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姝丨宫闱时尚 ——宋代工艺美术的女性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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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0-29 15:53 来源:美术观察

主持人语：

在古代工艺美术生产中，往往官府占有美材、驱使良匠，创造并引领潮流风尚。本期《宫闱时尚》一文，以宋代有影响的两位后妃的生平轶事为线索，探究她们作为时尚的“弄潮儿”，是如何促成工艺新品的诞生与流传的。一方面，宫廷女性在器物服饰方面的品位与喜好易形成表率，从上至下形成一时风潮；另一方面，这种时尚又不免助长奢靡铺张之风，有碍民间社会的“观感而化”。明末以来，铜版画见证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繁盛，也逐渐在清宫廷生根、发展和繁荣起来。《清代宫廷铜版画研究》一文的作者通过考察若干材料和关键人物，勾画了铜版画技艺在此阶段的发展特点，题材内容与“康雍乾”时代皇家文化政治之间的紧密关联。特别是作者回答了清宫廷《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制版运用的刻法问题。《风流犹缅兰亭贤》一文以解读北京画院藏《畅春修禊》长卷为核心，作者具体考察了此次上巳修禊的背景、地点和参与者的身份，认为此卷不单纯描绘了文人雅集的盛景，更因其蕴含的家国情怀而成为全国铁路协会会员在可园甲子上巳修禊雅会的历史见证。

——秦韵佳

后妃身份尊贵，有机会接触到最时新、最难得的工艺美术品。她们并不直接进行设计和制作，但其审美判断形成于既有的、特定的文化氛围，所以其选择仍能代表官府审美趋势，属于时代精英文化的一部分。宫中妇人借助显赫地位对特定样式起到展示宣传作用，以促成其流行。宫闱时尚传递到社会，容易成为一时风潮。本文借宋代后妃的几则故事，管窥嫔妃与时代艺术潮流的关系，探究其行为如何促成新品的诞生与流传。

　　后妃深居宫中，活动范围有限，但她们身份尊贵，有机会接触到最时新、最难得的工艺美术品。文献中关于她们的一些故事，也保留了有意思的时代造物信息。尤其是服饰类，一旦由其展示引领，很容易引起民间的追随，形成时尚潮流。

　　就宋代工艺美术史的研究而言，有两位后妃的生平轶事贡献良多。一位是仁宗的张贵妃，她宠冠后宫，用度不凡，也乐意展示炫耀难得或新奇之物以彰显身份地位。这些物品有的来自皇帝赏赐，还有一些是官员们巴结奉承的赠礼。另一位是哲宗的孟皇后，她经历曲折，饱经世变，本人虽不像张贵妃那样能引领时尚，但后人将其身世与流行纹样关联。通过这些掌故，我们可以管窥后宫嫔妃与时代工艺美术之间的关系，探究其行为如何促成新品的诞生与流传。

一、逾制

　　张氏备受恩宠，在她还是美人时就已显露。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孙甫谏言宫中浮费，不仅左藏库中历年积攒的红罗早已用完，还要染院临时加染以供支用〔1〕。大肆铺张的背景，就是当年冬天庆贺张美人生皇女。仁宗一次赐绫罗八千匹，左藏库储备不足，染院工匠不得不在大雪苦寒时节敲冰取水染练〔2〕。这种靡费的行径，同样遭到欧阳修的指责，认为仁宗“后宫恩泽太多，宫中用度奢侈，皆是亏损圣德之事”。孙甫的上书，尤其强调了动用左藏库储备。左藏库设立于太祖年间，原为“封椿库”，后改名“景福内库”，太宗时定名“左藏库”。太祖设立的目的旨在积攒年度花费之剩余，“以备非常之用”“欲俟货财丰殖，即用赏战士以取燕云之地。有诏誓子孙不得别用。”原本旨在收复国土的财物，被子孙转移，用在了赏赐后宫女眷，这种违背祖训的行为自然引得言官义愤非常。

