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马非凡马：唐代的马纹与马文化

马是人类的好朋友。在科学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的古代社会，马因其优良的生理素质，在经济、军事、交通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因此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象征着吃苦耐劳、昂扬进取、奋发图强等美好品质。马的毛色、体型、精神状态等，常常暗喻着马主人的身份、地位、心态和境遇。

在唐代，人们对马这种动物更是格外喜爱。据学者统计，《全唐诗》中有专题咏马诗150多首，出现马意象的诗歌高达6400多首，唐传奇中常见“义马救主”等描写马儿体察人意、通人性的故事。威武雄壮的三彩马、声势浩大的车马出行图壁画、厚重又精致的打马球纹铜镜......唐代的诸多马文物，更是直观地向我们诉说着唐人对马的深厚情感。

昭陵六骏石刻之什伐赤 唐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唐代的日常生活离不开马。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马能满足人们的出行、驮载物品需求。唐代有不少鞍马出行题材壁画，一幅壁画里出现几十匹马的情况并不鲜见。但中原地区并不盛产马匹，一次出行调用如此多的马，若是写实的描绘，则可以想见墓主的社会地位之高、经济实力之雄厚，若是一种艺术夸张的手法，那么也寄托了人们的对生活的期许。

李寿墓壁画《骑马出行图》（局部）唐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胡商俑与三彩马，更是十分常见的唐代文物，向我们展示着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景象。丝绸、香料、瓷器、金银器等往来于西域的商品，由马或骆驼负载，在商道上穿梭。

三彩马及牵马胡俑 唐 河南博物院藏

马还在唐人的娱乐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反映马与娱乐关系最著名的文物，当属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鎏金舞马衔杯纹仿皮囊式银壶。壶的整体造型仿照游牧民族储水用的皮囊，腹部两侧各锤出一幅凸起的骏马图像并鎏金，银壶上的马身躯健硕，长鬃披颈，前肢绷直，后肢弯曲下蹲，口中叼着一只酒杯，上扬的马尾和颈部飘动的绶带，显示出十足的动感。

鎏金舞马衔杯纹仿皮囊式银壶 唐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据考证，银壶上描绘的这种马是唐代特有的一种“舞马”，用于乐舞演出。马儿经过训练后，会随着音乐的节拍翩翩起舞。唐代宰相张说曾欣赏舞马表演，并在诗中赞美舞马“连骞势出鱼龙变，蹀躞骄生鸟兽行”“腕足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蹈千蹄……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最末一句，正与银壶上的纹饰形成了呼应。

然而，随着“安史之乱”爆发，曾备受宠护的舞马也难免不幸的遭遇。据《明皇杂录》记载，安禄山在长安时曾欣赏过舞马表演，十分喜爱，便将几匹舞马养在范阳。这些马最终被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所得。田承嗣对舞马一无所知，径直将它们编入骑兵队伍。一次军中宴请，乐工们的演奏声飘入马厩，几匹舞马已经形成条件反射，听到乐曲声便开始跳舞。田承嗣见状大怒，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便命令士兵们冲进马厩，鞭打舞马。军中虽有人知道这些舞马的来历，但畏惧田承嗣威严，到最后也没有说。

唐代风靡全社会的体育活动——马球，也离不开马儿的深度参与。马球场地常设在草原、旷野等开阔处，设两处球门。选手分为两队，骑在马上，手持球杖，共击一球，以打入对方球门进球数的多寡来判断胜负。唐代诗人王建写的《宫词》中，有一首描写的正是唐宪宗元和年间宫廷内打马球活动的景象：“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球。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鞘回过玉楼。”

打马球纹铜镜 唐 扬州博物馆藏

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的打马球图壁画，画面上有20匹“细尾扎结”的各色骏马。骑士均穿白色或褐色窄袖袍，脚蹬黑靴。头戴幞头，左手执马缰，右手执鞠杖，做出竞争击球的不同姿态，比赛场面精彩激烈。构图疏密有致，动中有静，有着强烈的节奏感和运动感。

李贤墓打马球图壁画（局部）唐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代皇帝和王公贵族，爱打马球者不在少数。唐玄宗李隆基曾颁诏，将打马球活动作为军队训练的课目之一。唐宪宗李纯不仅自己热衷马球，还组织了后宫的太监宫女，大家一起打马球。唐敬宗李湛沉湎马球，不理国事，引发众多朝臣的不满。甚至到了唐末，唐昭宗李晔被权臣朱温逼迫，从长安迁都洛阳时，禁卫军都已逃散殆尽，李晔却仍将十几名马球手带在身边，不忍舍弃。1957年，西安大明宫含光殿遗址发现了记载唐朝宫廷修建马球场的刻石，证明了唐朝贵族打马球活动的盛况。

唐大明宫含光殿及毬场石志拓片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除了具象化的陪伴人们生活的马匹图像，唐代还常见一类带有翅膀的马纹，称为翼马纹或天马纹。

红地翼马纹锦（局部）唐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诗人李白曾作《天马歌》：“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诗中的“天马”虽然不一定指的是此种翼马，但“来出月支窟”却误打误撞地接近了翼马纹的起源。希腊神话中有一种长着双翼的飞马，名为珀伽索斯（Pegasus）。据说它是美杜莎与海神波塞冬所生，曾为柏勒洛丰驯服。但当柏勒洛丰试图骑它飞到天上时，它却把柏勒洛丰摔下马背，自己飞到宇宙，成为飞马座。珀伽索斯马蹄踩过的地方，会有泉水涌出，诗人饮之可获灵感。因此，它又演变成艺术与科学女神缪斯的标志。

