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茶文化与寺院茶文化之比较研究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茶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诞生之后逐渐与儒、释、道等中华主流文化汇织交融，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人格修养乃至国家的经济、外交等方面都产生了持久而重要的影响。时至今日，茶与可可、咖啡并称为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茶文化已经走向世界，成为具有民族特质的中华文化名片之一。在深感骄傲自豪的同时，我们也有责任在茶文化的研究及推广方面做出更大成绩。笔者拟以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地宫中发掘出土的唐代宫廷茶具和2000年法门寺在修建藏经楼时出土的金代香雪堂碑为主要切入点，通过比较研究，尝试探讨宫廷茶文化与寺院茶文化的特质及其对后世茶文化的影响。

宫廷茶文化与寺院茶文化的重要性

北宋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一书中记载:“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此说被后人广泛认可，故有茶“兴于唐，盛于宋”之说。可见饮茶作为一种广为流行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形式始于唐朝，是早有共识的。虽然在唐代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饮茶，但唐代之前采用的是混煮羮饮法，即将茶叶与葱、姜、薄荷、橘皮等混煮饮用，主要发挥其药用价值，用于醒脑健神，祛除乏困及病痛，且饮茶的普及程度较低。而至唐代由于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饮茶之风盛行于全社会，茶的功效不再局限于药用价值，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载体，人们认为，茶除了具有一定的药效之外，还具有超凡脱俗、温和淡泊、简朴纯净等品格特征，因而在制茶工艺、饮茶器具、品茶礼仪等方面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体系。唐代陆羽的《茶经》中首先对此作了详细的梳理论证，奠定了后世论茶的坚实基础。此时，茶便跻身于文化要素之列，并扮演重要角色，所以唐代是茶文化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时代。

四大茶文化圈[1](P48)(寺院、宫廷、文人、民间) 在唐代时即已形成。“茶圣”陆羽幼年时生活于寺院之中，其后半生亦与寺院生活关系密切，因而寺院茶文化在中国茶文化中地位非凡;宫廷是政治枢纽，也是经济文化的核心所在，茶文化的最高级形态必然呈现于宫廷;文人在宫廷、寺院与民间等多领域穿梭，勾连四大茶文化圈，为丰富和推进茶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与寺院及宫廷相比较，其影响力相对较小;民间茶文化根基深厚、形态丰富，然而其发展程度远远不及宫廷和寺院。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把宫廷及寺院茶文化列为研究和比较对象，对早期茶文化的深度认识似乎更为有益。

唐代宫廷茶文化

时距千年，唐代的宫廷茶文化很难完整再现，但我们可凭部分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来加以考证。

宫廷茶具

1987年在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唐代皇室大量供佛珍宝，其中有一批唐代宫廷茶具，为我们研究唐代宫廷茶文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这批茶具分别是:

1.金银茶具

(1) 地宫中出土的《衣物帐》 (供品清单) 记载“笼子一枚重十六两半，龟一枚重廿两，盐台一副重十一两，结条笼子一枚重八两三分，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副七事共重八十两”。“七事”指的是茶碾、碾轴、罗身、罗屉、罗盖、银则、长柄勺，共七件。从茶碾、碾轴、茶罗子等茶器錾有的铭文看，这批茶器制作于唐咸通九年至十二年 (868~871) ，刻有“文思院造”字样。文思院，是宫廷内部的金银器加工作坊。同时，在茶罗子、银则、长柄勺等器物上，还有用硬物刻画的“五哥”字样，“五哥”是唐僖宗 (874~888年在位) 李儇的小名，由此可知这些茶器为大唐宫廷专用饮器，其制造之始并非用于礼佛，且《衣物帐》将这些茶器列于唐僖宗所供奉的“新恩赐物”项，进一步表明这些茶具是御用之物。唐代皇室成员讲究“以身事佛” (如唐中宗下发礼佛、武则天以自己绣裙礼佛等) ，即将自己所使用过的珍贵物品或头发等奉于佛前，以表虔诚。因而僖宗以自己早年所得的一套心爱茶具用于礼佛，完全合乎情理。

