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也为山东大地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抗战文物资源。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2025年8月，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对省内20余家文物收藏单位的抗战文物进行了集中评估定级，共确认抗战文物100余件（套）。本文将以本次抗战文物定级实践为切入点，系统梳理工作中的实践经验与存在的问题，为抗战文物定级工作提供参考，为后续抗战文物保护、研究、展示利用等工作打好基础，让山东丰富的抗战文物资源在新时代发挥更大的价值。
抗战文物，是指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相关，能够反映抗战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实物遗存。抗战文物的时间范围应覆盖1931年至1945年十四年抗日战争时期，涵盖局部抗战（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全面抗战等阶段，确保历史脉络的完整性与连贯性。
在文物征集实践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进一步拓展了抗战文物的时间范围，将1874 年以来日本侵略和占领台湾的各类文物纳入其中；同时涵盖战后战犯审判与遣返相关的文献实物、战后中日关系史上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遗存资料，以及纪念抗战主题的文化艺术作品、名人名家创作的相关艺术作品，还有反映抗战历史的各类影像图片等。
本次评估定级所涉抗战文物，以1937年到1945年全面抗战时期的实物为主，另有少数纪念抗战活动的纪念章、纪念碑设计稿、烈士名册等物品。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山东先后创建冀鲁边、鲁西北、胶东等抗日游击根据地，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毙、伤、俘日伪军53万余人，缴获枪械21万余支、炮900多门及大量军用物资，在民主法治、统一战线等领域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建设，形成了一批具有重要历史和教育意义的物质遗存。
结合山东抗战的历史脉络，山东抗战文物具备以下特征：
武器装备具有自主创造性。为适应山东地形与斗争方式，山东军民创造性地采用地雷战、铁道游击战等多种作战模式，由此产生了一批具有山东特色的抗战遗存。例如海阳市博物馆馆藏的铁雷、石雷等，是研究山东抗日根据地军工体系的重要资料。
承载“自主建武装、建政权”的初创期历史记忆。山东抗日根据地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文物见证着山东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例如，天福山起义纪念馆馆藏的理琪撰写的《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是胶东党组织的第一份正式文件，还原了抗战初期胶东地区建设和斗争的艰辛历史。
展现“全民参与”的革命精神。山东抗战文物留存鲜明的群众印记，是“军民一体”精神的物质载体。例如山东省档案馆馆藏的《山东省联合大会特刊》，由时任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马保三托付“沂蒙母亲”王换于珍藏，后由其捐献，曾躲过日军多次盘查，不仅见证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诞生，更体现了军民鱼水情。
在定级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一些现阶段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抗战文物数量庞大，类型多样，而且由于抗战时期形势复杂，条件各异，某些文物在形制、工艺上差异较大，难以总结演变脉络；相较于历史文物多有明确来源，抗战文物来源较为复杂，在征集、拨交、交换和捐赠获取过程中，文物流转过程与历史背景追溯难度大，信息多依赖于口述或者文献记载，鉴定难度高；革命先烈的日常用品，使用痕迹显著，入藏之前保存环境不甚理想，致使文物普遍存在破损、腐朽、锈蚀等问题。
国家标准与山东实践
我国可移动文物定级主要依据《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该标准根据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将文物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一般文物四个等级。2003年国家文物局印发《近现代文物征集参考范围》和《近现代一级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试行）》，进一步明确近现代文物的定义和定级标准。2023年，山东省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制定并下发《山东省革命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试行）》，重点阐释各个门类一级革命文物的定级标准。抗战文物定级实践中，通常综合参考上述文件的相关规定。
结合本省抗战文物的区域特征，我们在定级实践中摸索了一些适合本省的方法：
侧重历史价值权重：与革命事件及人物存在明确关联的文物，予以侧重或优先考虑。若文物与重大历史事件、关键历史人物直接相关，即使其艺术价值或科学价值并不突出，凭借其独特的历史见证意义，仍可能获评珍贵革命文物。例如“黎玉捐赠的抗战时期军装上衣”，黎玉曾长期担任山东地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为保卫和建设山东抗日根据地做出巨大贡献，此件衣服承载着光荣的革命记忆和重要的历史价值，拟定为二级革命文物。
探索文物“合并定级”模式：对于关联性密切的文物，“合并定级”往往可以更深刻地发掘文物价值、展现人物的成长历程，或者更全面地反映事件的全貌。例如同一所有者的一批奖章，单独评估时价值有限，而作为整体合并定级，则可以生动反映某个人物或团体的发展轨迹，并“以小见大”，从一个角度反映大的社会变革和发展。又如肥城市档案馆收藏的“泰西情报站”开展工作所用的工具，是该情报站以“自行车局”为伪装时所用的修车工具。初为零星单件报送，专家研讨后认定其关联性强，成套合并后拟定为三级革命文物。
挖掘地域特色藏品价值：定级中重点挖掘山东省革命活动及相关人物的独特历史价值。如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征集的鲁西银行第五印刷所伍角纸币，鲁西银行是1940年1月中共鲁西区党委在东平县创建的抗日根据地银行，于1945年1月并入冀南银行，鲁西币流通时间较短，反映了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的货币制度，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此类文物定级时需置于山东革命史宏观背景综合考量，使其融入山东革命历史整体脉络。
定级工作的难点
文物本身的真实性。文物真实性判定是文物定级的前提。抗战文物来源过于复杂，收藏单位在征集阶段过度关注其“革命”属性，易忽视文物的真实性，导致定级环节某些文物出现真伪争议。主要原因有：一是器物确为抗战时期遗存，但历经后期修复、改制或拼接，其原始形态与历史信息已发生改变；二是现代仿制器物在市场流通中大行其道，增加了真伪辨识的难度，其中尤以证章类、军刀类为多。因此，需先对文物年代、材质、工艺及历史进行全面考证，确保其真实性，方可启动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的复杂性。抗战文物中革命先烈的遗物占比高，其定级需参考多重依据：是否为本人实际使用、与革命事迹关联的紧密程度、流转过程是否清晰。定级时，对来源不明的文物需保持审慎的态度，既不能轻易忽略，也不能偏听偏信。必须核实文物的原始记录，尽可能找到相关当事人或其直系亲属辨识，同时结合时代背景开展研究，避免因“信息不全”而低估价值，或因“信息误导”而拔高价值。
不同类别文物的侧重点不同。不同类型抗战文物的定级标准侧重点存在差异。其中，文献类文物，侧重“原始性”和“唯一性”。“原始性”指历史事件发生时直接形成，未经后期修改的文字记录，如革命领袖的手稿，承载着当时的思考过程，是最直接的历史见证。“唯一性”则体现在文献的稀缺性，尤其是经历战争完整保存的文献，对还原历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实物类文物则需重点考量与历史事件的“关联性”，若曾被名人烈士使用，或与特定革命事件相关，便不再是普通物件，而是历史事件的物质载体，其使用痕迹能反映革命记忆，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重要纽带。
通过抗战文物定级活动，对文物价值进行认定，并进一步深入挖掘文物的精神内涵，对于优化保护资源配置、夯实展示利用基础、推动革命文化传承具有深远意义。
定级不仅是研究、保护与利用的起点，更是后续工作的基础与重要依据。通过明确价值、分级保护，让每件文物的价值被深度挖掘和展示，最终实现让抗战文物活起来、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目标。未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定级标准需要持续优化，从而为新时代抗战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