有翼天马的形象通过贸易和文化交流，沿着丝绸之路自西向东传播，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又深受波斯萨珊王朝艺术风格的影响。萨珊艺术经常采用联珠纹‌用作纹样的外框，主题纹饰置于框中，形成“联珠团窠”构图。

联珠翼马纹锦 公元5~7世纪 埃及出土

法国里昂纺织博物馆藏

此种构图传入汉地后，唐代著名的设计师和工艺美术专家窦师纶又对其加以改造。他将原本比较生硬呆板的单层联珠改为双层联珠，增强了层次感和装饰性，使联珠纹主要作为一种美观规整的装饰框架存在。又将窠内的单只动物改为成对的瑞兽，形成对雉、对鹿、对马等对称构图，并加入了凤、麒麟等中国传统瑞兽纹。这些成双成对出现的瑞兽，不仅营造出平衡、和谐、圆满的视觉感受，更契合了传统文化中“好事成双”“圆满和谐”的观念。最后，在团窠外添加花卉、卷草等辅助纹样，形成主次分明的视觉秩序。这种结构创新，使纹样整体更加华丽，富有曲线美和线条美。这样一来，联珠团窠这种外来的图案模式，就更适应中国人的审美了。

由于窦师纶曾被册封为陵阳郡公，他所创造的纹样又被称为“陵阳公样”，正是中西合璧的典型代表。‌

联珠狩猎纹锦 唐 正仓院藏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翼马纹并非对西方形象的简单复制，而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天马”崇拜和唐代深厚的崇马情结相结合的产物。早在汉武帝时期，已有对“天马”的歌咏，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更是将对良马的热爱推向高峰。唐代社会尚武、盛行马球，对马的审美和情感积淀深厚。因此，传入的翼马形象被赋予了中国本土的“天马”内涵，成为祥瑞、力量与神性的象征，其造型也逐渐本土化，更具动态和力量感。‌

从宫廷到市井，从中原到边塞，马在唐代的政治军事、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爱马、咏马成了唐代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容易为人所注意的，除了马在装饰纹样、雕塑等领域的大量出现外，还有画马名家的大量涌现。如曹霸、韩幹、陈闳、韦偃等。这些画马名家，多数得到官方的认可，像曹霸就曾为唐玄宗绘画御马。

《照夜白图》 韩幹 唐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名家画马，可谓是对于骏马英姿的一种艺术再现，这种凝练的艺术处理，极易引起文学家的共鸣，激发文学创作的灵感。另外，唐代许多诗人有比较强的进取之心，自身又在文坛具备一定知名度，不可避免地会与受皇帝青睐的画马名家产生交往，因此，画马意象在唐诗中为数不少，很多大诗人有所描绘。如杜甫《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等，都在很直接地称赞曹霸其人和他的画马技艺。

此外，唐代诗人在“马”这一意象中，经常寄托着浓厚的人生追求和个人价值取向。无论是昂扬向上、屡建奇功的战马意象，卓越非凡、浪漫恣肆的天马意象，还是老病孤独、孱弱凄苦的羸马意象，归根结底都是文人人生境遇的一种侧面映照。他们对人生满怀希望时多用战马意象，春风得意时多用天马意象，而失意困窘之时，多用羸马、病马意象。唐诗中的马看似种类繁多，但若与诗人的处境心境相对照，就能发现其根源均是诗人自认为的“得遇明主”或“怀才不遇”。

《牧马图》 韩幹 唐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唐代文物上驰骋的一匹匹骏马，以矫健的线条凝固了盛唐气象，将经济社会的强盛、丝路的繁华与唐人的人文精神固化下来，成为解读一个伟大时代的钥匙。翼马纹这一分支，则反映了丝绸之路上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是文化交融与演变的实证。

此后历朝历代，马纹在文物上屡有出现，经久不衰。即使是我们生活的今天，具有悠久历史的马纹，也正经历着创造性转化。在文创设计、服饰时尚、公共艺术与数字媒介等多个领域，马纹都成为“传统符号现代化”的鲜活实例。不少博物馆的文化创意产品，将马造型的唐代文物或唐代文物上的马纹饰，与生活用品、食品、文具等结合，让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触摸盛唐记忆。很多服装品牌，也乘马年东风，推出以马纹为主的服装。马纹承担起了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作用。当人们使用马纹日用品、穿着马纹服饰时，传统纹样不再是遥远的历史符号，而是可感知、可参与的文化载体，实现了“见物见史”的活态传承。

唐代马纹承载的昂扬进取、开放包容精神，既在当代转化中被赋予新内涵，又成为文化自信的视觉符号，让现代生活浸润着历史底蕴。这种精神共鸣，使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价值观紧密相连，赋予古老纹样新的生命力。当千年马纹在纸笔间、衣袂上重新跃动，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美学的传承，更是中华文明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唐代马纹的基因，深埋于中华民族的血脉，至今，依然与诸多传统纹样一道，续写着中华文化的动人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