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空间的文本生成与叙事旨归

一、出位之思：作为文本的博物馆空间

在传播物质性研究勃兴的语境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博物馆，尝试从物质性理论出发，指认其为一种传播文本。实际上，将博物馆视作文本并非传播学首创，这一研究取向具有深厚的学术渊源。

早期学界认为，时间与空间是对立的存在，不同的文化形式或艺术种类分属迥然的时空范畴，恰如莱辛（Lessing G. E.）所言：“时间上的先后承续属于诗人的领域，而空间则属于画家的领域。”[6]据此认知框架予以观照，博物馆作为一种具象的空间，其应归属为空间性的艺术形式，叙事文本则系时间性的文化种类，两者具有各自独特的符号体系，隶属于不同的时空范畴与文化系统。

进入20世纪，文本的空间性研究与空间的文本性研究兴起，调和了惯常认知中叙事文本与具象空间的对立。一方面，叙事学研究的空间转向，澄明了文本的空间性，做出了将文本引入空间领域的尝试。通过对文学文本中“空间形式”的探索，约瑟夫·弗兰克（Frank J.）主张以空间维度的同在性取代时间维度的次序性来解码文本的整体意义；[7]米哈伊尔·巴赫金（Bakhtin M.）提出“艺术时空体”的概念，阐明了文学文本中时间与空间的统一。[8]在二人思想路标的指引下，米克·巴尔（Bal M.）[9]、苏珊·弗里德曼（Friedman S.）[10]与加布里埃尔·佐伦（Zora G.）[11]文中详细论述了加布里埃尔·佐伦的空间叙事理论。等叙事学家进一步洞察了文学文本中的空间结构与空间范畴，将文本从时间的牢笼中解放了出来，论证了空间性的存在是文本叙事得以可能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地理学家与建筑学家将目光投向寓于空间中的文本，揭示了空间的文本性。以朱莉娅·克里斯蒂娃（Kristeva J.）与雅克·德里达（Derrida J.）等为代表的文化地理学家认识到，任何地理空间皆是“蕴含了集形态、表征和意义为一体的文化政治命题”，[12]其本身“便可被视为文本来阅读并阐释”[13]。在建筑学领域，建筑空间的符号性[14]、语言性[15]与叙事性[16]相继被阐明，使叙事学理论不仅成为阅读建筑文本的工具，帮助人们重新审视建筑内在的要素属性、空间结构、语义秩序之间的关联性及其策略，[17]更向建筑设计者提供了书写建筑文本的视角，提醒其兼顾运用生动的词汇、典型的语句、简明的语义、确当的文体、特定的语境、恰到好处的修辞，[18]将“预定的抽象形态”转换为实质的空间结构。[19]分别发轫于文本研究与空间研究的两股思潮相互激荡，颠覆了叙事文本与具象空间的壁垒，二者在趋向同构的过程中，获得了话语互借、资源互鉴的可能。

从叙事文本的视角出发来解读具象空间，恰好对应了文艺学中出位之思 (andersstreben)的学术思想。所谓出位之思，意指一种文化形式或艺术媒介欲超越其自身的表现性能或局限，追求另一种文化形式或艺术媒介所具有的表达长处或美学特色。[20]就博物馆而言，无论是构成其建筑主体的各类金石土木，抑或是构成其主题陈列的各式文化器物，皆按照特定的原则有序组合，如同文学文本中的字词依循特定的词法规则与句法规则，组建起完整的叙事性文本系统。换言之，博物馆实现了对空间艺术的超越，进入到时间艺术的领域，在与叙事文本的汇通中，应和了出位之思的文艺学审思。叶维廉曾言：“一个艺术作品的整体美学经验，如果缺乏了其他媒体的‘观赏眼光’，便不得其全。”[21]从文本的视角来审视博物馆，将其看作默默无声却又绵绵不绝地叙述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与社会等诸多纷繁信息的文本，不仅暗合了传播物质性研究的内在逻辑——物质性与文本性的统一，而且是探析博物馆空间文本叙事旨归、阐明博物馆何以进行民族性再生产的必要前提。

二、建筑叙事：民族形象的现代性想象

观照作为文本的博物馆空间，博物馆的馆舍建筑无疑是该文本最显著的构成。建筑的构造赋予了博物馆意义，“建筑从观念和物质上决定了参观的条件，它不仅构造了展览的框架，而且塑造了参观者的经历”，[22]主导着空间文本的叙事旋律与主旨基调。

