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双庆 | 殷墟出土嵌绿松石刻辞骨柶

2024年2月26日，殷墟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众多首次亮相的珍贵文物吸引了参观者的目光。作为其中“明星”文物之一，嵌绿松石刻辞骨柶有关信息值得我们去探索。

骨柶基本情况

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在安钢基建范围内一座殷墟晚期“中”字形大墓M11中，发现了这件嵌绿松石刻辞骨柶。其位于墓室北部二层台上，下端已残，现长26.5厘米，最宽处2.3厘米，上面残存一行刻辞，可识别的共16个字，为“壬午，王于召塞，延田于麦麓，获兕，亚赐”，大意是：壬午日，商王前往召塞巡视，随后至麦地山脚下田猎，捕获一头犀牛，并赏赐给官员亚。

骨柶用牛肋骨制成，其文字记录了商王的边塞巡视与田猎活动。田猎在商代，不仅是获取食物的途径，更是一种军事训练方式，类似于现代的军事演习。通过田猎，军队能够训练实战能力，同时展示实力，对敌方起震慑作用。捕获犀牛这一大型且难以捕捉的猎物，彰显了此次田猎活动的不凡，也难怪商王会对亚进行赏赐。

这件骨柶的珍贵之处在于文字镶嵌有绿松石，是目前唯一一件经科学发掘的文字镶嵌绿松石的甲骨。绿松石镶嵌工艺在商周时期极为流行，其开采与应用的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舞阳贾湖遗址出土过距今约9000年的绿松石装饰品。夏代开始，绿松石被镶嵌在铜片上，成为重要礼器，彰显主人身份。殷墟出土的众多器物，如妇好墓出土的嵌绿松石铜柄玉矛、嵌绿松石曲内铜戈、嵌绿松石象牙杯等，都体现了这一工艺在当时的盛行。宰丰骨匕

谈及嵌绿松石刻辞骨柶，就不得不提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宰丰骨匕。嵌绿松石刻辞骨柶的出土，距宰丰骨匕的出土已过去100多年。宰丰骨匕具体出土时间不详，最早著录于商承祚的《殷契佚存》。这两件器物铭文记载的是同一件事，只是赏赐对象不同，一为亚，一为宰丰。

宰丰骨匕长27.3厘米，宽3.9厘米，传为安阳出土。骨匕上端翻折，中部拱起，便于持握。背面由上到下雕刻有四层纹饰：第一层为上卷尾龙纹，龙首在骨匕顶端；第二层为倒置的饕餮纹；第三层为勾连云纹；第四层为三角蝉纹。纹饰间镶嵌绿松石，但大多已脱落，仅少量残存。骨匕下端削薄，厚、薄交接处作台阶状。骨匕正面残存28字，为“壬午，王田于麦麓，获商戠兕，王赐宰丰、寝小贶，在五月，唯王六祀肜日”，大意是：壬午日，商王在麦地山麓田猎，捕获犀牛后赏赐宰丰等官员，时间为商王六年五月，当日举行了肜祭。

与嵌绿松石刻辞骨柶相比，宰丰骨匕正面刻字未镶嵌绿松石，仅在背面纹饰间有镶嵌。二者刻辞相互补充、相互印证，使所记载的历史事件更加清晰详细。结合甲骨文反映的商代祭祀情况可推测：二者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情，某商王六年五月壬午日，商王巡视召塞时，于麦地山麓组织田猎，捕获犀牛。其后举行隆重的肜祭，在祭祀仪式结束后，作为牺牲的犀牛被分割赏赐给大臣，亚和宰丰获赐。二人深感荣耀，遂在分得的牛肋骨上刻辞铭记，并装饰绿松石。

宰丰骨匕照片、拓片及摹本

嵌绿松石刻辞骨柶和宰丰骨匕并非普通甲骨，它们既不用于占卜，也非单纯记事。从功能上看，作为柶或匕，它们常与鼎或鬲等重要青铜礼器配套使用。宰丰骨匕背面的四层纹饰在青铜器上极为常见，其排列组合与青铜器纹饰基本契合。由此可知，这两件器物是重要礼器，承载着传承祖先功绩、教育后世子孙的使命。

