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探研
湖北是楚国最强盛时期的都城所在地，已发掘大量楚墓，这些楚墓出土的丰富非楚文化因素器物从物质文化层面展示了东周时期的文化融合现象。我们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尝试运用统计学研究方法分析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时期、区域、等级、头向数据，展示楚墓中多种文化因素并存现象的普遍性，并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1]，探讨其文化融合模式的多样性，为研究东周时期文化融合现象提供物质文化依据。
一、湖北楚墓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概况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考古学楚文化的典型特征形成于春秋中期[2]，丰富的楚墓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显示，从春秋中期至战国末期，楚墓在主体特征为典型楚文化的前提下，还存在较多非楚文化因素。我们搜集了已公布信息的7180座湖北楚墓发掘资料，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3]，整理了其中包含非楚文化因素的楚墓约911座，非楚文化因素器物（包括器物组合）61类，共计1660余件（组），文化属性以中原、吴越、巴蜀和秦文化为主。此外，还有少量蔡、许、番等文化因素器物，因其样本量过少无法进行统计学研究，故本文暂未做分析。
中原文化因素器物在湖北楚墓中发现数量最多，其中以青铜器、陶器和漆木器为主。青铜礼器组合主要有鼎、簋；鼎、豆、壶。青铜礼器器类主要有矮足鼎、簋、龙耳方壶、盖顶无钮壶、
、罍、盉、盖豆、牲尊、扉棱鬲、高柄壶，青铜兵器主要有中原式戈、剑和铍。仿铜陶礼器组合主要有鼎、簋；鼎、豆、壶，仿铜陶礼器器类主要有矮足鼎、簋、龙耳方壶、盖顶无钮壶、罍、盉、盖豆、高柄壶。漆器主要有簋、龙耳方壶、高柄壶，此外，还有少量锡簋。
吴越文化因素器物在湖北楚墓出土也较多，其中以青铜器、原始瓷器、印纹硬陶器、陶器为主。青铜礼器主要为越式鼎，青铜乐器仅见句鑃，青铜兵器主要有越式矛、剑、钺，青铜生活用器主要有青铜杯。仿铜陶、瓷礼器主要有越式鼎、印纹硬陶壶，以及原始瓷鼎、缶、匜。陶、瓷生活用器主要有原始瓷罐、熏炉、碗和杯，印纹硬陶钵、罐、杯、瓮和碗。此外，还有陶杯。
巴蜀文化因素器物在湖北楚墓出土相对较少，其中以青铜器、铁器、陶器为主。铁质礼器主要有巴式鼎，青铜兵器主要有巴式剑、双环钮矛、巴式鐏戈，青铜和铁质生活用器主要有巴式虎纹青铜印、“斑”纹青铜印、虎纹青铜带钩、青铜鍪和铁鍪[4]。陶器主要有仿铜陶礼器巴式鼎，以及陶生活用器巴式圜底釜、甑、尖底壶、卷沿罐和盆。
秦文化因素器物在湖北楚墓出土较少，其中以青铜器、铁器、陶器和漆器为主，器物组合主要有青铜和仿铜陶礼器鼎、盒、壶。青铜礼器器类主要有鼎、盒、壶，青铜生活用器主要有甑、扁壶、镜和印，青铜兵器主要有铭文戈，铁器可见鍪。仿铜陶礼器主要有鼎、盒、壶，陶生活用器主要有鍪、高领罐和扁壶，漆器可见铭文漆盒和秦式漆樽。
二、湖北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考古学文化特征
湖北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时期跨度大、区域分布范围广、墓主人等级序列全、头向复杂，其在时期方面的差异反映了各非楚文化因素器物在不同时期流行程度的变迁，区域方面的差异则反映了各类非楚文化因素器物在楚地不同区域分布的不平衡性，而墓主人等级方面的差异则是不同等级楚人对不同非楚文化器物的喜好和使用的偏好性等方面的反映。墓主人头向因其与墓主人的族源有一定关系[5]，故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族源的楚人在随葬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方面的取舍。因此，我们分别整理了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在时期、区域、等级、头向方面的特征，运用考古统计学研究方法，对各特征及其差异和相关性进行探讨。
（一）全样本背景下的差异性分析
现已公布的约7180座湖北楚墓以出土中原文化因素器物的楚墓数量最多，其次为吴越、巴蜀和秦文化。出土中原文化因素器物的楚墓808座，占全部楚墓（不包括缺失数据的楚墓，下同）的11.3%，出土吴越文化因素器物的楚墓121座，占全部楚墓的1.69%，出土巴蜀文化因素器物的楚墓32座，占全部楚墓的0.45%，出土秦文化因素器物的楚墓11座，占全部楚墓的0.15%。
为了研究出土同类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在不同时期、区域、等级、头向方面的特征是否有显著差异，我们尝试运用假设检验方法来分析。此类分析，由于同一特征在不同维度的楚墓数量有较大差异（例如湖北地区不同时期楚墓数量有较大差异），我们使用卡方检验方法来比较不同维度下出土同一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比例是否有显著差异。对于样本量较低的检验我们采用费舍尔精确检验。最后使用Bonferroni方法对多重比较进行修正以控制整体的第一类错误率。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了解上述差异的来源，我们通过两两比较的统计检验方法，分析同一特征下（时期、区域、等级、头向）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的楚墓在任意两个维度之间（比如两个时期）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并且运用Bonferroni方法对多重比较的结果进行修正，分述如下。
1.时期特征及其差异性比较
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时期跨度大，从春秋中期延续到战国晚期。结合数据特征，我们将其分为春秋时期、战国早期、战国中期和战国晚期四个时期，通过对各时期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所占比例的比较，以及采用统计学假设检验分析，展示各时期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比例的差异及其显著性。