叙事文本系一种篇幅有限的文化形式，作为博物馆建筑的关键要件，馆舍墙体扮演了文本边界的角色。通过对空间的分割，墙体合围出博物馆空间文本的篇幅尺度，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馆舍墙体的树立即意味着博物馆空间文本的诞生。自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先民矗立起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堵墙、用之将自我与外界隔离以抵御野兽袭扰始，在其后万余年间，隔离与抵御一直是墙最初亦是最主要的功能。[23]藉由对墙的使用，博物馆于现代社会“撕”开了一个口子，合围出一个封闭的场域。在墙的抵御下，现代社会的空间尺度及尺度中的一切物质皆成为外在于建筑墙面的存在，高大厚重的墙体构筑了一种阻断，意味着墙体内具有不容侵犯与不可进入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彻底将现代社会隔绝于外，为博物馆空间文本进行有别于现代社会的一般性叙事创制了一方天地。

对大众而言，麇集民族物质文化精粹的博物馆建筑是其寻根之所，承载着人们对中华民族璀璨文明的期待。在此语境中，博物馆建筑以自身具象的空间尺度赋形抽象的民族发展历史，向人们提供了可真切感知的民族形象。日月如流，一去不返。我们需要认识到，博物馆建筑无法实现对中华民族历史的真实还原，只能以自身空间形态象征性地表征民族形象。换言之，博物馆建筑是建筑设计师思维领域中关于民族形象的现实投射，其形态寄寓着现代个体对中华民族所历经峥嵘岁月的追忆，叙述着一种想象性话语。

设计师通过赋予博物馆建筑宽广的空间尺度与宏壮的美学特质，使恢弘成为博物馆空间文本的重要主题之一。无论寓意“天圆地方”的上海博物馆、代表“鼎盛洞庭”的湖南博物院、寄意上承“甘露”下纳“地气”的河南博物院，还是仿拟辽河文明“玉猪龙”的辽宁省博物馆，其广阔宏壮的建筑主体不仅为不胜枚举的文化器物提供了容纳空间，更叙说着时间维度中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以及空间维度中中华民族的领土辽阔、资源丰沛。诚然，中华民族曾几度困顿，但博物馆建筑通过对恢弘的炫示，彰显的正是民族历经磨难、愈挫愈勇且不断成长、不断奋起的精神风貌，实现了对崇高中华民族形象的展演。

以恢弘为主题的博物馆空间文本，往往为中华民族成员带来震惊的审美体验。心理学家认为，生命组织力求维护一种内外能量的特殊的转换形式。即意识会将某个空间所带来的刺激“登记在册”，并通过特殊的转换形式，将其转换为意识的“保护层”。[24]对大多数现代个体而言，读书时，与同学共享有限的学习空间；工作时，与同事共享局促的办公空间；居家时，与亲人共享狭小的家庭空间。因此，逼仄构成了现代人关于所处社会空间的总体感受。在无意识中，大众将逼仄的空间经验转换为意识层面的“保护层”，用以抵御外界空间景观的刺激。[25]作为有别于一般性建筑的异质性空间，壮丽的博物馆建筑具备突破大众意识“保护层”的能量。当恢弘的博物馆建筑映入视野，大众意识中的“保护层”迅速被其所击溃，震惊的审美体验促成大众感性思维的盛溢。由于理性思维的暂时性失位，人们无意于深入思考博物馆建筑话语的全面性，几无保留地认同了博物馆的宏伟馆舍及其所映射崇高民族形象的合理性，当沉睡的民族意识被唤醒，大众心底升腾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与归属。

当然，单一的恢弘无法实现对立体民族形象的描摹，各博物馆建筑还致力于以差异化叙事来建构鲜活完整的中华民族形象。矗立于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其馆舍为“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唐风建筑群，[26]各宫殿斗拱硕大、屋檐高挑、立柱粗壮、色调质朴，主从井然有序、高低错落有致、齐整不呆板、古朴有活力。通过想象性地再现气魄宏伟、严整开朗的盛唐宫殿，陕西历史博物馆建筑激发起人们关于“雄都定鼎地，势据万国尊”的往昔遐思，向大众展示了“横制六合、骏奔百蛮”的中华民族风采。同样，坐落于华夏文明起源地之一的南京博物院，其主殿以辽代建筑为摹本，在延续唐代建筑豪爽大气之风外，徐徐上翘的飞檐使建筑主体产生轻快腾飞之势，为厚重的大殿平添几许轻盈。壮丽不失秀美的馆舍成为言说中华民族伟大梦想与卓越智慧的绝佳文本。傲然挺立于东湖之滨的湖北省博物馆亦仿古而建，通过对“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中华传统自然观念的赋形，融入天地的馆舍诉说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民族超然风采。如今，在该馆舍之侧，湖北省博物馆新馆建筑赫然挺立，其外界面由玻璃幕墙与夔龙纹浮雕组成，恰似一座巨鼎在城市空间中展陈。充盈着瑰丽想象的新馆馆舍摆脱了传统建筑制式的拘囿，建构了锐意开拓的中华民族形象。各博物馆建筑对民族形象的差异化叙事，形塑了大众关于中华民族富强繁荣、河清海晏、自信从容与锐意开拓等的丰富认知。无疑，藉由赋形现代人想象中的民族形象，博物馆建筑促成民族成员对自我民族身份的深切认同，推动民族性再生产的实现。