嵌绿松石刻辞骨柶和宰丰骨匕信息对比

自甲骨文被发现以来，殷墟已出土约16万片甲骨。其中有一类专门记录商王及贵族打猎事件的纪念性记事刻辞，被称为狩猎刻辞，嵌绿松石刻辞骨柶和宰丰骨匕便属于此类。狩猎刻辞一般刻于捕获的猎物骨头上。

据不完全统计，殷墟出土的晚商时期契刻于兽骨上的狩猎刻辞除了嵌绿松石刻辞骨柶和宰丰骨匕，还有8件，分别是牛肋骨刻辞2件（刻于牛肋骨制成的雕花骨柶上，镶嵌绿松石，均记载商王捕获犀牛之事）、牛头骨刻辞1件（记载商王捕获白犀牛）、牛距骨刻辞2件（记载商王祭祀先王、赏赐王臣之事，推测牛距骨来自田猎所获之牛）、虎骨刻辞1件（刻于虎前腿骨制成的雕花骨柶上，镶嵌绿松石，记述商王获虎之事）、鹿头骨刻辞2件（分别于1929年、1931年殷墟第三、四次发掘所得，内容推测为商王擒获野鹿的记录）。其中2件牛距骨刻辞虽无其他狩猎刻辞具备的田猎内容，但在字体风格、记载特殊要事等方面与其他狩猎刻辞一致，应属于同一类。

殷墟出土狩猎刻辞一览

通过对这些刻辞进行系统分析，可以得出有关商代田猎文化的以下推断：其一，商王田猎活动的地理空间不局限于单一区域，而是与军事征伐、政治巡视等活动相结合，在对周边方国的征伐途中或例行巡视过程中开展。其二，刻辞所记载的田猎捕获物均为当时的珍稀野兽，包括兕、白兕、虎、鹿等物种。其三，田猎活动与祭祀仪式存在紧密的关联性，通常会伴随祭祀活动的举行，如商代周祭制度中的肜祭、协祭等祭祀形式。其四，由于捕获猎物的稀有性，这些猎物往往被用作重要的祭祀牺牲，在祭祀仪式结束后，还会被分割赏赐给朝廷中的重要大臣。其五，3件牛肋骨刻辞均记载了壬午日发生的同一事件，其中2件与宰丰骨匕在文字内容和纹饰图案上完全一致，但是存在残断现象。其六，宰丰在刻辞中出现3次，反映出宰丰与商王室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狩猎刻辞文字与商代金文及一般甲骨刻辞文字风格对比

殷墟甲骨文主要是记录商朝王室占卜的占卜性刻辞，简称卜辞，也有少量的记事刻辞、表谱刻辞、习刻等，所占比例极低。狩猎刻辞作为特殊的记事刻辞，其文字风格与其他甲骨刻辞明显不同，具有刻意模仿当时金文风格的特点。

甲骨文通常用尖锐刀具契刻在甲骨上，笔画纤细，多方折，字体显得遒劲有力；而金文铸于青铜器上，字形较为象形，笔画圆润饱满、粗细不均，常出现或方或圆的团块。尽管甲骨文和金文是商代文字因书写工具和载体不同而形成的不同风格，本质上并无差异，但狩猎刻辞模仿金文风格，必然有其特殊作用和目的。

从笔法上看，狩猎刻辞与单刀平刻的甲骨文不同，保留了书写笔意，可能是先墨书后契刻而成。其字迹起笔较重，收笔较轻，笔画运转清晰，较粗且显得遒美丰腴、含蓄浑厚，富有书写韵味，与商末金文极为接近。

嵌绿松石刻辞骨柶作为殷墟博物馆的“明星”文物，以独特的工艺、丰富的刻辞内容以及与其他文物的关联，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商代历史与文化的窗口。未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相信还会有更多关于商代的奥秘被揭开，让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本文为教育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资助项目“汉字文化传播（陈展）项目”（项目编号：G19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