　　即便诤臣谏言，要求张氏“常令谦俭，不至骄盈”，仁宗还是为她屡屡违制。庆历八年（1048年）她被册封为贵妃，又引出礼部和文思院的一番操劳。北宋原没有册妃之礼，“命妃皆发册，妃辞则罢册礼”。可张氏宠幸正盛，又是直接从美人擢升为贵妃，极其期待一场盛大的典礼仪式来助长声威。雅称“红杏尚书”的宋祁此时入仕未久，作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承担了撰写告身的工作。可他却未谙流程，绕过中书省直接把官告送到司封官告院用告身印，亟封以进。张贵妃听闻后，将官告怒掷于地不肯接受，宋祁则因此贬谪许州〔3〕。作为安抚，仁宗令太常礼院参考历代典故，最终为她定下了册贵妃之礼，其册、印、礼服各有制度：

　　（十月）二十二日，太常礼院言：“参详令文及历代典故，修撰贵妃册礼仪注：册竹简长一尺一寸，阔一寸，约文多少，用一十四枚，以锦装褾。用天下乐锦。印用金，方一寸。其文曰贵妃之印，龟钮紫绶。服以褕翟之衣，青质，罗为之，衣画裳绣，皆为翟文，编次于衣及裳，重为九等。素纱中单，黼领，朱褾襈，黼谓为杂文绣为黼文。蔽膝，随裳色并用青，以緅为缘，亦绣翟文，重为二等。大带以青，加革带，青韈，青舄，舄以白饰如绣次文。玉佩，锦绶，首饰用花钗九株，宝钿准花之数，施二博鬓。”从之。〔4〕

　　文思院又赶制整套册礼用具，包括有镀金鈒花活页的黑漆册匣、册床、两重印匣，黑漆香案，间金镀银的香炉匙合，以及附带的夹帕、褥子、案衣、丝绦等织绣品〔5〕。最终于十二月三日，在宰臣百官的见证下完成了册封礼。

二、珍珠为饰

　　册封之后不久，张贵妃引发的第一次宫廷时尚是珍珠首饰。宫中获得广州口岸收缴的番商珍珠，皇帝携后宫佳丽一同观赏。张氏颇有欲得之色，仁宗会意，尽数赐予。其他宫人见状也顺势求取，无奈数量有限，只得令人再去市面上采买。一时间，引得京城珍珠价格陡增。张贵妃用获赐的珍珠制作了成套头饰，在稍后的宫廷宴会上压轴出场，期待收获同辈的关注和艳羡。可是仁宗为了平抑珠价，必须扼杀珍珠在宫禁贵戚中流行的势头。所以，他故意板起脸来指责贵妃，称其珍珠簪钗“满头白纷纷”不吉利，令宫禁中皆改簪牡丹。消息传开，珠价转而回落〔6〕。这件轶事成为帝王倡节俭、正民风的典型，直到南宋还时常被官员们提及，奉为后代行事的楷模〔7〕。其实，自五代十国始，珍珠在宫廷中的使用就越来越频繁。首开风气者是南汉刘鋹，他穷奢极欲，以八千兵匠专事采珠，所居宫殿梁栋帘箔皆以珠为饰〔8〕。而其本人也有一双巧手，能“自结真珠鞍勒，为戏龙之状”。进献之后，宋太祖向御府工匠们展示，众人皆叹服不已〔9〕。入宋，珍珠使用更为广泛，可用于装饰点缀服装、鞍鞯、坐褥、帘幕，甚至可以直接缀结为衫帽或珠囊。在权贵阶层日益看重珍珠的背景下，张贵妃的这次策划，其实更应该说是时尚大潮的追随者。只不过，她着意经营，打算用成组成套的头饰掀起一朵新的“浪花”。

