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返还流失文物的实践探索——以英国霍尼曼博物馆事件为例

（一）流失文物返还的国际法体系框架

20世纪下半叶，国际社会已经逐步建立了禁止因武装冲突而掠劫文物和禁止文物非法进出境的国际法体系。1954年在海牙签署的《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和议定书》（以下简称《海牙公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个全面系统规范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遗产的国际公约。公约明确禁止在武装冲突时对文化财产进行盗窃、抢劫、侵占、报复等行为。对被劫掠文物的归还，其《议定书》规定，“缔约各方承允在敌对行为终止时，将在其领土内的文化财产返还给以前被占领土的主管当局”。此外，还确立了“文化遗产必须获得国际性的保护”“缔约各方承允在其普通刑事管辖系统内对违犯或教唆违犯本公约的任何人，不论该人属何国籍，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予以诉追并施以刑罚或纪律制裁”等重要原则。《海牙公约》首次明确提出流失文物应当被返还，奠定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律框架基础。

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制订《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主要适用于和平时期出现的文化财产走私和非法贩运等情况。作为当代国际文化财产法体系中最具有里程碑式价值的国际公约，其影响力最大，制定了促进流失文物返还的底线，直接提高了世界各国文化遗产保护及打击文物犯罪的意识，还促进了更紧密的跨国合作机制。这一公约的核心宗旨是通过建立一种各国间的合作体系和文化遗产流动中的道德标准来加强国际上的一致行动，将国际合作作为保护各国文化财产免遭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非法转让的最有效措施之一。

1995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了《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这一公约明确说明了被盗文物的范围，并赋予私人提出返还诉求的权利，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被视为“对文物原属国最为有利的现行国际条约”，但仅有少数国家加入，且大部分为文物原属国，文物流入国大多持排斥态度。

以上三部国际公约都对文化遗产应归属于其来源国、禁止国际艺术品非法买卖，以及缔约国违反本公约规定而造成的文化财产之进出口或所有权转让均属非法等内容，作了类似的声明，共同构成了当前国际上解决文化遗产争端的法律框架，但依旧“无法系统解决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国际法问题”。造成有法不依的障碍主要有四点：第一，不具有可溯及力，鉴于公约的时效性，对公约生效之前发生的武装劫掠文化财产事件不产生约束力，极大降低了其适用范围及实际效用；第二，为了吸引更广泛的缔约国参与，并尽量达成承诺的最大公约数，公约涉及核心概念的措辞含糊不明，严重影响了其实际执行效力；第三，公约不适应第三国，公约为缔约国自愿申请加入，不限制第三国是国际上普遍认同的规则；第四，国际公约缺乏有效监督机制。公约的局限性成为诸多欧美博物馆拒绝返还流失文物的借口。

（二）流失文物返还的伦理道德准则

20世纪后期，由于西方博物馆出现了一系列涉及殖民背景下藏品归属权的纠纷，美国博物馆协会、英国博物馆协会、国际博物馆协会等组织都开始发布相应的博物馆伦理道德准则，试图改善流失文物返还过程中博物馆所面临的伦理道德困境。

1993年11月12日美国博物馆协会修订发布《博物馆伦理道德准则》，呈现的是美国博物馆业内共同认可的一套伦理道德价值原则。该准则主要明确了博物馆管理、收藏、项目三大工作领域中的核心价值和良好实践的要求规范，并鼓励各个博物馆依据自身情况制定属于自己的实践标准。其中特别指出要注意人体遗存、丧葬和神圣物品具有的独特性质，这与美国原住民在追索其祖先遗骸及宗教圣物方面做出的诸多努力分不开。

2015年英国博物馆协会通过了最新一版的《博物馆伦理道德准则》，参照了美国博物馆协会、国际博物馆协会以及其他形式的法律法规，更符合博物馆伦理所倡导的问责制、透明公开、社会责任等核心价值观，并强调博物馆从业者应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观众、不同社区及社群共享权力。其中将藏品来源作为三大核心伦理原则之一，强调博物馆应对其藏品进行尽职核查，明确其所有权，但对于博物馆如何应对文物原属族群或国家的文物返还请求并没有给出解决方案。

