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解读 | 白云翔：山东青岛市琅琊台战国秦汉时期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作点评

吕凯同志已经就青岛琅琊台遗址2019年以来的发掘收获进行了系统而简明的报告，并且就其科学价值和意义进行了初步归纳总结。

琅琊台发掘期间，我曾两次到考古现场参观考察，有一些直观的感受，这里首先结合刚才的报告，谈一下我对这次考古发掘工作的认识。就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掘环境来说，限制多，条件有限，尤其是这个遗址的主体建在山顶和山坡上，以往考古界缺乏这类遗址的发掘经验。尽管如此，发掘者们在有限的条件下，从遗址的特点和实际出发，从调查勘探入手，多点进行发掘，并且发掘工作扎实细致，同时注意采用多种科技手段和方法。正因为如此，才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成果。

关于琅琊台遗址考古及其收获的重要意义，刚才吕凯同志在报告中已经做了初步的总结，我完全同意。琅琊台遗址不同于常见的城址、聚落和墓葬等，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文化遗存，因此，要认识琅琊台遗址发掘的重要科学价值和意义，必须从琅琊台的历史和文化地位出发，并将其放到当时的历史文化大背景下去观察、去思考、去认识。琅琊台在我国历史上尤其是在战国秦汉时期，是一处重要的人文地理坐标，与当时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直接相关，尤其是与东周时期齐国的“四时主”祭祀、秦皇汉武的东巡等直接相关。正因为如此，史学界多有研究，并且在不少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认识上的分歧。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掘，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展开的。基于这样的认识，关于琅琊台遗址发掘的意义，可以从多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

其一，琅琊台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从考古学上确认了“琅琊台建筑群”的存在，在发掘“大台”山顶上秦汉时期大型建筑基址、山脚下的院落建筑基址、登山道路、山下秦代砖瓦窑场等遗存的同时，还发掘了“小台”上战国时期的大型夯土台基，以及山下临海的战国时期廊庑式建筑遗存，由此初步查明了其分布范围和空间布局，大致理清了战国时期在“小台”上筑大型土台、秦朝在“大台”山顶上修建大型建筑、西汉时期沿用并多次大规模扩建修葺的演变过程，从而找到并确认了战国时期齐国“四时主”祭祀、秦皇汉武东巡琅琊举行祭祀活动的地点及其物质载体，并为其提供了实证资料，是考古学“增强历史信度”的重要实例（《水经注》“台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二百余步，广五里”）。

其二，就琅琊台遗址“大台”的建筑遗存来说，山顶上有依山而建的多层级高台建筑——具有礼制功能，山脚下有依山坡而建的层级式大型院落式建筑——具有居住生活功能，它们共同构成“依山而建”的具有特定功能的大型层级式高规格高台建筑群，也是迄今所知我国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此类建筑群，进而将此类“依山而建”的大型层级式高台建筑群的出现年代上溯到秦汉时期，从而填补了战国秦汉时期“依山而建”大型高台式建筑群考古的空白。（史前时代末期北方地区的“石城”、陕西神木石峁城址等，其性质完全不同；东周列国宫室盛行高台建筑，但这些高台建筑大都是“平地”筑台起建）。这是考古学“延伸历史轴线”的一个实例。另一方面，从琅琊台大型建筑群的建筑技术和建筑文化上看，不仅具有“依山而建”的总体特点，以及“劈山而建”、使用石制建筑材料等特点，而且出土的陶制建筑材料，如砖瓦、秦代大型半圆式夔纹瓦当、汉代云纹瓦当和“千秋万岁”瓦当、龙纹空心砖、踏步砖等，都具有鲜明的秦文化和汉文化特征，说明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通过琅琊台大型建筑群的修建，秦文化和汉文化迅速扩散到东部沿海地区，东周齐国的地域文化迅速汇入到了秦汉文化的洪流之中。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的又一实物例证。同时，琅琊台建筑遗存的发掘，真实再现了当时的建筑格局、建筑技术和建筑风貌，是考古学“活化历史场景”的又一例证。