　　作为奢侈品，珍珠的风靡必有所代价，除却金钱靡费还有采珠人的性命之危。那时的珍珠部分采自广西合浦海域，还有一些来自蕃商贸易。合浦采珠役使世代居于海上的蜑人，他们先以大绳悬坠巨石投入海中定位，再腰系细绳，屏气慑息，沿大绳下潜数十丈摸取珠贝。得手时气息殆尽，需晃动大绳，靠船上同伴迅速拖拽出水。强烈的窒息感往往令其晕厥，久久方能复苏。如遇气候严寒，处境更是艰难〔10〕。所以，仁宗在位时，对使用珍珠的打压限制并非只有张贵妃那次。早在景祐四年（1037年），就禁止庶民用珍珠做耳坠和项饰，导致市面上交易受限，只能小量流通〔11〕。他还以身作则昭示节俭，将太后为之制作的珠鞍供奉于真宗神御殿〔12〕。宝元二年（1039年）再散出内库价值缗钱三十万的珍珠，用作助边军费〔13〕。即便有意抑制，仁宗仍无法阻挡珍珠流行的时代趋势。在内廷，珍珠的使用从未断绝，魏国大长公主生前获赐系发的珠错罗巾，皇祐三年（1051年）去世后又有珍珠装饰棺帷〔14〕。张贵妃的跃跃欲试，不过是给流行更添一笔亮彩。

　　到神宗熙宁时，内廷奉宸库收纳珍珠多达2343万余颗，细分作十五等，皆钻孔结串〔15〕。如此细致的管理，不论是宫中制作服玩编结缝缀的取用，还是外拨榷场贸易时估价统计，均是眉目清楚、便捷周到。到大观二年（1108年），礼部再次强调“诸非品官之家，不得以真珠为饰”〔16〕。徽宗对平民消费加以限制，而自己府库里的珍珠却不断积累。北宋末，金人攻入汴京城，从大内诸库中一共掳走“真珠四百二十三斤……北珠四十斤，西海夜珠一百三十个……真珠扇子四百合”，可见宋廷珍珠储备之丰厚、品类之多样〔17〕。

　　珍珠易腐易损，现存宋代织绣类实物中难觅其踪迹。但它在内廷的使用，借南薰殿旧藏宋代帝后画像可窥得一二。画像上，皇后的花冠上遍布珍珠，可以结作珠花悬垂，也可散作花树上图案的点缀；大的颗粒饱满圆润，小的细如米粒。甚至帝后的衣领边缘上也有镶钉，例如哲宗像外层襕袍下的黄色交领袍上就有一圈浑圆饱满的珍珠。类似的还有徽宗郑皇后坐像，不仅领口有一圈，青翟衣上也有珍珠点缀图案。（图1）

图1 [宋] 徽宗郑皇后半身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时期，宋高宗厚待韩世忠，赐物里就有“绣珍珠蹙领”〔18〕；理宗周汉国公主出嫁，权贵馈赠的添房贺礼有“珠领宝花”〔19〕，大概都是类似的服饰配件。宋代服装多以单色或本色提花的暗花织物裁就，整体风格素雅。领口至前襟，袖口等部分缘以刺绣、印染、彩绘等方式制成的多彩宽花边。这些花边被称作“刺绣领抹”，可以单独制作出售。北宋汴京城最热闹的大相国寺集市，固定占据二三门之间两侧廊庑的是在京诸寺院的尼姑。她们售卖的商品大多是女性服饰簪戴，其中就包括刺绣领抹〔20〕。精致的实物在南宋福州黄昇墓、茶园山墓都有收获，只是囿于礼制和财力，普通宗亲、官员眷属和民间追慕奢华最多只能用金银线刺绣或印金等工艺，尚未见珍珠。

三、金线灯笼锦

　　张贵妃的时尚首秀并未如预料般获得盛赞，然她在后宫地位显赫，举止间便能引发追随效应，号召力不容小觑。即便被仁宗假意责备，也不妨碍她日后再找机会出风头。臣僚们更是揣摩其心思，利用职务之便，屡屡从地方上收罗进献新奇物品，借机图荣固宠。

　　文彦博曾是张氏父亲的门生，旧有往来，所以贵妃对他提携多多。皇祐初年，上元节临近时，她向在成都任职的文彦博表示，希望能有些新奇花样的锦用于过节时裁衣。蜀锦自汉代以来闻名天下，成都在宋代仍是重要的官府织锦基地。文彦博利用在蜀中的职务之便，“遂令工人织金线灯笼载莲花中为锦纹以进”〔21〕。新奇花样裁制的锦衣果然在上元节让张贵妃风光无二，甚至得到仁宗的瞩目，并询问是从何而来。张贵妃借机向仁宗举荐文彦博，说文氏虽是她父亲的旧识，但进贡这样华贵漂亮的锦，完全出于感戴君王恩德，并非自己徇私。此言令仁宗龙颜心悦，也为文彦博赢得上位的机会〔22〕。