国际博物馆协会首次于1986年通过《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经过2001年、2004年多次修订后，成为国际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之一，反映了国际范围内博物馆界在机构治理、藏品管理、展览阐释、外部合作、社会责任等方面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和职业行为的最低标准。其中，在藏品收购、来源核查、藏品返还、打击文物走私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规定。但在如“谨慎处理”“如果法律允许”等关键措辞上较为模糊，没有明确说明何为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当博物馆面临追索请求时，该准则提到“最好是在政府或政治层面进行”，而对于私人及族群的诉求依旧没有相应的条款可供相关博物馆参考。

从上述三个重要的博物馆伦理道德准则所涉及的流失文物返还具体条目及内容来看（表1），现有的伦理准则并没有明确指出博物馆在面临文物追索时应承担的责任，也没有说明人类遗骸或文物返还后的相关措施，只能为博物馆在处理相关争议时提供一般性支持。

表1 三个博物馆伦理准则中涉及流失文物返还的具体条目及内容

（一）事件背景

2022年8月，英国霍尼曼博物馆同意归还给尼日利亚的72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铜祭坛、象牙制品、黄铜礼仪用品、扇子、篮子，以及12块工艺精湛的铜牌匾，均为1897年英国军事入侵贝宁王国时掠夺所得。

对于尼日利亚而言，这些在英国博物馆展出的贝宁青铜器等文物不仅是其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更是该国历史上遭受殖民主义掠夺的有力证据。2022年1月，尼日利亚国家博物馆和古迹委员会（以下简称NCMM）提出追索诉求，要求英国等国家归还被掠夺的贝宁文物。经过调查、谈判与协商后，霍尼曼博物馆与NCMM共同选出首批无偿返还的六件代表性文物，并达成新协议，允许剩余文物暂时以租借形式留在英国，第二阶段的实物归还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

（二）归还动机

霍尼曼博物馆此次同意尼日利亚对于贝宁青铜器的追索请求，背后包含了博物馆内部对于去殖民化的认同、外部舆论与社会压力等多重因素。

1. 博物馆内部对于去殖民化的认同

英国博物馆协会推动博物馆去殖民化，在承认英国不少博物馆都属于英国殖民主义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呼吁博物馆重新审视其使命与目标，重新考虑其收藏政策和伦理立场，鼓励博物馆主动核查其藏品来源并重构其展览阐释语境，担负起勇于承认和正视殖民历史的社会责任。2019年，英国博物馆协会成立去殖民化指导工作小组，作为其伦理道德委员会的分支机构，为博物馆在藏品、展览阐释、教育、公众参与等方面的去殖民化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

霍尼曼博物馆在接到NCMM的追索诉求后，对这批馆藏贝宁文物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研究，明确了它们在殖民时期被非法掠夺的历史背景，意识到了其对尼日利亚文化身份的重要性。最终于2022年8月5日作出了同意归还贝宁文物的决定。

2. 博物馆面临的外部舆论与社会压力

随着国际层面对去殖民化及流失文物返还的日益关注，以及越来越多文物原属族群/国家在全球舞台上正义发声，不少学者及相关机构开始意识到流失文物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其本身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也是国家历史和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促成了不少成功返还案例，也给英国各博物馆带来了不小的外部压力。尤其以贝宁青铜器为代表，这类文物流失途径明确，数量庞大且文物所有权争议不大。尼日利亚经过长期不懈的追索，多国已陆续返还贝宁文物。

促使英国态度发生转变的直接原因，是英格兰艺术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流失文物返还：英国博物馆实用指南》，阐明了处理此类问题的态度，该指南为英国博物馆返还贝宁王国流失文物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持。

