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特质和展陈叙事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雏形被认为是建立在考古遗址原址之上(或遗址区范围内)的博物馆形式，如1832年在古柯林斯遗址考古区内建立的科林斯考古博物馆(Archaeological Museum of Ancient Corinth)，其目的是保护雅典卫城的考古发掘品。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国际宪章体系下的制度开端，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建设提供了依据。1882年英国《古代遗迹保护法》(Ancient Monuments Protection Act)首次要求重要遗址“尽可能保留在原位”。1931年召开的第一届历史纪念物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颁布《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简称“修复宪章”，Carta del Restauro)提出:考古遗址将实施严格的“监护式”保护(custodial protection)[1]。这一时期，匈牙利的阿昆库姆博物馆(Aquincum Museum)于1894年向公众开放，墨西哥的特奥帝瓦坎遗址博物馆(Teotihuacan Museum)于1910年成立。与此同时，德国、瑞典、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为展示考古遗址而建立的“露天考古博物馆”(archaeological open-air museums)，也是推动考古遗址博物馆出现的动力之一。20世纪中叶，随着国际组织持续颁布对文化遗产、考古遗址保护的国际宪章和决议，真正意义上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形成。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自1946年成立起,便开始讨论在遗址原址建立“古迹博物馆”的必要性，提倡在遗址上建立的专题博物馆应“研究和展示特定地区的自然和文化风貌”。1956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新德里举行大会，通过《关于适用于考古发掘的国际原则的建议》，提出在重要的考古遗址上应举办具有教育性质的小型展览(可能的话建立博物馆)，向参观者宣传考古遗址的意义。

[2] 1964年第二届历史古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通过的《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宪章》(简称《威尼斯宪章》)指出:要将古代遗迹“真实地、完整地传下去”，“凡传统环境存在的地方必须予以保存，决不允许任何导致主体和颜色关系改变的新建、拆除或改动”[3]。

在博物馆学领域里，“遗址博物馆”一词最早出现在1951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专家卡尔·罗素(Carl P.Russell)在《国际博物馆》(Museum International)杂志上撰文提出trailside museum 概念[4]，同期《国际博物馆》的法文版中，将trailside museum 译作 musée de site[5]。而后，英国苏格兰皇家博物馆的前馆长道格拉斯·艾伦( Douglas A.Allan)博士将site museum一词引入英国博物馆学文献，他在《苏格兰的遗址博物馆》一文中指出遗址博物馆应该把遗址作为博物馆的展览核心。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讨论的“遗址博物馆”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包括人类和自然界遗留下来的非移动性文化载体。这与我国一开始落成的以考古研究为核心导向的“考古遗址博物馆”有一定的区别。

中国是建设考古遗址博物馆实践的先行者。20世纪50——70年代，是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初创期。为遵循国际博物馆协会和考古与历史博物馆及藏品委员会倡导的在原址建立“古迹博物馆”的建议，1953年，周口店“中国猿人陈列室”落成，它被认为是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雏形。1958年落成的西安半坡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博物馆学家苏东海曾评价说:“那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半坡遗址博物馆那样，建造这么宏伟的大厅把部落遗址科学地涵盖起来。”[7]“遗址博物馆”的名词在1958年第4期《文物》杂志上就已出现。题为《我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开放一半坡遗址博物馆》的报道，介绍了西安半坡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依托考古遗址建立的博物馆，保护并展示新石器时代聚落遗迹。1959年，定陵博物馆建成;1979年，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对外开放并获得巨大成功，在我国乃至世界范围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代表我国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在世界上的发展水平。

20世纪80年代——2012年，是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规范化阶段。随着考古成果大量涌现和考古学体系的完善，国家对重要遗址出台一系列保护政策，形成体系，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发展奠定了学科基础和物质基础。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考古发掘要对遗址进行保护。1985年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7年申报6项世界遗产项目,全部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确立了中国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国际地位。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于2000年在承德通过《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提出:“中国优秀的文物古迹，不但是中国各族人民的，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不但属于今天，更属于未来。因此，将它们真实、完整地留传下去，是我们现在的职责。”[8]国家全力推动大型遗址公园的建设，也成为考古遗址博物馆发展的动力之一。国家文物局2009年颁布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提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应当根据遗址保护、研究和展示需要，建设必要的考古遗址博物馆、保护展示设施和游客服务设施,确保遗址安全和服务功能。”从国家层面明确将考古遗址博物馆作为遗址公园的配套核心设施。在理论建设上，1998年,我国成立了第一个与遗址博物馆相关的学术团体——中国博物馆协会史前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2009年10月,中国博物馆协会考古与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在西安成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研究。这一时期，我国建成了一批特色考古遗址博物馆，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1983)、铜绿山冶铜遗址博物馆(1984)、大河村遗址博物馆(1986)、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1988)、河姆渡遗址博物馆(1993)、三星堆博物馆(1994)、汉阳陵考古陈列馆(1999)、虢国博物馆(2000)、金沙遗址博物馆(2007)、良渚博物院(2008)、牛河梁遗址博物馆(2012)等。