三、展陈叙事：民族文化的主题性重构

倘若说建筑是博物馆空间文本最为显著的构成部分，文化器物则系空间文本的核心要素，呈现着华夏先祖的劳动实践、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当时生态环境的状况，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物质文化研究者认为，物并非是封闭的存在，“物的形式对外部产生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形式照射到周遭环境中，夺走了环绕着物的空间的同质性，给空间填充以张力和运动之建议”，故物不能通过“界限和统一性来理解的，而应根据它走出自身、登台亮相的方式来理解”。[27]在此理论语境中，展陈于博物馆空间的文化器物成为会发声的存在，经由“走出自身”的方式，向民族成员传递着先祖的卓越智慧、审美旨趣以及对所处世界的认知。

诚然，在博物馆空间文本中，文化器物并非叙述民族文化的孤独个体，而是被置于数量众多的相同主题器物中，以集合的姿态共同传递民族文化信息。在湖北省博物馆中，“东周彩漆二十八宿图衣箱”与“龙纹金镇”“浮雕兽面纹漆木案”“透雕漆禁”“彩漆木雕龙纹盖豆”等文化器物一同被安置于“所尚若陈”展陈单元，再现了中华民族高贵优雅的文化气韵。相仿于“所尚若陈”展陈单元，通过对相同主题文化器物的聚合，“敬天崇祖”展陈单元呈现了祈求护佑的祭祀风俗；“民祀唯房”展陈单元反映了务农重本的生产理念；“车马仪仗”展陈单元展示了崇文尚武的民族风采；“金声玉振”展陈单元映现了人伦和合的礼乐文化；“永持用享”展陈单元诉说了事死如事生的人生观。汇聚一处的文化器物决定了展陈单元的主题，诸展陈单元也便成为讲述中华传统文化不同方面的文本段落。湖北省博物馆是中华大地上众多博物馆的缩影，藉由文化器物的聚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博物馆展陈中获得了主题性的叙述，为人们提供了内涵明晰的民族认同资源。

不可否认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确包含某种如爱德华·霍尔（Hall Jr. E. T.）所说的“高语境”[28]文化成份，具有深邃、内敛的特质。受时空错位的拘囿，现代个体在阅读博物馆的展陈文本时，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文化折扣”的窘境，大众对空间文本的解码不全，势必会阻碍博物馆展陈对民族性的再生产。数字媒介的嵌入消弭了大众与空间文本的隔阂，藉由多模态地阐释博物馆展陈。因此，可以说数字媒介补充并丰富了传统展陈叙事。在辽宁省博物馆的“民族融合 魏晋风云”展陈单元中，数字媒介通过对文化器物中鲜卑、契丹与高句丽等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的影像再现与细致解说，生动演绎了中华文化兼容并包的胸怀以及“君子量不极，胸吞百川流”的文化品格，推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从“高语境文化”向“低语境文化”的转化，保障了空间文本民族性再生产的顺利实现。

除文化器物与数字媒介外，建筑构件亦维系着博物馆空间文本关于民族文化的主题性叙述。一方面，建筑构件以自身的形态与尺度将博物馆馆舍内部空间予以区隔，经由合围出数量众多的单元，为不同主题的民族文化呈现提供了展演的场域。另一方面，博物馆空间的建筑构件皆坚实耐久，给人以可靠之感，由建筑构件所合围出的主题性叙事空间段落也便成为不容置疑的存在，其仿若在无声地告诉人们：“民族文化应然如此”，这便为博物馆空间文本的民族性再生产烙上合理的印章。

细观展陈文本，其机巧地掩蔽了民族历史发展的连贯，促成人们驻足于经精心遴选后的辉煌历史节点。藉由按照一定次序组合民族历史领域的元素，展陈文本向大众呈现了一部关于民族文化的编年史，但这部编年史是力图通过对特定历史节点的突出展示，串起民族历史发展的主线，实质为“在一个貌似时间流变的历史叙述框架内以叙事时序改造了历史时序”，[29]主题化的展陈策略则成为该时间最为绝妙的掩护。陶醉于此间的人们，目光或被文化器物所吸引，或被数字媒介所沉迷，或被主题性建筑构件所引导，从而容易使个别忽视了时间流变的人将博物馆空间文本的呈现误认为连贯的民族历史与完整的传统文化的真实样态。