其三，琅琊台是秦王朝在东部海疆建设的一处大型国家工程，而国家工程是国家意志、国家意识、国家文化的物质体现。一般认为，它是为秦始皇巡幸琅琊而建，这的确也是事实，但本质上是秦王朝海疆治理的一种政治行为。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东行郡县”，“并渤海”行，“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将三万户十余万人迁徙到琅琊一带——是秦王朝组织的唯一一次向东方的强制移民行为，并且免去他们十二年的赋税，在修筑琅琊台的同时，更是促进了琅琊台一带海疆地区的治理和开发建设。另外，秦琅琊刻石也写道：“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也就是说，秦始皇巡幸琅琊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安抚东土”——齐国故地，并把“琅邪”作为秦王朝东部海疆的重要地理标识，以此宣示“主权”和政治统治。史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曾五次出巡，其中四次行至海滨，而其中三次巡幸琅琊，即：第一次是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六国后，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便“南登琅邪……留三月”；第二次，是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始皇东游”，“遂之琅邪”；第三次，是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据史书记载和今人的研究，汉武帝一生中至少十次行至于海上，其中多次到琅琊。从这个意义上说，琅琊台遗址以及琅琊地区考古，不仅对于秦汉王朝的海疆经略和海疆建设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推进当时海洋意识、海洋开发、海上交通等的研究。

其四，琅琊台遗址的发掘，对于秦汉时期国家祭祀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琅琊台在战国时期是齐人“八主祭祀”中的“四时主祠”所在，而以封禅泰山和祭祀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的“八主祭祀”本来是齐国的祭祀传统（宗教传统）。但秦人和秦地则不然，秦人的祭祀传统是郊祀“畤祭”，即雍四畤祭祀；汉代形成的以雍五畤为主的郊祀畤祭，是“在西土故畤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是以雍四畤加汉高祖的北畤而形成，以帝为主，配天而祭，代表的是秦地的祭祀传统”（李零，2020）。秦统一六国之后，一方面延续了秦人的郊祀“畤祭”祭祀传统，另一方面则接受了东方齐地原有的封禅泰山和祭祀八主的祭祀传统，并将其纳入国家祭祀体系，秦始皇、汉武帝频繁赴东部沿海地区“巡狩”，对八主祭祀礼遇有加，汉宣帝时期形成系统的祭祀制度。秦汉时期“这两大系统的结合，便是《封禅书》《郊祀志》的主要内容。秦皇汉武候神西土，求仙海上，追求不死，也是这类祭祀活动的一部分。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不死，也是秦汉帝业的垂之久远。秦汉之天下，既是南北整合的结果，也是东西整合的结果，但宗教大一统主要是东西整合的结果”（李零，2020）。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汉时期国家祭祀由“东西两系”共同构成国家祭祀体系，彰显了中华文明统一性和包容性等突出特性，而作为四时主祠所在的琅琊台遗址考古，则为秦汉时期的国家祭祀和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研究提供了实证。

展望：这样的大型建筑或建筑群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考古对于这种规模庞大的遗址或者遗址群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三年五年就能把它完全搞清楚，需要长期地、持续地不断地进行下去，需要久久为功，才能获取更丰富的材料，才能不断深化认识。就琅琊台遗址群来说，2019年以来的7年间的考古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很大的进展，尤其是在客观条件多有限制的情况下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但面临的课题依然很多。

譬如，史书所记载的越王句践二十五年（公元前472年，即攻陷吴都姑苏城灭亡吴国的次年）曾迁都琅琊，这个“琅琊”是秦汉时期的琅琊县所在还是另在他处？这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对此，我们能否从考古学上做出回答，或者说能否提供一些线索。

又如，迄今已经发现的山顶建筑基址、东部夯土台基、山下建筑基址等各自的性质、功能、使用场景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再如，“琅琊台建筑群”当然是琅琊台考古的主体，是“琅琊台遗址考古”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并不是其全部。所谓的“琅琊台遗址”，或可理解为一处大规模的遗址群，不仅包括琅琊台山顶上和山顶下的建筑基址，而且还包括琅琊台修建人群——在秦代至少是“黔首三万户”十多万人——以及管理人群的生活居住的聚落、生产和生活设施以及墓葬遗存，包括琅琊郡治和琅琊县城——已经有了一些线索，还包括道路、海港等交通设施——曾有史学家认为，战国秦汉时期的“琅琊”是一处大型的商业海港，是东方海上交通枢纽之一。对此，我们能否做出考古学的回答或说明。因此，如果以“琅琊考古”为题，充分运用聚落考古和区域考古的理念和方法，将琅琊台及其附近地区相关的各种遗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将其作为一个“区域社会”进行综合研究，有望取得更多的成果，彰显琅琊台遗址考古的意义。

另外，迄今发掘出土的琅琊台遗址的有关考古遗迹和遗物的保护、阐释和活化利用，如何更好地实现文旅融合，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我相信，以琅琊台遗址考古为起点的“琅琊考古”，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一定会为中华古代文明的研究和阐释、为现代中华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