2013年至今，是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新时代阶段，或称高质量与国际化发展阶段。推动力表现为国家政策升级、科技创新与社会赋能、国际化合作和全球话语权构建。国家文物局不断升级对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扶持政策，考古遗址博物馆得到快速发展。2013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编制要求》强调,考古遗址博物馆是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与遗址本体保护、展示、利用相协调，体现考古遗址的核心价值。2018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依托考古遗址和历史遗存建设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等，推进文化遗产活起来。”同时，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3D 建模等技术广泛应用于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示，实现科技创新与社会赋能。国家文物局、财政部2021年发布《“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2022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进一步要求遗址类博物馆运用各类技术提升展示水平，接入智慧文旅平台，实现与周边旅游资源的数字化联动。一批高质量、现代化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如雨后春笋纷纷向公众开放，如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2017)、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2019)、庙底沟博物馆(2021)、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2022)、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2023)、三星堆博物馆新馆(2023，图3)、贾湖遗址博物馆(2023)、殷墟博物馆(2024)等。与此同时，中国博物馆协会为促进考古遗址博物馆与考古单位的交流合作，不断举办学术研讨会，出版书刊，并将史前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考古与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合并重组为考古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截至2025年5月，全国已有约180家遗址博物馆，其中21家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第一，考古遗址博物馆具有考古特质，即:在地性、不可移动性、现场性、原真性、生长性。考古遗址博物馆依附于考古遗址本体而建，这种紧密的依附关系，决定了考古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的相同性质。遗址本体中不可移动的重要考古遗存，如建筑基址、灰坑、窑址、墓葬、祭坛、水稻田等，无法搬迁保护，采用原地保护展示方式。这种原地保护展示是考古遗址价值呈现和价值阐释的鲜明特色，是区别于历史类博物馆的主要特质。基于这种在地性和不可移动性，考古遗址博物馆能更真实、全面地反映遗址的历史，将历史在原生环境中还原再现。

对考古遗址“原真性”的保护是学界历来讨论颇多的话题，前文已有提及。我们也可以从艺术理论角度阐释“原真性”。考古遗址博物馆中展出的许多考古发掘品，也是艺术品，凝结着那个时代的审美观念。德国思想家本雅明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艺术品的“原真性”是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9]“一件东西的原真性包括自问世那一刻起可继承的所有东西，包括它实际存在时间的长短以及它曾经存在过的历史证据。”[10]作品的“原真性”赋予其“膜拜价值”和“展示价值”[11],二者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本雅明认为:艺术作品发端于原始的宗教崇拜，如拉斯科洞窟画出的野牛，是为了展示巫术;中世纪教堂中的雕塑，当它们屹立在教堂中被神职人员和善男信女接近的时候，更多地具有“膜拜价值”，但当它们被搬来搬去，脱离其原生环境的时候，艺术品的“展示价值”将远高于“膜拜价值”。同样，考古遗址博物馆的遗址本体和发掘品的“原真性”可理解为，当它们作为艺术品在原生遗址环境中展示的时候，才会重现本雅明所讨论的“权威性”“灵晕”,以及被后人瞻仰的“膜拜价值”。

生长性是考古遗址博物馆不同于任何一类博物馆的特质。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源科学是考古学，考古学致力于解决“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在探索和发现的过程中，不断打破和推翻先前的认知，在延伸“历史轴线”的追溯中，揭开历史的谜题，寻找未来的方向，这是一个有生命力、不断带给人惊喜的学科。例如，2023年之前，三星堆博物馆展示的文物和研究成果基于1986年发掘的1号、2号祭祀坑。随着2019年6个埋藏坑的发现、1.3万件文物陆续出土、新的考古发现和科学技术的应用，过去30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解决了，古蜀文明的宗教礼仪制度以及先民的宗教观和宇宙观逐渐清晰。两件巨大的青铜雕塑，铜兽驮跪坐人顶尊铜像和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神像，在经历了1986年、2021年、2022年三次发掘后最终组合而成，持续的考古发掘不断更新我们对历史的认知。由此可见，考古遗址博物馆当前架构的知识体系根植于现有考古发现和研究，随着考古发掘对历史谜题的解读，学者会调整和更新已有的研究成果。旧的知识结构随时会被新的发现所补充或修正，最终带来考古遗址博物馆输出知识的更新。这种内在的生长性增添了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神秘感和探索性。