主题化与碎片化具有同构性，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博大的整体，主题性的展陈叙事无疑会削弱民族传统文化内在的统一性与完整性，有可能将部分文化构成推向遗忘的深渊。例如，个别博物馆虽以单元展陈的形式强调了诸如“农者，天下之本也”等方面的民族文化风貌，却弱化了对那个时期思想、经济与技术等民族文化组成部分的叙述。博物馆空间文本的主题化书写策略，呈现了欲让人们知悉的民族文化，隐去了某些其他成分，着意建构了展示民族璀璨文化的宏大叙事。人们在聆听不同主题的民族文化叙事的过程中，形塑了中华民族在场的意识，确认并巩固了自我与他人所一致共享的民族信念。

叙事学分析不仅聚焦于文本，亦强调对文本之外叙述声音的关注。[30]无论是博物馆建筑还是展陈，最终呈现的形态皆是行政机构、建筑设计部门与文博单位协商的结果，即制度化的组织团体担任了博物馆建筑叙事与展陈叙事的策划者、执笔者。由制度化的组织团体主导的民族性再生产，系一种自上而下的再生产，他们将博物馆馆舍建筑与展陈空间形塑为一种具有指示功能的民族符号，促成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建构。

四、读者叙事：民族主义的日常性实践

如伽达默尔（Gadamer H. G.）所言：“不涉及接受者，文学的概念根本就不存在。”[31]作为阅读者，大众并非纯粹的博物馆空间文本的接受者，人们以自身的不可规约性与解码的能动性，打破了文本的固定性与共时性，在拓展文本边界的过程中，恢复了其动态性与多元性。在一定程度上，博物馆是可由读者书写的开放性文本。

民族性的再生产不能仅靠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建构来维持，唯有将民族主义嵌入至民族成员自发性的日常生活实践，民族认同方能恒常持续。[32]迥异于自上而下的民族性再生产，在博物馆空间文本中，作为民族成员日常生活实践的读者叙事，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了对建筑叙事与展陈叙事的回应。福克斯（Fox J. E.）与米勒-伊德里斯（Miller-Idriss C.）认为，“选择民族”（Choosing the Nation）、“谈论民族”（Talking the Nation）、“消费民族”（Consuming the Nation）与“表现民族”（Performing the Nation）是民族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维系民族情感、形塑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四个方面，[33] 此亦成为我们解读博物馆空间文本读者叙事的四个面向。

在福克斯与米勒-伊德里斯看来，“选择民族”意指人们在民族生活方面的选择，其见诸日常。2022年，8家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接待游客皆逾百万人次，全国博物馆共接待游客高达5.78亿人次。[34]据此可见，荟萃并展示民族文明精粹的博物馆并非脱俗出尘之境，其与大众日常生活深度交织，昭示着选择博物馆空间文本予以阅读业已成为现代社会中大众的寻常惯习。选择是一个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行为，其受行为主体的知识经验、价值信念与社会身份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大众在日常生活中选择晕染民族性底色的博物馆空间文本予以阅读，这一选择行为既是其民族意识的现实映现，亦是推动空间文本的读者叙事成为可能的实践，它拉开了人们解码文本符号、索骥文本旨归的序幕。

基于选择的前提，大众以阅读者的身份，共享博物馆空间文本关于民族的谈论。有别于一般性文本，博物馆空间文本由占据一定空间范畴的物质性符号组成，其话语往往横跨较大尺度的空间，人们只能藉由移步换位来实现对空间文本话语的获取，进而对它（博物馆）“所‘说’的路线进行着证实、怀疑、尝试”与“遵守”。[35]一方面，贯穿博物馆全部厅室的导览路线发挥着文脉的作用，主导着文本的叙事逻辑与文本架构，书写者所欲呈现的民族发展历程与民族文化概貌依循文脉徐徐展开。大众的绕行、逆行与横穿等位移实践，解构了空间文本中既存的文脉，实现了对文本内容的重新编排。另一方面，藉由器物的陈设与场景的布置，博物馆空间文本蕴藏了民族叙事的波澜起伏与起承转合，但人们却可依凭自我喜好，自由分配脚步在不同空间文本段落中停驻的时长，解构书写者对文本内容主次的预设。在与博物馆空间文本的交互中，各种话语解读的可能循着阅读者的步行线路中展开。换言之，所有的步行策略皆是解码博物馆空间文本话语的方式，依托异质性的步行策略，作为主体的阅读者们共享着相同的实体空间，却又在各自的意识中建构了独属于自己的民族叙事，实现了对博物馆空间文本的开放性书写。