　　这种奉命创织的新奇花色，是“金线灯笼载莲花中”。选灯笼为题材，正是应上元节之景。锦的具体面貌和织造的原委始末，梅尧臣诗中写得很详细：

　　为言寄使君，奇纹织纤密。遂倾西蜀巧，日夜急鞭抶。红经纬金缕，排枓斗八七。比比双莲花，篝灯戴心出。几日成几端，持行如鬼疾。明年观上元，被服稳贤质。粲然惊上目，遽尔有薄诘。既闻所从来，佞对似未失。且云虔至尊，於妾岂能必。遂回天子颜，百事容丐乞。〔23〕

　　“红经纬金缕”，可知它是以红为地色，用金线做纬起花的织金锦。织金锦在唐代成熟，这是一种纬插合工艺，即将一组金线作为纬线插入基本组织并以之显花。同时代的遗物在辽墓中多有收获，耶律羽之墓的团窠杂花对凤锦即为一例。两只振翅的凤鸟两对而立，连同外圈卷草构成轴对称的团形图案，对凤用捻金线和捻银线织出。（图2）

图2 [辽] 耶律羽之墓团窠杂花对凤锦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排科斗八七”，构图应该是取小团窠样式。或是一排上并列7至8组的单位图案；或者是采用上下二二错排的形式，一行8组，一行7组。宋代规定织物幅宽为2尺5分，按权衡单位量值换算即约为64厘米〔24〕。那么，灯笼锦每窠的直径最大可约8厘米上下。

　　团窠是唐代工艺美术中常见的图案构成形式，基本框架为圆形的适合纹样，均衡饱满，富于装饰味。虽然从中晚唐开始，各类缠枝花卉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入宋更是渐成主流，但团窠作为一种成熟样式，其消退也必然有一个过程。在北宋前、中期，尤其在一些传统织物品类里，团窠仍在继续使用。太平兴国年间定州的土贡记录里有“两窠纹绫”〔25〕，这是幅宽上并列两组团窠的样式，则单位图案的尺寸不小，一如唐代。稍后，元丰年间又土贡“大花绫”，应是在团窠基础上的变化，突出花卉，但骨架主体应该尚保持圆润满密。考古挖掘中也曾收获北宋的重莲团花纹锦，可视为团窠继续沿用的实例。（图3）蜀锦久负盛名，持续的织造、经年的积累必然使得典型图案风格的延续性更加明显，故而灯笼锦图案骨架采取的仍是团窠形式。

图3 [北宋] 重莲团花纹锦故宫博物院藏

　　“比比双莲花，篝灯戴心出”正与前文“金线灯笼载莲花中”相合。值得强调的是，该图案设计为两朵莲花捧出灯笼，则纹样整体呈轴对称的几率更大。考古发现的北宋前中期锦数量有限，但参考时间相近的耶律羽之墓等辽代墓葬，可知图案上下两点错排、单位呈轴对称也确是当时锦纹的常见形态。

　　张贵妃的灯笼锦并未留下实物或图像，如今其具体样貌已不得而知，只能靠诗文略做推测。目前可见的灯笼锦大多是明清时代的，它们模仿当时流行的宫灯，有球形、八角形、葫芦形等多种样式，大都上施华盖，下挂穗坠，四周悬以杂宝璎珞、流苏结带，整体华贵富丽。有的还在华盖上垂以条带，书以“五谷丰灯”等吉祥语，借谐音传达吉庆寓意。但此时的灯笼图案大多是单独纹样，均衡整齐排列，不再见团窠式构成，灯下也不再有双莲花衬托。