湖北出土各类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数量占该时期湖北楚墓总数的比例显示，湖北出土各类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数量在时期分布方面存在差异性。其中，出土中原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比例从春秋时期到战国中期持续增加，战国晚期急骤减少。出土吴越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比例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晚期都显示持续增加，其中战国中期的增幅很大。出土巴蜀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比例在春秋时期达到最高值，战国早期急骤下降，战国中期略有增加，战国晚期增幅较大。出土秦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比例最高值出现于战国早期，战国中期急骤下降，战国晚期出现较高增幅。另一方面，出土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比例从春秋时期到战国中期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显示出一致性，只是出土中原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比例通常是吴越文化的几倍至几十倍。此外，数据还显示，巴蜀文化和秦文化的变化趋势，与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明显不同。
卡方检验或费舍尔精确检验的P值结果显示，湖北出土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比例从春秋时期到战国晚期的各个时期之间总体上存在显著差异，秦文化在各时期总体上未见显著差异。
为了进一步考察这些显著差异的具体特征，我们尝试比较任意两个时期之间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比例是否存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上显著性差异的结果如下：湖北出土中原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比例在战国中期显著高于春秋时期、战国早期和战国晚期。出土吴越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比例在战国中期和战国晚期显著高于春秋时期和战国早期。而出土巴蜀文化和秦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比例在各时期两两之间均未显示显著差异，如前文所述，巴蜀文化因素器物在上述四个时期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在两两比较中，由于样本分散导致的样本量下降，使得我们暂时无法发现任何两个不同时期之间的显著性差异。
以上对于湖北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时期特征分析可以看出，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晚期，楚墓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现象始终存在，卡方检验和费舍尔精确检验结果则显示除秦文化因素外，出土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因素器物的楚墓在各个时期之间总体上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出土中原文化因素器物楚墓比例的峰值出现在战国中期，吴越文化在战国中期和战国晚期比例较高，出土巴蜀文化和秦文化因素器物楚墓则均未显示显著差异。
2.区域特征及其差异性比较
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的楚墓广泛分布于湖北各地，结合数据特征，我们将其分为鄂北、江汉平原西部、鄂东和峡江地区（湖北段）四个区域，通过分别对四个地区出土中原、吴越、巴蜀和秦文化因素器物楚墓所占比例的比较，以及采用统计学假设检验分析，展示楚墓各区域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比例之间的差异及其显著性。
湖北出土各类非楚文化因素器物的楚墓数量占该区域楚墓总数的比例显示，湖北出土各类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数量在区域分布方面存在差异性。其中，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因素在区域分布方面的特征较为一致，即出土比例从峡江地区（湖北段）到鄂北、江汉平原西部、鄂东四个地区依次递增。巴蜀文化的分布特征是峡江地区（湖北段）非常显著地高于其他三个地区，同时其它三个地区出土比例非常低。秦文化则表现为鄂北地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从江汉平原西部到鄂东，再到鄂北地区的比例依次递增。
卡方检验或费舍尔精确检验的P值结果显示，湖北出土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比例在鄂北、江汉平原西部、鄂东和峡江地区（湖北段）有显著差异，出土秦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比例在各个区域未显示显著性差异。