大众迥异的步行策略虽可改变索骥空间文本话语的方式，但无法改变对空间文本旨归的认知。通过对博物馆空间文本的开放性书写，潜隐于大众心间的民族意识被激活、民族情感被强化，人们渴望外化自我的民族情感以实现对自我民族身份的标榜。于是，消费具有民族色彩的博物馆文创商品，当仁不让地成为人们阅读博物馆空间文本的延续。如今，在博物馆内部，文创商店赫然耸立，裹挟着民族文化元素的文创商品琳琅满目。比如，南京博物院的文创商品“名城玄武琉璃笔筒”，以立体浮雕形式呈现玄武湖十里长堤的悦人风貌，流光溢彩的琉璃呈现出古塔、城墙、河堤与繁花等胜景；上海博物馆的“几何纹珐琅彩手镯”，撷取馆藏青铜器的几何回纹案，以珐琅工艺为载体，将传统文化器物的神秘瑰丽与现代艺术造型相统一。“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36]在民族文化元素与商品的深度融合中，二者趋向一体，符号价值赋予商品的过程被掩饰，民族文化似乎成为博物馆文创商品天然具备的固有属性。符号价值的扩张，炫示了博物馆文创商品的意义象征，使文创商品成为生动有形的民族符号，关联着拥有者民族身份的建构。显然，对商品的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亦是映现浓厚文化色彩的社会实践，强化了个体于“象征意义与文化意义上的生产和维系”[37]。作为一种具有边界性的活动，消费始终发生于认同所圈定的范畴，其本身即是认同的表征与映现。大众将无形无质的民族认同投射于客观实在的对象化客体，藉由购买博物馆文创商品，人们在炫示自身于社会文化坐标系中的位置之余，亦反身性地强化了自我民族身份的认同心理。

消费镌刻民族文化符号的文创商品是瞬时性行为，故由消费引致的“表现民族”实践仅存在于短暂的时间节点之中。为持续性地炫示自我民族身份，人们转而在微信、小红书、微博与抖音等社交平台，书写自我对中华民族璀璨文明的叹赏，读者叙事促成博物馆空间文本向网络世界延伸，民族性也便在大众的日常媒介实践中得以繁衍。穆尔曼（Muhlmann W.）曾通过对北亚东部民族的研究，指认出民族性在不同民族间的梯级传递关系。[38]我们可以断言，民族性的梯级传递不止存在于不同民族之间，亦蕴藏于民族内部的成员之间。无远弗界的互联网为博物馆空间文本的读者叙事提供了跨越时空的广阔天地，由读者叙事而生产的民族性也便获得了无限扩散的巨大能量，其以梯级形态向民族性“洼地”的群体传递，吸引着更多的民族成员心甘情愿地跨越一座城而奔赴一家博物馆，并主动加入至该博物馆空间文本的读者叙事行列，推动新一轮民族性再生产的实现。

博物馆空间文本的读者叙事孕育于作为主体的自觉自醒的民族成员内部，故由读者叙事引发的民族性再生产是一种自发性的民族性再生产，其不仅仅是日常民族性的表征，更具有将民族性再生产的现时与未来、在地与异地相串联的能量。读者叙事与建筑叙事、展陈叙事不相混合且各具完整价值，三者以“复调”的形式，合力构筑了博物馆空间的文本样态与价值旨归。

结语

传播物质性向我们提供了考察博物馆空间的新视角，叙事学则能够引导我们深入阐释空间文本的文化意蕴。将博物馆空间置于两种理论的交叉畛域予以探析，我们可以发现，作为文本的博物馆空间是官方叙事与个体话语共建的产物。建筑叙事与展陈叙事诞生于制度化组织的意义系统，具有引导个体开展结构化社会行动的功能，由二者促成的民族性再生产蕴藏着结构主义的底色；读者叙事则是现代民族个体主观自觉的产物，人们通过自身社会行动的能动性来重新编纂博物馆空间文本，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回应，该民族性再生产实践具有鲜明的个体主义特征。结构主义民族性再生产与个体主义民族性再生产在博物馆空间文本中的融合交织，映现出裹挟民族性的意识形态具有融入社会网络的能量，使未曾谋面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萌生出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相应的情感，大众进而通过对意识形态号召的回应实践，自发地促成稳定社会形态的构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