　　织金灯笼锦专为上元节而制，这是图案设计与时令活动结合的较早案例。入宋以后，经济的繁荣，城市生活的丰富，使得节庆活动频繁。尤其是随着江南地区的不断开发，文化经济中心日渐南移，户外活动越来越多，对四时的体验感悟也日益丰富。节令文化成为宋人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不论是《东京梦华录》还是《梦粱录》，均辟出长篇详述一年之中不同时节都城里的活动。时势驱使下，体现时令节庆特征的应节设计应运而生，灯笼锦即是其显例。到北宋末年，汴京城流行的“一年景”纹样更是将四时节物“春旛、灯球、竞渡、艾虎、云月”，或者是四时花卉“桃、杏、荷花、菊花、梅花”汇集到一起〔26〕，将应节设计推向高潮。后世继续沿用，成为传统图案中的“四时花”。这种新制的织金锦，属于“特色定制”，当时并未大量、持续的生产。“几日成几端，持行如鬼疾”，文氏倾蜀地织工之力连日赶制，抢在上元节之前送入宫中，令张贵妃得偿所愿。文彦博后来虽入朝为宰相，最终因此事被言官所诟病，梅尧臣的诗中满是鄙夷指摘，称他是“巨奸”，评价其行为是“委曲媚贵昵”。《宋史·唐介传》也提到文彦博在蜀造“间金奇锦”，私通宫掖，以此求得相位〔27〕。最终，文氏被唐介弹劾，贬谪许州〔28〕，成为继宋祁之后，第二位因张贵妃而被贬许州的官员。

　　唐介上书的时间在“皇佑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即皇佑三年（1051年）十一月。随着文彦博的失势，第二年就停止了灯笼锦的进贡，内臣调侃说“无人更进灯笼锦，红粉宫中忆佞臣”〔29〕。虽然张贵妃的灯笼锦衣在宫中不过昙花一现，但元宵夜她备受瞩目，满足了炫耀夸饰的虚荣心。而且，这种新创的图案，因契合应节设计的时代潮流，在蜀地并未断绝。直到南宋，灯笼锦可能依然有织造，只是数量非常有限。据说做了太上皇的赵构一时起意想要些蜀灯笼锦，入市采买已经是求之不得，最后还是靠善于揣摩上意的汪应辰奉上家中旧有存货，才实现夙愿〔30〕。

四、定窑红瓷

　　张贵妃因地位超群，不少臣子想借机巴结，所以送礼的络绎不绝。文彦博创织灯笼锦是一例，还有人送来定窑红瓷。宋代定窑以烧造白瓷见长，提及红瓷的文献极少：

　　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31〕

　　仁宗在张贵妃处见到定州红瓷器，询问之下得知是王拱辰送的。因为此举犯了臣僚勾结后宫的禁忌，仁宗愤而将之砸碎。能够引起帝王的关注，说明这类瓷器釉色特别，即便是宫里也极少见到。

　　张氏在庆历八年（1048年）十月封贵妃，致和元年（1054年）正月薨逝，王拱辰进献一事应该就发生在皇佑年间。在王拱辰的履历中，他因反对庆历新政，抗疏论新法之害，在皇佑初出知郑州，徒澶、瀛、并三州。他收罗难见的器物献给宠妃，不排除想借宫闱女眷之力从中疏通，以期仕途有转机。

　　稍晚，周煇又说景德镇窑在北宋大观年间出现“色红如朱砂”窑变器物，颜色比定州红瓷还要鲜明：

　　饶州景德镇，陶器所自出，于大观间窑变，色红如朱砂，谓荧惑躔度临照而然。物反常为妖，窑户亟碎之。时有玉牒防御使（仲檝），年八十余，居于饶，得数种，出以相示，云：比之定州红甆器，色尤鲜明。〔32〕

　　可见北宋的红定确有生产，只是数量极少，一般人是没机会见到的。当景德镇窑偶尔烧成窑变的红色器物，被归为“反常即为妖”。敢收藏它们的只有阅历丰富、眼界开阔的老人。老先生曾经的官职“玉牒防御使”，应该是为皇家修纂族谱的差使，可能也因此有机会接近宫禁、贵族，从而知晓红定。

