗鸡台寻找遗迹。一行人在戴家沟发现一两处灰土层，较多瓦鬲碎片，而后考察冯家崖、杨家山、苏家崖、黑石沟、宋家窑、东河等地，除发现少量红土、陶片外，无甚收获，遂返回。4月22日，徐旭生未外出，其余人发现一些陶片与版筑遗迹，但徐旭生对此遗迹存疑，亲至考察未果，只能留待后观。4月24日，徐旭生一行人对斗鸡台寻得古迹进行最后的总勘察，重点围绕戴家沟，而后决定4月26日动工。至此，斗鸡台调查告一段落。可以看出，徐旭生对斗鸡台古物古迹进行了十分细致的考察，是传统学者中一次经典的田野实践。此前马衡、常惠等调查易县燕下都故址，花费7日走访城内古迹，勘察城垣遗迹，搜集沿途古物，但调查报告中多记载调查发现，评述不足。徐旭生根据目标的不同，做到了普查与专题调查结合，有点有面，在大致掌握宝鸡地区古物古迹分布的同时，又基本摸清了斗鸡台附近的遗迹情况。在调查过程中，他还注意结合实际所见、当地信息与文献记载随时对遗迹古物进行考证、评述，十分难得，承袭金石学却不落入窠臼。
斗鸡台的发掘
经过细致勘察，徐旭生最终选定斗鸡台两处区域为发掘地点：一是刘家沟东部的废堡区，此堡无人居住，业已荒废，南有陈宝夫人祠，徐氏欲挖此处寻找陈宝祠遗址；二是戴家沟东区，此沟附近古代民居与墓葬错综复杂，墓葬尤多。发掘工作大体分三个阶段，发掘地点分别为戴家沟东区、废堡区、戴家沟西区，因人力、物力、时局影响，进展颇为艰难。《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中详细记载了第一次发掘，第二、三次资料不详，但可据罗宏才《陕西考古会史》一书推知，发掘水平应当是逐步发展的。
斗鸡台发掘墓葬情形及部分出土器物（《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
第一次发掘采用探坑法，徐旭生在废堡区定一横一纵两坑，均4米×6米；在戴家沟东坡上（下称“沟东区”）定两坑，一南一北，均4.5米×12米。记录时，废堡区探坑以“横、纵”称之，沟东区探坑以“甲、乙”等干支命名，如增开新坑，则按干支顺序依次编号。
根据徐旭生日记所载，他对整个发掘是力求规范、细致的。每日记录各坑工作进度，包括工作内容、出土物、遗迹情形、管理问题等，并时常附以个人体会。首先，遗物的提取与记录非常细致。探坑内发现的重要遗物皆采用三维坐标法测量位置，石片、陶片等零碎物品则需提取。发掘期间徐旭生曾因发掘疏漏多次斥责，如4月27日，“堡坑乐夫（指何士骥）对于坑中所出之石、陶各片，不重视，随便丢弃，斥其不合”。其次，遗迹的清理与记录非常仔细。发掘所见遗迹多为墓葬，对于墓葬的清理大体按照墓葬修建的相反顺序进行。第一步先找到墓坑与墓道，然后由墓道逐渐向内清理。徐旭生对墓葬内部的遗物摆放情形与遗迹现象十分重视，记录得非常详细。如5月7日记沟东区乙坑一墓道情形，“未几南端偏西发现三瓦仓：一仓原破；一仓掘时不慎，致上檐小破；一仓完好。后二仓半倒；小破者向东倒，完者向东南倒。完者在小破者西南，破者在东南，甚近”，细致描绘了遗物的共存与摆放情况。5月10日在清理沟东区墓葬时，徐旭生还注意到瓦罐旁边的不同土质，见“离瓦罐上二尺许有黑土一道横亘。上下均黄土。不过上层系生土，下层则系熟土，质极松”。随后在附近发现一瓦鬲，并发现了墓葬的打破现象，观察细微。此外，徐旭生对墓中人骨的摆放位置、尺寸测量也给予了充分重视，墓图由张孝侯绘制。除了墓葬，灰坑的记录也较为全面，包括坐标、长与宽、出土物以及深度等。
第二、三次发掘是第一次的进一步深入，面对此前出现的技术以及管理问题，徐旭生做了针对性改进，将新加入成员苏秉琦安排至沟东区，与白万玉共同负责该区。这两次发掘具有更加明确的问题意识。结合第一次发掘时遗迹遗物的发现情况，第二次发掘的目标为弄清楚陈仓古城的性质、沟东区墓葬的分布特点以及新石器时代器物背后的内涵。第三次发掘则侧重探究陕西境内仰韶文化的发展，故发掘重点转向沟西区，而此次发掘的收获也令人欣喜，不仅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居住遗址，还发现了周秦时期的车马坑。1937年7月以后，斗鸡台发掘暂停，徐旭生随后开始了新的学术探索。出土遗物由何士骥、苏秉琦、孙文青等先后负责整理。
报道斗鸡台发掘情况的民国报纸（《导光》）
斗鸡台发掘是徐旭生考古生涯中至为重要的一次考古工作，将其与此前黄花考古学院主持的广州猫儿冈发掘、大刀山晋冢发掘以及易县燕下都发掘对比可发现，斗鸡台的三次发掘在学术层面上规划清晰，带有明确研究目标，没有被动发掘的局限，这是广州猫儿冈与大刀山晋冢发掘所欠缺的。操作层面上，程序规范、严谨，打破寻宝思维，对遗物遗迹给予同等重视，记载详尽，尤其是对遗物位置、摆放与共存情形的记录十分难得。关于这一点，易县燕下都在发掘时只记录了遗物出土的地层以及深度；猫儿冈大墓清理时，记录了遗物的出土方位，但对具体摆放与共存情况未加注意；大刀山晋冢清理时，胡肇椿对墓中遗迹、遗物现象注意较多，在发掘报告中记录了棺外碧釉陶洗、四耳陶瓿、素陶唾壶、素陶盂的摆放情况与位置，并绘制了平面图，亦十分难得。但综合来看，斗鸡台是民国时期传统学者田野考古的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