(2) 金银茶具中除上述《衣物帐》明确提到的“一副七事”外，还有放置佐料的银盐台，煮茶时夹置炭火的银火箸等。

总体来看这批茶具材质珍贵、器型小巧雅致、纹饰图案栩栩如生，其制作工艺一流，是有唐一代金银器工艺的杰出代表，是唐代宫廷茶文化盛行的见证者。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这些金银茶具上的纹饰具有浓重的佛文化色彩，如壸门座、如意云头纹、飞马纹、莲瓣纹等。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在罗架两侧刻有头束髻、着褒衣的执幡驾鹤仙人，另两侧錾刻相对飞翔的仙鹤。而“仙人驾鹤”“龟鹤遐寿”具有典型的道教文化色彩，寄托了人们对健康长生的追求。这既能表明佛教在唐代时已经融入中国固有的文化元素，也可看出在唐代宫廷内部佛道兼容的特点。

图1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茶碾子

图2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茶罗子

图3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银盐台

2.琉璃茶具

地宫中出土了20件琉璃器，有瓶、盘、杯、碗等物，多数琉璃器上的纹饰呈现出古伊斯兰文化的风格，学者们推断这批琉璃器基本属于唐代的高档进口产品，并非国内自产。唐代，此类琉璃器数量稀少，极为珍贵[2](P68-72)，琉璃是佛家宝物，因而唐代皇室将之作为供佛用品。在这些琉璃器中有两件属于饮茶器具，一件为淡黄色直筒琉璃杯，外形类似现在常见的直筒玻璃杯，另一件为淡黄色琉璃茶盏、茶托的组合，形制类似于现代的盖碗茶具 (相比仅缺少盖子) ，具有显著的内地风格。由此来看，唐代制作宫廷茶具:在材质上要求上等，风格上中西兼容、不拘一格，新颖别致。

图4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直筒琉璃茶杯

图5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淡黄色琉璃茶盏、茶托

3.秘色瓷茶具

通常认为秘色瓷是专供皇室使用的珍贵瓷器，法门寺地宫共出土14件质量上乘的秘色瓷，有碗、碟、瓶等类型。考虑到唐人饮茶的习惯，以瓷碗做饮具应该是很普遍的。所以秘色瓷碗亦可看作是一种茶具。秘色瓷碗质地莹润，如冰似玉，做工极为精美，这与皇室的地位十分匹配。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秘色瓷碗的外形呈莲瓣状 (莲花为佛教圣物) 。在这类碗中有一对银棱髹漆金银平脱花鸟纹秘色瓷碗最为引人注目，其将髹漆工艺、金银加工工艺、秘色瓷制作工艺融为一体，花鸟纹饰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显示出唐人高超的工艺水平。皇室成员在品茶之时也将自己虔诚向佛之心和对生活情趣的追求以艺术的手法巧妙地融为一体。自唐高宗和武则天开法门寺地宫迎奉佛骨至京师起(1)，总体来说有唐一代十分崇奉佛教。佛教对自上而下整个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地宫中发现的这些茶器的特征即可见一斑。

图6 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宫廷髹漆金银平脱花鸟纹秘色瓷茶碗

图7 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宫廷秘色瓷茶碗

《茶经·三之造》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七道工序，依次推进。而烹饮的主要过程是:“炙茶” (烘干茶饼) ，然后“碾茶”，“碾成黄金粉，轻嫩如松花”(2)，碾后过罗，筛出细粉，置于盒中备用，烹茶时将水烧开，加入盐、姜、椒等作料，再取一定量的茶粉徐徐加入水中，搅匀，此即“击拂”。《茶经》记载关于煮茶的技巧:“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边缘如泉涌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烹茶过程，这个过程的重要特点就是精微，需要煮茶者仔细观察水的变化，及时准确地掌握火候，将每个步骤和环节掌握得恰到好处，茶艺人在此环节中必须技术高超，并且全神贯注。所以说这个煮茶环节已经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而是一种集技术与欣赏于一体的审美享受，正所谓‘冲淡简洁，韵高致静’。”[3](P34)煮好之后，倒入饮具中，将汤和茶末一同吃下，称为“吃茶”。陆羽所述基本是民间茶文化程式。而宫廷有最优等的茶叶、最上等的水、最精美的茶器以及心灵性慧、茶艺精湛的侍女，可以肯定，唐代宫廷的饮茶过程近类艺术表演。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这些唐代宫廷茶具进一步印证了唐人吃茶的程序之考究，这种注重“过程美”的宫廷茶艺与后世即泡即饮的快餐式饮法形成了鲜明对照。