　　南宋末，蒋祈的《陶记》夸奖景德镇白瓷有“饶玉”之称，地位堪与“真定红瓷、龙泉青秘”比肩。可知定窑红瓷在两宋的地位绝高，是精品的代名词。清人兰浦的《景德镇陶录》又说：“蒋记云景德镇陶器有饶玉之称，视真定红瓷足相竞，则定器又有红者，间造紫定、黑定，然惟红白二种当时尚之。”〔33〕则定窑有红瓷，并且与白瓷一样受欢迎，当时的地位要高出紫定和黑定。但是，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和传世收藏中均未见红釉的定器。有学者提出一种解释，认为红定是釉色酱中闪红的定窑制品。它以铁做呈色剂，颜色不同于用铜做呈色剂的宋代钧窑器物。由于红釉瓷还处于初创阶段，人们便将与红色接近的芝麻酱釉或酱红釉器称为红瓷〔34〕。此说或有一定的道理，日本收藏的一只定窑白瓷铁锈牡丹缠枝纹瓶，花纹颜色酱中偏红，也许就接近红定的釉色。（图4）烧制釉色纯正的红定技术难度较大，数量也就不多。因此，作为珍品才值得王拱辰送给张贵妃，也才会引起仁宗的特别注意。那么，红定、紫定、黑定三者就应该是皆以铁为呈色剂，釉色从酱红、酱至黑，色泽逐次加深的定窑产品。

图4 [北宋] 定窑褐花缠枝牡丹纹白瓷罐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张贵妃多番交通外臣，仁宗都不过是口头斥责一番，并未深究。不论是珍珠头饰，还是织金灯笼锦、定窑红瓷，均为难得而贵重的工艺美术品。张氏用度之奢华、圣眷之深厚，可见一斑。在贵妃薨逝后，仁宗哀痛不已，追册她为温成皇后，不惜财力地厚葬，“圹中皆以镂金为饰，又为锦绣、珠翠、金玉、衣服、什物，以备焚瘗者甚多。”后经臣僚谏言，才停减珠翠金玉之类〔35〕。不论生前的纵容，还是死后的厚葬，都与仁宗本人节俭的形象颇有出入。

五、“孟家蝉”缬样

　　相对于这位生前盛宠、死后追封的温成皇后，哲宗的元祐孟皇后身世十分曲折。她二度被废又二度复位，并两次于国势危急之下被迫垂帘听政，还曾出家为女冠。所以在南薰殿旧藏的宋帝后画像中，只有孟皇后未穿着翟衣戴花钗冠，而是素鬓蓝衣的形象。（图5）甚至连她的被废都被认为是有先兆的，这就是风行一时的纹样“孟家蝉”：

《秀水闲居录》曰：元祐末，哲宗方择后，京师里巷作打球献戏，以一击入窠者为胜，谓之孟入。于是孟在女应入宫之选。至绍圣间，禁掖造缬，有匠者姓孟献样，两大蝴蝶相对缭以缬带，曰“孟家蝉”，民间竞服之。未几，后废处瑶华宫，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议者皆以为识蝉者，禅也，出家之兆也。〔36〕

图5 [宋] 哲宗孟皇后半身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孟皇后的立、废，据说上天皆有表征。打球一击即中，为“孟入”，乃是立后吉兆。孟姓工匠在绍圣年间创制的“孟家蝉”纹样，因“蝉”“禅”接近，则被视为稍后孟皇后被废出家的谶语。“孟家蝉”的构成是相对的两只大蝴蝶，其间缭绕缬带。今人研究已经指出，这类双蝶对飞的形象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在金属器上的合页上就有相关图像〔37〕。“宫禁造缬，孟氏献样”，可知这是为内廷专门设计的纹样，乃是属于“官样”。之后才传入民间，成为时尚热点。

　　夹缬是一种防染印花工艺，用两块刻成对称花纹的花版相互夹制实现局部防染，从而显出图案。目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夹缬工艺在浙南等地仍有留存。染色时，通常是将匹料对折后放入花版，所以释版之后能获得轴对称的图案，这也是“两大蝴蝶相对”的原因。所以，“孟家蝉”是一种基于工艺技术特征的图案设计。夹缬在唐代已经成熟，入宋依然流行。相对于织造，它是一种廉价高效获得图案的装饰手段。其兴盛不衰，应该还同雕版印刷的繁荣有关。宋代官私刻印图书颇繁荣，在技术上，雕造书版与花版相通。所以唐仲友在私集刊字工匠雕印诗赋文集之余，又乘势要他们雕造“印染斑缬”的数十片花版，发往自家彩帛铺充染帛使用〔38〕。