从社会舆论看，2021年的相关调查显示，62%的英国人支持将文物永久归还其原籍国，反映出在当前全球多元文化主义发展的背景下，社会公众舆论开始发生转向，殖民意识形态的影响逐渐被削弱，而后殖民主义浪潮中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以及要求国家及博物馆正视殖民历史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外在的社会舆论压力对各国博物馆及相关收藏机构审慎思考流失文物返还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归还结果及后续影响

霍尼曼博物馆馆长伊芙·萨洛蒙在一份声明中说：“证据非常清晰，明确说明这些文物是通过武力获得的，外部咨询支持我们的观点，即将其所有权归还给尼日利亚既合乎道德，又合情合理。”在本次返还实践中，双方签订的转让所有权协议中还提出，未来霍尼曼博物馆将加强与尼日利亚在藏品借展、巡回展览、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合作，标志着双方长期合作互惠关系的形成，也意味着霍尼曼博物馆在去殖民化方面做出了努力。2023年5月，霍尼曼博物馆及其公共信托委员会发布《流失文物返还政策》，强调在尊重和理解之下建立与原属族群/社区的对话与合作，并制定了相对明晰的追索流程及原则，以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追索争议。

此次返还事件不仅是尼日利亚向英国霍尼曼博物馆追索流失文物的一次成功尝试，也是文物原属族群/社区/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为树立其文化身份和国族认同、争取话语权、打破殖民主义桎梏作出努力的成果。同时，这次归还也促使更多的博物馆和收藏机构在去殖民化语境下重新审视其收藏的合法性和伦理性。

尼日利亚的这一胜利不仅彰显了文化归属的力量，也为全球范围内关于流失文物的追索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经验。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为自己的文化遗产争取更大的话语权。我国关于流失文物追索的研究和实践也逐渐深入，特别是有关如何在法律和国际公约等的框架下推动文化遗产的归还。

（一）强化法律与伦理的双重保障

我国文物流失情况复杂，有战争掠夺，也有大量文物因走私等不正当交易而流失海外，严重损害了国家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和民族历史的连续性，其追索与归还过程往往涉及复杂的国际法律、外交关系和道德伦理考量。

虽然三大国际公约中对于追索战争时期因武装掠夺而流失出境的中国文物尚有诸多制约，但依据法律手段追索流失文物仍是目前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我国政府始终支持和提倡依法追究流失文物，并为此付出多方努力。

另一方面，要强化追索的伦理保障。伦理道德也能够通过内部认同及外部舆论压力产生一定的效力，比如通过制定伦理道德准则促进博物馆及相关收藏机构重新制定藏品政策、核查藏品来源、与文物原属族群/国家进行对话和沟通等。

（二）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对话与合作

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对话与合作是促进我国追索流失文物的关键途径。源于战争掠夺、走私等因素，流散于海外的中国文物数量惊人，英、日、美等国家的博物馆是主要的中国文物收藏地。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粗略统计，全球有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160余万件，这还不包含私人收藏文物。除了外交斡旋、法律诉讼等方式之外，回购或回赠是目前我国流失文物回归的重要渠道，但有限的财力相对于庞大的文物数量，则显得力不从心。

除了遵守既有的法律规则秩序，通过国际会议、文化交流等方式在国际舞台上持续发声，开展国际对话与沟通，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文物保护及打击文物犯罪的共识。此外，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国际博物馆协会等国际机构的合作，通过共同搭建流失（被盗）文物平台数据库、共享流失文物信息等方式，能够为追索提供相关证据和线索。在制定文物返还的国际规则与伦理准则时，也应该积极开展对话，让国际社会关注到中国声音，提高我国的话语权。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博物馆作为知识聚集地的中心地位开始被动摇，曾经的被殖民国家逐渐融入主流话语体系，文物原属国、西方学者和博物馆从业人员也开始以平等客观的姿态重新审视流失文物返还议题。强调保护文化遗产实体的整体性和语境性等国际主义观点呼吁“将不能替代的文化遗产返还其创造者”。随着文物返还相关法律法规和博物馆伦理道德准则的不断积累和完善，世界范围内的博物馆应采取实际行动去践行流失文物的回归。此次英国博物馆的文物返还事件不应成为个例，而只会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