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上湖遗址揭示华南细小石器技术特征与粘合剂使用证据
晚更新世以来，伴随现代人的全球迁徙扩散，欧亚大陆出现一系列古人类技术上的变化与革新，如石叶、细石叶技术在欧亚大陆北部的出现与快速传播。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南方地区被认为是技术稳定、缺乏变化的区域，始终保持简单的石器文化传统，这与其他区域现代人技术行为模式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差异究竟代表的是实际情况，还是研究认识上的偏差，是值得重新思考和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江西上湖遗址是近年来南方地区系统发掘的一处重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通过对该遗址大量石制品的技术类型学、微痕、残留物等系统分析，最新的两项研究揭示了华南旧石器晚期石器技术同样具有革新性和复杂性，且表现出相对独特的技术组织方式与策略。相关成果分别以“Miniaturized lithic technology at the Shanghu site (southern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和“First evidence for adhesive and composite-tool use during the Upper Palaeolithic in South China”为题，在线发表于旧石器考古学著名期刊Lithic Technology上。
上湖遗址位于江西省高安市上湖乡，属于江南丘陵地貌，遗址坐落于锦江右岸（赣江一级支流）第三级阶地顶部（图1）。该遗址于2020年发现并发掘，发掘面积70 m2，出土石制品6200余件。单颗粒光释光测年显示古人类活动时间开始于距今约2.6万年前。两项研究的核心认识如下。
图1 上湖遗址地理位置、地貌景观及发掘区位置示意（c,d图中的方框指示发掘区）
1. 揭示细小石制品生产策略
上湖遗址石制品展现出显著的细小化特征。首先，古人类有意识地选择小尺寸石英砾石作为主要原料，占比达95%；其次，石核剥片具有明确的细小化导向，采用多样化锤击剥片策略（如向心剥片、单面单向完全剥片）在小型石核上剥取细小石片（图2），石片长度集中在15-25 mm之间，此外砸击技术产品也占一定比例；最后，工具修理方式和类型多样，包括刮削器、凹缺器、锯齿刃器、钻、尖状器、端刮器等，工具尺寸以小于30 mm的居多，占比高于60%。石制品细小化是晚更新世以来不同地区古人类石器技术发展的普遍和关键趋势，以复杂预制流程为特色的细石器技术（或细石叶技术）是细小化现象的一种极致体现，而上湖遗址则反映了一种非细石叶类型的细小化技术，我们将其定义为细小石器技术（Minialithic technology，详见延伸阅读文献），以区别于特化的细石器技术（Microlithic technology）。
图2 上湖遗址出土的小型向心剥片石核
2. 首次发现粘合剂使用证据
细小石器的生产能够为制作复合工具提供必要条件，粘合剂的发现则可进一步证实复合工具的存在。综合利用扫描电镜-能谱（SEM-EDS）、拉曼光谱（Raman）、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热裂解气相色谱质谱（Py-GC/MS）等分析手段，我们确认了上湖遗址一件尖状器底部保留的黑色残留物属于一种已经被高度降解的植物类粘合剂，其表观结构呈现微孔状（图3,4）。微痕分析显示该标本表面存在与装柄相关的使用痕迹，如，两侧刃缘上丛簇式分布的片疤、工具背面刃脊和腹面底端凸起处的磨痕等。这也是华南旧石器遗址中首次发现的使用粘合剂以及复合工具的证据。
图3 上湖遗址尖状器功能分析（a. 折断状片疤内出现多个细小阶梯状片疤；b,c. 两侧刃缘上丛簇式分布的细小使用片疤；d,e. 工具背面刃脊和腹面底端凸起处的使用痕迹；f. 器身保留的黑色残留物）
图4 尖状器标本与对照标本的残留物分析（a.拉曼光谱分析结果；b.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分析结果；c.气相色谱质谱分析结果；d.热裂解气相色谱质谱分析结果）
3. 技术革新与环境适应的潜在关系
上湖遗址年代处于MIS 2阶段，该阶段气温与降水量显著下降，北半球气候带与植被带大幅南移，遗址周边转变为以温带落叶阔叶林或疏林草原为主的环境格局。这一环境变化为古人类活动提供了开阔空间，但也导致资源分布趋于分散、可预测性降低。为应对这一变化，古人类需要通过扩大活动范围、提高流动性来获取更多生存资源。上湖遗址出土的大量细小石制品，具有轻便、易携带和相对低成本技术投入等特点，能够有效适应高流动性生计策略的需求。此外，粘合剂与复合工具的发现表明，细小石制品虽然在制作技术上相对权宜，但在使用方式与功能上具有显著的进步性和复杂性。这一发现也提示我们应当全面看待细小石器技术（Minialithic technology）在南方地区古人类文化演化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江西省旧石器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河南大学等单位合作开展。近年来的系统考古发掘工作得到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支持。上述研究工作由河南大学李三灵、北京大学张予南、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文杰、临沂大学于禄鹏、郑州大学刘吉颖、南非金山大学Matt G. Lotter、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李浩、贾真秀等合作完成，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超荣研究员对研究工作给予了悉心指导。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北京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经费等项目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