“唐代茶文化的繁荣和鼎盛，与唐朝各代皇帝喜欢饮茶用茶，以及对茶文化的重视密不可分，这已被考古发现所证明。唐代中期以后，茶饮别开生面，推向极致，不仅前无古人，亦后无来者，在皇宫茶史中独步一时”[4](P688)。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各类茶具材质优良、做工精致、品类较多、宗教及艺术特色鲜明，它们既是唐代宫廷制茶、饮茶的器具，代表了唐代茶文化在物质方面的最高水平，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人饮茶时的精神风尚———即对宗教的虔诚信仰、对健康长寿的热切追求、对生活情趣的努力追寻、对生活艺术的品鉴欣赏。

宫廷茶文化

文献记载与宫廷茶文化相关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贡茶及赐茶，二是茶宴。

1.贡茶及赐茶

“尽管唐以前已有贡茶现象出现，但是唐代皇室长期的、大规模的实行贡茶行为，这是前代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各地要定时、定量、定质向朝廷纳贡称为‘贡茶’”[4](P696)。中唐时形成了完备的贡茶制度，分为两大体系:一是“官焙”，在主要的产茶区设立大型茶园，由官府直接经营和管理，生产各类贡茶;二是民贡，各州郡收集名茶上贡朝廷，全国有17个州郡被定为纳贡单位，其地域相当于现在的鄂、川、陕、苏、浙、赣、闽、皖、湘、渝等十省[5](P101)。通过贡茶制度的推行，将全国各地的名贵茶类集中于宫廷，这为宫廷茶文化的兴盛提供了前提条件。唐代吴兴太守张文规的《湖州贡焙新茶》诗云:“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说的是帝王乘车去踏春，喝得半醉方回，这时宫女揭开御帘，手捧香茶而来，牡丹花般的脸上绽露着笑容，她向皇帝禀告，新到紫笋贡茶来了。此诗生动地写出贡茶入宫之情景。《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贞元 (785~805) 已后，每岁以进奉顾渚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余人，累月方毕。”可见采制贡茶耗费人力财力的浩繁。贡茶具有无偿性，不是现代茶园的商品化运作形式，对当时老百姓而言可谓劳民伤财;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贡茶制度的推行对茶叶品类的丰富、茶叶质量的提升、饮茶风气的流行、茶叶经济的发展乃至国际交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赐茶，是唐代皇帝向妃嫔、王公大臣、高僧、道士、功臣、外国来使等馈赠茶叶的一种礼仪制度。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韩翃在《为田神玉谢茶表》中说:“念以炎蒸，恤其暴露。荣分紫笋，宠降朱宫……泽被三军，仁加十乘。”可知代宗为宣抚节度使田神玉赐茶一千五百串，明确要求要将这些茶叶赐予将士以下。德宗皇帝常常赐茶与僧人儒士。咸通九年 (868) ，同昌公主出嫁时唐懿宗皇帝赐茶。王建《宫诗》中写道:“天子下帘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皇帝在主持殿试时赐予参加考试的考生每人一碗茶汤，以显示皇恩，对受赐者而言也是无尚的荣光。宫廷赐茶是一种礼仪文化、交际文化，也是皇帝泽被天下、稳定统治的一种政治手段。

2.唐宫茶宴

有关唐代宫廷茶宴的史料记载很少，后人多从流传下来数量较为可观的诗词及绘画中探知其情。能直接反映唐代宫廷茶文化的就是唐代的贡茶制度 (茶引、榷茶等) 和每年夏历三月三日在宫廷举行的以头纲贡茶来祭祀祖先、分赐大臣的盛大“清明宴”[1](P51)。

吴蜀之地所产紫笋、蒙山等名茶，须在清明之前，以快马送至京城。唐代诗人李郢的《茶山贡焙歌》中写道:“……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芽来。陵烟触露不停探，官家赤印连帖催。朝饥暮匐谁兴哀，喧阗竞纳不盈掬。一时一饷还成堆，蒸之馥之香胜梅。研膏架动轰如雷，茶成拜表贡天子。万人争啖春山摧，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诗人以写实的手法再现了唐代茶山赶制贡茶的紧张场面，同时也表达了对普通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到时须及清明宴”，可见如此紧张的准备工作正是为了给宫廷定时举行的大型茶宴“清明宴”准备上好茶叶。