为了进一步考察这些显著差异的具体特征，我们尝试比较任意两个区域之间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比例是否存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上显著性差异的结果如下：湖北出土中原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比例从峡江地区（湖北段）到鄂北、江汉平原西部、鄂东地区，依次显著升高。鄂东地区出土吴越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比例显著高于鄂北和江汉平原西部地区，峡江地区（湖北段）出土巴蜀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比例显著高于鄂北、鄂东和江汉平原西部地区。
以上对湖北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区域特征分析可以看出，非楚文化因素在鄂北、江汉平原西部、鄂东和峡江地区（湖北段）均有发现，各区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比例存在差异，其中部分区域的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例如峡江地区（湖北段）出土的巴蜀文化因素器物的楚墓、鄂东地区出土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3.等级特征及其差异性比较
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普遍存在于各等级湖北楚墓中，结合数据特征，我们将其分为上大夫、下大夫、元士、中下级士和平民五个等级，除巴蜀文化因素器物未见于上大夫级楚墓外，其余各等级楚墓中各类非楚文化因素器物均有出土。我们通过对出土中原、吴越、巴蜀和秦文化因素器物的平民、中下级士、元士、下大夫、上大夫等级楚墓所占比例的比较，以及采用统计学假设检验分析，展示各等级楚墓中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比例的差异及其显著性。
湖北出土各类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数量占该等级湖北楚墓总数的比例显示，湖北出土各类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数量在等级分布方面存在差异性。一般来看，从平民墓到上大夫墓出土各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比例大体随等级升高而持续增加，只是中下级士墓出土巴蜀文化因素器物楚墓比例低于平民墓。此外，上大夫楚墓总数仅8座，因此百分比的波动性较大。
费舍尔精确检验的P值结果显示中原、吴越、巴蜀和秦文化因素器物在平民、中下级士、元士、下大夫和上大夫等级的湖北楚墓中的出土比例总体上均有显著差异。
为了进一步考察这些显著差异的具体特征，我们尝试比较任意两个等级之间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比例是否存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上显著性差异的结果如下：湖北出土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因素器物楚墓中的平民和中下级士墓的比例显著低于下大夫和上大夫等级楚墓，出土秦文化因素器物楚墓中的平民和中下级士墓显著低于上大夫等级楚墓。另外，如前文所述，巴蜀文化在上述五个等级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在两两比较中，由于样本分散导致的样本量下降，使得我们暂时无法通过现有样本找到差异来源。
以上对于湖北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的楚墓等级特征分析可以看出，非楚文化因素在平民、中下级士、元士、下大夫和上大夫楚墓均有发现，费舍尔精确检验结果显示各等级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比例总体上均有显著差异。具体而言，除极个别外，绝大多数情况下，非楚文化因素器物在各等级楚墓中的比例呈倒金字塔式分布，即从平民到上大夫，随等级逐渐增高，其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比例也越高。
4.头向特征及其差异性比较
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的湖北楚墓墓主人头向多样，东向、西向、南向、北向楚墓均有。我们通过对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的各头向楚墓中出土中原、吴越、巴蜀、秦文化因素器物楚墓比例的比较，以及采用统计学卡方检验和费舍尔精确检验分析，展示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在头向方面的差异及其显著性。
湖北出土各类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数量占该头向湖北楚墓总数的比例显示，湖北出土各类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数量在头向分布方面存在差异性。其中，出土中原文化因素器物楚墓比例在各头向之间的总体差异较小，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南、东、西、北向。出土吴越文化因素器物楚墓比例在各头向的总体差异较大，由高到低依次为东、北、西、南。出土巴蜀文化因素器物楚墓比例在各头向的总体差异也较大，由高到低依次为东、西、南、北。出土秦文化因素器物楚墓比例在各头向的总体差异为东向和西向比例较高，北向次之，南向很低。
卡方检验或费舍尔精确检验的P值结果显示，湖北出土中原、巴蜀、秦文化因素器物楚墓在东、南、西、北四种头向方面均没有显著差异，吴越文化在四种头向方面有显著差异。
为了进一步考察显著差异的具体特征，我们尝试比较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在任意两种头向楚墓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上显著性差异的结果如下：只有出土吴越文化因素器物楚墓在头向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体现在东向楚墓的比例显著高于南向楚墓，而其他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头向分布并无显著差别。