　　“孟家蝉”一时间引得汴京城里效仿成风，众人“竞服之”。不仅有印染的，还衍生出绘画的手法，“京师衣饰画作双蝉，目为孟家蝉”〔39〕。纹样的流行并未随着孟皇后的被废而终止，直到南宋，宫词还会歌咏它当年的风靡，“官样新装锦襭鲜，都人争服孟家蝉。”〔40〕在南宋后期的黄昇墓中，曾得到一对小银蝶，发现时它们置于存放梳妆用具的漆奁里，当为一件头饰〔41〕。蝴蝶头部相向，在翅膀的顶端用小环将两只连在一起。虽说形态生动，但是蝶的身体部分粗大，倒也同“大蝉”有几分相似。由此，或许能略为领会“孟家蝉”的意境。

　　其实，“孟家蝉”与孟皇后本人并无直接联系，而是世人的曲意附会让流行艺术与贵人发生关联。即给官府创制的纹样写了一个有感情温度的故事，让人给物“代言”。此类流行纹样与谶言的联系，在北宋晚期尤为突出，被统称为“服妖”。如汇集四时花卉和时令节物的“一年景”纹样，被指预示着靖康纪年不过一年光景〔42〕。内府织绫取遍地满密的桃花纹样，称“遍地桃”，漆冠子作二桃样，谓之“并桃”，被指是后来金人南下，民众无分贵贱皆满地逃窜的先兆〔43〕。一方面是北宋晚期政局风云变幻，事态频发；另一方面是伴随经济的富裕，时尚文化活跃，艺术创造多多。两相结合，流行纹样被赋予了确定的、有针对性的“历史”“政治”含义。这才会为文人阶层津津乐道，最终由其述诸笔端，转化为文献记载。流行在前，附会在后，故而这些谶言故事每每流露出“反思”的意味。

　六、结语

在古代工艺美术生产中，官府占用美材，驱使良匠，产品精细考究，使用者的政治身份保证了其在文化上的统领地位。社会等级森严，民间制作常常以官府为楷模，在不违反礼制的前提下总是尽力效仿。总体而言，官府创造并引领时尚，民间追随传播，最终实现艺术追求趋同，形成时代流行风格和样式。后妃贵妇即是处于文化统领地位的女性，她们在器用服饰方面的一举一动极易形成表率，引出模仿攀比。宫闱闺阁时尚借女性的交游传递到社会，成为一时风潮。

　　如果材质高贵难得，这些宫中时尚容易助长奢靡铺张之风。特别是翠羽鹿胎之类的材料取自动物，也有违仁爱慈悲之道。所以，帝王们对后宫流行多有干预。早在宋初，太祖就教育过穿贴绣铺翠襦的永庆公主，“自今勿复为此饰。”即便一件衣服对皇室而言所费不多，但是“主家服此，宫闱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价高，小民逐利，展转贩易，伤生寖广，实汝之由”。〔44〕这种时尚自上而下的传递，“皆由贵近之家仿效宫禁，以故流传民间”，“如鬻簪珥者动必言‘内样’”，官府设计一旦散布，极易引发追捧，蔚然成风。所以，宋代历朝帝王关于禁约“销金集翠”的政令颇多，意在以宫禁为榜样崇尚敦朴，进而实现民间的“观感而化”。孝宗将新制的皇后祎衣展示给臣僚，特别强调使用的是禁中旧有珠玉，花费颇减省，就是希望“革弊当自宫禁始”，成为戒奢宁俭典范〔45〕。张贵妃初丧之时，仁宗悲恸，墓穴营建奢华，随葬品丰富。但帝王毕竟是表率，仁宗又向来以节俭著称，所以后来再建愍贤寺坟院，供奉的张贵妃遗物就十分简朴了，“素朱漆床，黄绢缘席，黄隔织褥”，以至于文人士子们纷纷叹服，“温成宠冠六宫，服用止此”“恭俭之德不在此乎”〔46〕。张氏生前的种种奢靡张扬、求新求异都被渐渐粉饰掉，以成就仁宗节俭躬行的形象。