第二，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藏品具有断代性、专题性、不可替代性。藏品不仅在库房和展厅，更多在遗址内。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藏品集中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地区人类历史上的社会生产状态或一个生活侧面。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阐释的是秦王朝，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再现的是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生产的状态，邢窑博物馆展示的是河北地区隋至五代的烧瓷历史。考古遗址博物馆展品的不可替代性表现为，藏品大多为本遗址出土，即使有一些其他来源的藏品，也是为阐释本遗址而服务。最后，遗址本体是人类文化的遗存，遗址既是藏品的载体，又是藏品。因此，遗址与出土器物同样重要，这也是考古遗址博物馆区别于其他类型博物馆的重要特质。

第三，考古遗址博物馆是综合场域的有机复合体，是文化景观、自然环境、考古遗迹和博物馆空间四维互动的有机复合体。由中国博物馆协会编写的《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一书认为:“考古遗址博物馆对文化和自然遗址本体及(或)其出土(附属)的可移动文物进行保护、收藏、研究和展示。”表明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示和保护范围包含博物馆建筑本体，本体所保护的遗迹、遗物，以及馆内陈列的考古发掘品所体现的人文景观。除此之外，考古遗址博物馆甚至突破了馆舍的边界，与考古遗址公园形成有机的整体，其外延扩展到大遗址周边的自然景观。如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良渚博物院、安吉古城遗址博物馆等，后两者依据考古发掘成果，营造百亩稻田、风吹荷莲、鹿群奔跑的自然景观。观众在这类考古遗址博物馆中，不仅可以与真实的历史无限接近，丰富精神世界，也能与自然更亲近，享受身心的愉悦。

第四，考古遗址博物馆具有多维交叉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即考古学与历史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文化遗产与遗址保护的交叉融合。考古遗址博物馆是知识生产和建构历史轴线的场域，通过保护、研究、展示考古发掘成果，将考古学、考古工作、考古成果与博物馆联系起来。从我国博物馆体系发展来看，考古遗址博物馆以考古学为依据，促进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的发展和进步;从考古遗产保护方面看，鉴于我国土遗址不同于西方地上砖石结构遗址的特殊性，探索遗址保护综合手段，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是考古遗址博物馆与遗址保护协同发展的重要课题。如三星堆目前的发掘工作，构建了传统考古、实验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发掘人员创建恒温恒湿的考古“方舱”，34家科研单位参与并开展8项科技考古和8项文物保护方面的研究。同时，考古遗址博物馆还可以将遗址保护过程中凝结的多学科专家的智慧结晶作为展陈内容向观众推广。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对距今8000年的“世界上最早独木舟”开展了原址保护实践，考古学家、文物保护工作者、建筑学家、环境学甚至微生物学家和化学家跨学科合作，经历了20余年的探索，在湖水下搭建展厅，为独木舟搭建了“特殊病房”。博物馆还将探索过程作为展陈和开展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

三、考古叙事是考古遗址博物馆展陈叙事的主体语言

第一，考古叙事展陈语言应关注考古调查、发掘、科学研究的过程，将考古工作本身作为展陈的内容之一。中国考古学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以考古成果实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形成考古学中国学派。考古学是研究物与人的学问，要“透物见人”“透人见物”[13],考古遗址博物馆不仅要将考古发掘的遗址和遗物作为研究的主体，还应该将重大考古事件展示给观众，从而起到“透人见人”“以物育人”的效果。例如，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展陈将1959年遗址发现至今60余年的考古发掘过程，以及夏文化专家对夏代历史的探索历程、研究成果作为重要内容，将考古工作与考古发掘品相结合展示，构建夏文化研究的展示平台。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展陈内容将1954年以来考古学家筚路蓝缕的工作过程分为“发现盘龙城”“认知盘龙城”“解读盘龙城”三部分，以此为轴线讲述考古学家对遗址保护和研究做出的贡献。良渚博物院展陈设计营造了撑船行舟的良渚先民与考古学家时空对话的场景，让观众体验几千年的时空穿越。考古工作不仅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叙事提供了展示物的支持和强有力的学术依据，而且丰富了展陈内容，为观众理解遗址的文化内涵提供了多元化思路。