以上对于湖北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头向特征分析可以看出，东、南、西、北四种头向楚墓均发现有非楚文化因素器物，出土各非楚文化因素器物的各头向楚墓占湖北地区该头向全部楚墓的比例总体上有所不同，卡方检验或费舍尔精确检验显示，除出土吴越文化因素器物楚墓在四种头向方面有显著差异外，出土中原、巴蜀、秦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头向均未显示显著差异。
（二）楚墓四种主要非楚文化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这一部分我们将对湖北楚墓出土的中原、吴越、巴蜀、秦文化这四种主要非楚文化因素器物之间的共出关系进行探讨，参照已有的研究成果[6]，我们采用Jaccard相似系数展示这四类非楚文化因素器物之间的共出关系，通过Phi相关系数分析其相关性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强弱，并且根据P值判断该相关性的可靠性。
总体来看，非楚文化因素器物两两共出的湖北楚墓的比例很低，非楚文化因素器物两两之间的Jaccard相似系数都小于或等于5.81E-02，表明同时出土两种非楚文化因素器物的楚墓占二者中至少有一种出土的楚墓比例总是小于或等于5.81%。尽管共出比例很低，但是通过Phi相关系数和P值，我们仍然发现同一楚墓中共出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因素器物、共出中原文化和秦文化因素器物、共出吴越文化和秦文化因素器物现象分别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但很弱的相关关系。其中，共出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因素器物的相关性是其他组合的大约两倍以上，显示出更强的相关性。共出中原文化和巴蜀文化因素器物的楚墓，共出巴蜀文化和秦文化因素器物的楚墓暂未见显著关联。
在总体分析的基础上，我们用上述方法分别对各特征（时期、区域、等级、头向）在各文化类别（中原、吴越、巴蜀、秦文化）中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的湖北楚墓相关性进行分析，以下是具有显著相关性的结果。
时期方面的相关性分析显示，春秋时期共出吴越文化和巴蜀文化因素器物的湖北楚墓存在显著关联，Jaccard系数为1.54E-01，Phi系数为2.45E-01，P值为6.6E-04。战国中期和战国晚期，共出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因素器物的楚墓存在显著关联，战国中期和战国晚期的Jaccard系数分别为6.75E-02和1.07E-01，Phi系数分别为9.21E-02和1.39E-01，P值分别为3.84E-02和2.36E-04。
区域方面的相关性分析显示，鄂北、鄂东和江汉平原西部地区共出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因素器物的楚墓存在显著关联，Jaccard系数分别为4.29E-02、8.64E-02和5.5E-02，Phi系数分别为9.43E-02、1.37E-01和1.17E-01，P值分别为5.15E-04、9.03E-04和3.39E-15。
等级方面的相关性分析显示，下大夫等级楚墓共出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因素器物的湖北楚墓存在显著关联，Jaccard系数为4.44E-01，Phi系数为4.66E-01，P值为1.1E-03。
头向方面的相关性分析显示，南向、东向和北向湖北楚墓共出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因素器物的墓葬存在显著关联，Jaccard系数分别为3.35E-02、9.52E-02、8.25E-02，Phi系数分别为6.47E-02、1.52E-01、1.5E-01，P值分别为8.96E-04、1.16E-06、7.66E-04。
以上对于湖北楚墓出土中原、吴越、巴蜀和秦文化这四种主要非楚文化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非楚文化因素器物两两共出于湖北楚墓的总体比例很低，其中中原和吴越文化因素器物出土显示出更强的相关性。从时期、区域、等级和头向方面分别考察，湖北楚墓共出非楚文化因素器物存在显著关联的方面如下：春秋时期的吴越文化和巴蜀文化因素器物、战国中期和晚期的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因素器物，鄂北、鄂东和江汉平原西部地区的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因素器物，下大夫等级的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因素器物，南向、东向和北向楚墓的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因素器物。
三、湖北楚墓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反映的文化融合现象
自商末周初至战国末年，楚国与周边各国交往频繁，楚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周边文化的强烈影响。自春秋中期典型楚文化特征形成至楚亡，在整体以楚文化特征为主的前提下，湖北楚墓出土的丰富非楚文化因素器物反映了不同时期、区域、等级、头向楚墓中多种文化因素融合的普遍性，及其融合模式的多样性，是东周时期文化融合现象在物质文化层面的动态反映。
（一）文化融合现象的普遍性