　　宫中妇人影响和推进潮流主要是借助自身的显赫地位，对特定样式起到展示宣传，以促成其流行。她们并不直接进行设计和制作，但偶尔会提供基本构想或详细的诉求。后妃的审美判断形成于既有的、特定的文化氛围，所以其选择仍能代表官府审美趋势，属于时代精英文化的一部分。张贵妃打造整套珍珠头饰，是基于珍珠已然风靡的背景，她的贡献是如何将这种流行发挥到新的极致。世俗生活丰富，四时节庆活动频繁，成为社交的重要部分，方才孕育应节设计的诉求，有了锦纹的灯笼主题。定窑红瓷量少难得，作为奢侈品为宫廷所用，更加推高定窑声名。至于孟家蝉纹样，不妨看作是官府设计的“内样”在传布过程中假借名人影响力的一种传播手段。宫中、贵近、民间，上层的文化品位和设计创造向下传递，等级差异虽在，但艺术追求趋同，最终一起成就了时代的潮流与风格。［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9YJA760007）、清华大学自主科研文科专项（2016THZWJC09）支持］

注释：

〔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5，“仁宗庆历三年”，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518页。

〔2〕［宋］《欧阳修全集》卷103《奏议第七·论美人张氏恩宠宜加裁损札子》，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572页。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5，“仁宗庆历八年十月庚寅”，第3971页。

〔4〕〔5〕［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后妃三·贵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04页。

〔6〕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1，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页。

〔7〕《宋会要辑稿·后妃二·皇后杂录》，第293页。

〔8〕［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9《杂录》，《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6页。

〔9〕［宋］杨亿《杨文公谈苑·刘鋹不敢饮御赐酒》，《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96页。

〔10〕［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5《合浦珠》，《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0—3111页。

〔11〕《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一·禁珠玉》，第6933—6934页。

〔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2，“仁宗明道二年五月癸酉”，第2616—2617页。

〔1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5，“仁宗宝元二年十一月戊子”，第2938页。

〔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0，“仁宗皇祐三年三月丙子”，第4086—4087页。

〔15〕《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奉宸库》，第7178 页。

〔16〕《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一·禁珠玉》，第6934页。

〔17〕［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建炎元年二月》，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4页。

〔18〕［宋］赵鼎《忠正德文集》卷8《丙辰笔録·绍兴六年丙辰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44页。

〔19〕［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公主添房》，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4页。

〔20〕［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3《相国寺内百姓交易》，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8页。

〔21〕［宋］梅尧臣《碧云騢》，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

〔2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1，“仁宗皇祐三年十月庚子”，第4115页。

〔23〕［宋］梅尧臣《书窜》，《全宋诗》卷25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21页。

〔24〕丘光明、邱隆、杨平著，卢嘉锡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8页。

〔25〕［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62《河北道》，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67页。

〔26〕［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2，《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四），第3470页。

〔27〕［元］脱脱等《宋史》卷316《唐介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327页。

〔28〕［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2，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页。

〔29〕《碧云騢》，第3页。

〔30〕［宋］周密《齐东野语》卷1《汪端明》，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页。

〔31〕《邵氏闻见录》卷2，第13页。

〔32〕［宋］周煇《清波杂志》卷5《定器》，《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页。

〔33〕傅振伦《景德镇陶录详注》卷6，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页。

〔34〕申献友《谈定窑红瓷》，《文物春秋》2000年第4期，第63—70页。

〔35〕《宋会要辑稿·礼三七·温成皇后陵》，第1593页。

〔36〕［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4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3页。

〔37〕扬之水《粉蛾交关与孟家蝉》，《中华文化画报》2010年3期，98—99页。

〔38〕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8《按唐仲友第三状》，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36页。

〔39〕［宋］朱彧《萍洲可谈》卷1，《全宋笔记第二编》（六），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页。

〔40〕［宋］岳珂《宫词一百首》，《全宋诗》卷2973，第35402页。

〔41〕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州南宋黄昇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79页。

〔42〕［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2，《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四）。

〔43〕［宋］赵令畤《侯鲭録》卷6，《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二）。

〔4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太祖开宝五年七月甲申”，第286页。

〔45〕《宋会要辑稿·舆服四·臣庶服》，第2236页。

〔46〕《邵氏闻见录》卷3，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