第二，应关注对遗址本体展示建筑的多元化探索。所谓世界一流的博物馆，衡量指标不仅包括丰富的藏品，还包括博物馆建筑本身以及为展示藏品服务的每一个空间。如今的博物馆建筑本身也和藏品一起，成为观众欣赏和体验的对象，成为评价一座博物馆的重要指标之一。考古遗址博物馆依托遗址而建，不同的遗址形态为建筑设计师提出诸多难题，也给他们提供了创作的灵感和机会，因此，在各类博物馆建筑中，考古遗址博物馆建筑呈现出独特面貌。如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建筑设计概念来源于考古发掘现场照片以及遗址的夯土宫苑建筑群，外形设计包含了钥匙、绿松石龙、牙璋等元素。考古遗址博物馆对遗址保护建筑形式的多元化探索，更是我国博物馆建筑中的特色。鉴于我国土遗址的特殊性，遗址本体保护建筑选址具有被动性，而且要在保护遗址的前提下，兼顾对城市文化景观的丰富，以及观众的观看感受。

第三，应将考古成果的“博物馆活化”作为展陈叙事的重点之一。“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成为新时代博物馆的要务，就考古遗址博物馆来说，让考古成果承载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是义不容辞的使命。考古遗址博物馆要展示遗址、遗迹经历的历史变迁，展示它们被考古学家发现、发掘的全过程。这些消逝的历史和幕后的工作，需要以视觉传达和各种沉浸式的体验方式让大众接受，让观众愿意追寻先人留下的智慧结晶，从而不断增强民族自信心。安吉古城遗址博物馆的展陈设计由著名考古学家策划，将学术性和教育性很好地结合，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呼应，共同打造研学和旅游创收的良性业态。这是考古遗址博物馆通过展陈利用好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实现“博物馆活化”的出色案例。

第四，考古遗址博物馆展陈应在引导公众进行学术讨论的过程中，塑造知识生产场域，搭建多元开放的信息传播与解读平台，让不同层次、不同知识背景的人参与讨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1990年10月在洛桑发布《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专门强调考古遗址博物馆“向民众展出考古遗产是促进了解现代社会起源和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方法。同时，它也是促进了解对其进行保护需要的最重要的方法。展出的信息资料应被看作是对当前知识状况的通俗解释”。所谓通俗解释，就是要求人们探索不同角度的展陈结构和知识输送方式，兼顾考古学科的学术性和公众理解力的不同，照顾不同层次的观众。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在这方面探索出三重解读体系的展陈思路:一是专家评价研究体系，针对专业研究者输出学术性解读;二是考古爱好者与一般公众认知体系，推广大众考古知识普及;三是中小学研学体系，利用图像、动漫等趣味互动对话和讲故事的形式来活化遗产和考古成果。三重体系与展陈路线和设计结合，呈现考古遗址、考古人、文物，全方位展示二里头作为早期国家文明核心与引领者的内涵和价值。诚然，多学科专家跨界共同参与讨论展陈思路，带来头脑风暴的同时，出现的是不同理念的坚持和拉锯。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在讲到良渚博物院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展示窗口做展览提升的经历时提到，现在看到的展陈呈现，凝结了各个遗址的考古发掘领队、博物馆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展览设计师等的智慧和心血，策展团队在300多天内召开200多次讨论会议。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陈是具有多元化、创新性，学科间激烈碰撞的工作。

“十四五”时期，我国博物馆事业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为建设国内领先、具有国际导向地位的世界一流博物馆持续发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强安阳殷墟、汉长安城、隋唐洛阳城和重要石窟寺等遗址保护，开展江西汉代海昏侯国、河南仰韶村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把大遗址保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作为重点工作任务。

新时代为考古遗址博物馆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支撑，预示着考古遗址博物馆发展热潮将如期而至，也对考古遗址博物馆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提出了要求。如何继续发现和挖掘已有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底蕴，助力新时代社会文化发展?如何融合保护与发展，推动考古遗产等文化产业形成良性业态，促进经济发展?如何承担起向普罗大众传播中华文明历史知识的任务，增强文化自信?这些问题，都需要考古遗址博物馆在实践和理论方面进行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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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文物局，等.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41.

[3]国家文物局，等.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52-53.

[4] NORBERTO R J, MARANDINO M.Mobile Science Museums and Centres and Their History in the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J].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17, 16(3): 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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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hagène et du Musée naval de Madrid[J].Archivo español de arqueologia, 1966,39(113):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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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家文物局，等.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202-204.

[9]本雅明.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0]本雅明,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1]本雅明.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2]刘曙光.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时代担当——评《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N].光明日报，2022-07-14(11).

[13]朱泓，方启,考古发掘应注重科学发展[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4-26.

*作者简介:鲍丽娟，女，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