前文考古统计学分析可以看出，湖北省各时期、区域、等级、头向楚墓中始终存在丰富的非楚文化因素器物。这些包含非楚文化因素器物的楚墓存续时期跨度大，从春秋中期延续到战国末期；区域分布广，覆盖湖北全境；墓主人等级较为齐全，从上大夫到平民均有；包括各种头向，一定程度说明随葬非楚文化因素器物墓主人族源多样。而且构成这些非楚文化因素器物类别丰富，材质多样。不仅如此，前述分析还可看出楚墓出土的主要非楚文化因素器物之间，虽然两两共出于楚墓的比例较低，但相关性分析显示出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反映了楚墓出土的非楚文化因素器物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共出现象，以上考古资料和统计学分析结论从物质文化层面展示了湖北楚墓中多种文化因素融合现象的普遍性。
（二）文化融合模式的多样性
前述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在不同时期、区域、等级、头向等方面的差异性，反映了楚文化中多元文化融合模式的多样性。
1.地域相邻产生的文化融合现象
前述考古统计学分析显示，湖北非楚文化因素器物的出土情况受相邻地区文化的影响较大。例如，巴蜀文化因素器物在临近巴蜀的峡江地区（湖北段）楚墓的出土比例非常显著地高于其他三个地区；秦文化因素器物则在秦楚长期拉锯战的鄂北地区楚墓的出土比例最高；素有“吴头楚尾”之称的鄂东地区出土吴越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比例显著高于其它地区；江汉平原和鄂东地区位于两周时期随枣走廊和汉水河谷的南部出口，随枣走廊和汉水河谷北接中原，南通江汉，是两周时期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7]，故该地区持续受到中原文化影响，成为楚墓出土中原文化因素器物比例最高的地区。
此外我们观察到战国晚期与出土中原文化因素器物楚墓比例大幅下降不同，出土吴越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比例仍然持续上升，特别是在鄂东地区增长超过一倍，这可能与当时战争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有关。公元前278年秦军攻陷楚国郢都纪南城[8]，至公元前223年楚亡[9]，鄂东地区大部分楚地仍被固守了较长时期[10]，而且成为东迁楚人的重要流徙地之一，与鄂东相邻的吴越旧地很可能成为战国晚期楚人西拒强秦的重要物资来源地。
2.多族源人群共享的非楚文化因素器物
前述考古统计分析的卡方检验或费舍尔精确检验的P值结果显示，出土中原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因素器物的楚墓在东、南、西、北四种头向方面均没有显著差异。结合前述头向与族源的关系来看，湖北楚墓所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的使用者很多已不局限于生活在楚地的各非楚文化所在国的人群，这些非楚文化因素器物已逐渐成为楚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为多族源的楚人共享，反映了通过长期文化交流产生的文化融合现象。对此，已有的研究成果也有相关论述[11]。
3.楚墓中原文化因素反映的东周时期礼制文化变迁
文献记载春秋时期开始出现“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现象[12]，对此学者们从文献史学和考古学方面提出质疑[13]，其中有学者研究认为所谓“礼崩乐坏”在葬制方面可能更多的表现是僭越，而非完全“废坏”，这一现象在前述统计分析数据方面也有反映。例如，目前楚墓出土的非楚文化因素器物以中原文化为主，为出土其他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数的6.48-73.5倍。而且楚墓的中原文化因素器物绝大多数为礼器和礼器组合，其正是周礼在丧葬制度方面的重要表现。从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这些中原文化因素器物在楚墓中持续增加，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周礼在楚国丧葬文化方面的影响持续存在。同时随着墓主人等级增高，出土中原文化因素器物楚墓的比例也越高，随葬中原文化因素的礼器数量也越多，呈倒金字塔式分布，反映了遵从周礼人群的身份等级特征。至战国晚期，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反映周礼文化的器物在楚墓的出土比例较前期呈现断崖式下降。这一现象产生的动因较为复杂，相关因素可能涉及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礼制思想进一步松动或变革，战争的持续和惨烈程度加剧导致楚国经济凋敝、社会动荡和贫困化加深等等。虽然如此，战国晚期的中原文化因素器物仍是楚墓出土的各非楚文化因素器物中比例最高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周礼文化仍是东周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也可管窥，周礼在维系东周时期文化多元一体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4]。
余论
综上所述，湖北地区丰富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显示，楚文化是动态地融合了中原、吴越、巴蜀、秦等诸多文化因素的东周时期南方地区独特的区域文化，是两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虽然东周时期的僭越现象普遍，但是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周礼仍以各种形式维系着楚文化与两周礼制文化的一体性，也从物质文化层面呈现了东周时期文化多元一体特征。
限于篇幅，本文仅为展示楚墓所包含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整体格局的概括性初步研究，在全面整理湖北出土非楚文化因素器物楚墓数据特征的基础上，呈现楚墓文化融合现象的普遍性在数据方面的特征，并且尝试对文化融合模式及其动因的可能性进行初步探讨。由于文化现象产生动因的复杂性和考古学数据的局限性[15]，今后我们希望在此基础上，通过分类建模方法进一步探讨楚墓文化融合现象产生动因的多样性，以及文化融合的内部结构等问题。在此仅提供一个整体性的观察视角、研究基础和方向，以期抛砖引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