唐朝诗人子兰在《夜直》一诗中提到:“大内隔重墙，多闻乐未央。灯明宫树色，茶煮禁泉香。凤辇通门静，鸡歌入漏长。宴荣陪御席，话密近龙章。”幽宫高墙，华灯歌舞，茶香飘溢，御宴欢腾，皇帝以宫廷茶宴的形式来品尝人间美味，并邀请群臣来共享，以此和悦君臣关系，显示皇帝恩威。因而茶宴是唐代宫廷重要的礼仪活动，其作用绝不局限于皇室享乐的范围。

寺院茶文化

寺院茶文化源远流长。“茶圣”陆羽幼年时生活于寺院之中，后来也与寺院生活关系密切，与不少僧人建立了友好关系，其对茶文化的认识及总结深受寺院文化影响，故而寺院茶文化在中国茶文化中的地位非凡。探究寺院茶文化可从多方面切入，比如寺院对各地名茶培育中的贡献、饮茶与修行的关系、佛教茶仪等方面。笔者拟以2000年10月法门寺在修建藏经楼时出土的金代香雪堂碑 (如图8，次页图9) 所载的一首茶诗为切入点，再结合其他的一些寺院茶诗，对寺院茶文化的特点做简要梳理。

图8 法门寺出土香雪堂碑

图9 香雪堂碑拓片

这通刻于金代的香雪堂碑并无题额，“碑文应为前扶风县令郄文举撰并书，法门寺天王院僧法苑立石。文分前后两部分内容:前为碑铭主体，记载了法门寺天王院主持僧苑公戒师所居之堂———‘香雪堂’得名缘由及赠名者为金代驸马、镇国上将军、都尉蒲察公;碑文后半部分为前扶风令郄文举所赋七言律诗，赞天王院‘香雪堂’……”[6](P66)，碑文如下:

苑公戒师所居之院，有“香雪堂”，先朝驸马、镇国上将军、都尉蒲察公所赠之名也。师云:当其时，荼蘼花方谢，糁糁如雪而复幽香，因摭一时之意，故目之曰香雪。然自得名之后，□有题跋，恐为阙典，愿将数字褒□□□仆不牢，让漫书长句，雅命。前扶风县令郄文举再拜。/荼蘼相间犹清丝，翠柏森森已成列。小院春风花落时，堂前散漫飞香雪。对此何人赏物华，山僧睡起煮新茶。手披经卷坐终日，要看缤纷天雨花。戊辰十二月十一日天王院僧法苑立石。

此碑文后半部分为前扶风县令郄文举所作七言律诗，写作缘起在前文叙述较为清楚:遵天王院主持僧师苑法师嘱托准确记录“香雪堂”得名由来，以备游人香客知晓。茶元素在此诗中占有重要分量，本诗属较典型的寺院茶诗。现对本诗做如下诠释:春风和煦，阳光明媚，僧人早年所植的翠柏，整齐排列于道路两旁，已然枝繁叶茂，苍翠若林。散布于柏树间的荼蘼花蔓，攀援着翠柏枝条，穿梭林间，宛若青丝。散发着浓郁芳香的雪白花瓣，飘逸满院，犹如香雪，漫天而降。首两联即营造出一种幽雅明朗之境，引人入胜。这就是诗人笔下金代法门寺香雪堂的暮春图。荼蘼花繁香浓，是春季最后盛放的花，当它开放时就意味着春天的结束。宋代诗歌中就有“开到荼蘼花事了”之语(3)。而此诗并没有表现出常人眼中容易流露出的伤春之情，反而有温和喜悦之感。颈尾两联言人言事，并以问句提起，谁人在欣赏这院中的美景呀?沉睡于春日美景中的山僧终于醒来，伸伸懒腰，开始亲手烹煮新采的茶叶。诗人自问自答，告诉我们美景的主人即为住寺僧人。徐徐品茶，静观幽景，打开的经卷，闲置眼前，只顾沉醉于缤纷花雨的美景之中。

陆羽在《茶经》中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简德之人。”德性简朴、清心寡欲的僧人与茶性最为契合。加之饮茶能提神醒脑，可帮助禅修，正可谓:茶以助禅，禅使茶香，“禅茶一味”。细致来看，香雪堂碑文上出现的这首茶诗，亦为禅诗。僧人借助茶的功效，让自己身轻思健，心力专注，深切感知周身环境之幽雅，进而领悟佛法之真谛。佛经里讲“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万事万物的佛性都是相通的，专注于一景一物，若能参透，便可认识自我的本性。荼蘼花类同这“翠竹”“黄花”。禅宗讲“明心见性”也是这个道理。《坛经》说:“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佛家思想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性，也就是佛性。这种本性是清净孤寂的，因此本性常常被世俗的杂念所掩盖，人们无法认识到自己的本性，所以才会有烦恼，有憎恨[7](P119)。而香雪堂碑所载茶诗中的暮春之景，凋零之花，表现出的却是和悦自在，以致心与景融，悠然忘我 (忘却读经，忘却身份至“空”“无”之境) ，禅意浓厚。

唐代陆龟蒙的《和袭美冬晓章上人院》诗云:“山寒偏是晓来多，况值禅窗雪气和。病客功夫经未演，故人书信纳新磨。闲临静案修茶品，独傍深溪记药科。从此逍遥知有地，更乘清月伴君过。”山中晓寒袭人，雪气稍和，借助友人书信研习久未钻研的佛法，并借茶自省，始通逍遥。而常达的《山居八咏》云:“身闲依祖寺，志僻性多慵。少室遗真旨，层楼起暮钟。啜茶思好水，对月数诸峰。”独居山寺，品茶听钟，对月参禅。诗僧皎然在《答裴集、阳伯明二贤各垂赠二十韵今以一章用酬两作》中有:“清宵集我寺，烹茗开禅牖”之句，邀友人于寺中，煮茶以求禅悟。

诸多茶诗均与禅相伴，可以说寺院中的茶离不开禅思禅悟。虽然寺院也有培茶种茶、以茶礼佛、以茶会友待客的现象，但是借茶悟禅、“禅茶一味”是寺院茶文化的核心所在。

上文分别针对以唐宫茶文化为代表的宫廷茶文化和以法门寺出土的金代香雪堂碑所载寺院茶诗为代表的寺院茶文化作了简要梳理，现以比较手法对这两大茶文化类型重新加以审视。

从茶文化的起源上看:

寺院茶文化的重要性超过宫廷茶文化。寺院茶文化的开创者———《茶经》的作者“茶圣”陆羽也是中国茶文化的开创者。虽然从绝对意义上来说宫廷茶文化的历史更早，《华阳国志·巴志》记载西周时巴人已向西周朝廷贡茶，汉、魏、晋时茶在宫廷中的影响也逐渐增大，但是其普及性和发展程度，远远不及唐代，而对唐代茶文化起到开创性贡献的是寺院。

从茶文化的发展高度来看:

宫廷茶文化高出寺院茶文化。宫廷茶文化的背后有国家实力支撑，宫廷茶文化与政治、经济、外交、礼仪等方面有密切交织:帝王赐茶是泽被天下、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茶税是国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茶与丝绸、瓷器等在对外交往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宫廷茶宴一度成为重要的礼仪活动，所以宫廷茶文化在丰富性、影响力等突出方面是寺院茶文化无法企及的。当然，寺院茶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也形成了自己独特而持久的内涵和外在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是值得肯定的。

从追求的旨趣上来看:

宫廷茶文化追求等级差异，注重外在形式的奢华大气和感官享受;而寺院茶文化更加注重内在修养上的简朴自然，借茶悟禅，体悟人生是其核心追求。

从宫廷茶文化和寺院茶文化的相互关系上来看:

二者相互影响，相互生发。宫廷茶具的纹饰具有浓重的佛教色彩，茶器的器型与寺院茶器基本一致，饮茶程式深受寺院茶文化的影响;古代僧人与宫廷关系较为密切，高僧大德经常参加宫廷茶宴并接受赐茶，在茶礼茶仪等方面必然受到宫廷茶文化的影响。

从宫廷茶文化与寺院茶文化对后世茶文化的贡献来看:

二者共同作用，对后世茶文化的演进及传播起着重要作用。宫廷凭借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寺院依托与普通民众的亲密关系，分别对民间茶文化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在茶文化向世界各地的传播过程中，宫廷与寺院茶文化均起了重要作用。大量外交使臣与宫廷交往时宫廷茶文化必然随之外传，佛教在向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传播时也将寺院茶文化传播于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