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之成，窑火是赖——近年来景德镇考古调查发掘的陶瓷窑炉
摘 要：江西景德镇地区的陶瓷考古研究，长期以来受到高度重视，并且取得非常出色的成绩。随着 2019年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的落地建设，有关景德镇陶瓷文化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受到全新关注，作为陶瓷烧造核心的窑炉技术更是得到重视，本文在《景德镇历代瓷窑窑炉考古发掘成果综述》的基础上，梳理了近年来景德镇区域考古调查发掘有关窑炉的新发现、新研究，评估有关景德镇陶瓷窑炉研究的新成果，深化陶瓷文化研究，助推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的深入，助力景德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关键词：景德镇；调查发掘；窑炉；新发现；新研究
2021年，受邀撰写《景德镇历代瓷窑窑炉考古发掘成果综述》，发表在景德镇御窑遗址申遗专刊《景德镇陶瓷》2022年第6期①。借此机缘，梳理了景德镇地区2019年以前考古发掘的窑炉遗迹，根据平面形态把该地区考古揭露的窑炉遗迹分为洞穴窑、龙窑、葫芦窑、馒头窑以及镇窑等五类，初步研究表明揭露的窑炉遗迹分别属于唐代到清代等不同时期，时代自唐代起，包括景德镇区域迄今最早的窑炉遗迹乐平南窑唐代龙窑，历经五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发展至民国时期。烧造的产品不同，品种涵盖青灰釉、青绿釉、青釉、青釉彩绘、白釉、青白釉、黑釉、酱釉、卵白釉、蓝釉、青花瓷、釉里红、龙泉青釉、五彩、斗彩、红绿彩、墨彩以及水点桃花瓷等几乎所有瓷器品种。各自的特色不一，既有烧造瓷器的高温窑炉，也有烧造陶器、砖瓦的低温窑炉。初步总结出景德镇地区的窑炉呈现类型多样、阶段性明显、形式变化快的特征②，呈现了景德镇陶瓷窑炉的发展历程，见证了景德镇陶瓷发展的辉煌。正是由于景德镇的窑炉技术不断创新和领先，“和国内同时期的其他窑场相比，景德镇在窑炉变化上是最快的、在技术改造上是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其技术优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③，才使得景德镇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成为明清时期中国制瓷中心，成为世界瓷都。
囿于景德镇陶瓷文化深厚的积淀，陶瓷制造历史的悠久，陶瓷技术的高超，窑炉砌筑和使用的娴熟，特色鲜明，长期以来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并且取得非常出色的成绩。随着2019年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的落地建设④，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强陶瓷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加大陶瓷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景德镇瓷业文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深入推动陶瓷文化挖掘阐释，深化陶瓷文化研究；关于景德镇陶瓷文化遗存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得到全新关注。作为陶瓷文化核心研究的窑炉技术更是得到重视，陶瓷窑炉有不少新发现，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更深入，取得不少新成果，涌现出不少展示的新形式。文章梳理了近年来景德镇区域窑址考古调查、考古发掘、陶瓷窑炉研究等的新成果、新变化、新形式。
一、考古调查
景德镇区域的窑址考古调查近年来先后实施过6次，关乎高岭土和釉果原料、瓷器烧造以及运输码头、历史文化街区等内容，呈现出区域集中、目的性强、成果丰硕的特征。
（一）区域集中。6次窑址考古调查都是专题性区域考古调查，主要在南河流域、小南河流域、东河流域和昌江中游流域开展⑤，涉及区域集中，具有针对性、专题性。
（二）目的性强。呈现服务学术和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特征。既有学术需要的调查。如作为江西昌江流域水下文化遗产调查的部分内容，2015—2019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联合对南河流域开展了区域性考古调查⑥，调查范围覆盖湘湖、寿安、竞成三个乡镇。如为了弄清明清以来景德镇镇区昌江沿岸古窑遗迹的具体规模和分布情况，2017年景德镇陶瓷大学对景德镇城市区域昌江沿岸进行了考古调查⑦，调查范围为北面旧城浮梁县城至南面西瓜洲东西岸沿线。也有为配合做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做好文旅发展规划的需求。2021—2022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文博学院等相关单位对浮梁县寿安镇南市街古窑址及小南河流域进行了专题性考古调查勘探工作⑧。还有为配合景德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需要。2022年湖北楚夔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三闾庙历史街区的考古调查⑨，2022年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对瑶里釉果矿（图一）及绕南瓷石加工遗址（图二）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⑩，2020年和2021年华侨大学王怡萍博士以“古玉岭村（何召一发现磁土矿）—高岭（山区矿山体）—东埠（商埠交通古村）（图三）”为核心内容，开展了“景德镇高岭制瓷原料矿藏开采与加工遗迹调查”⑪。
图一 瑶里长明大午坑明矿
图二 绕南水碓作坊遗址
图三 东埠镇航拍照
（三）成果丰硕。相关考古调查基本上摸清了窑址家底，细化了窑址数量。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河流域调查团队在银坑坞、湘湖街、小南河西区、小南河东区、柳家湾西区、柳家湾东区6个窑址群发现321处瓷窑遗址，多数为青白瓷窑址。“窑址数量超出了此前以文物普查为依据对景德镇窑址的笼统把握，产品面貌突破了此前主要以湖田窑为代表对景德镇窑业的片面认识”⑫。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队在景德镇城市区域昌江沿岸发现窑业遗迹堆积10处，新发现窑业遗迹1处，采集宋明清时期瓷片500多件⑬。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团队在浮梁县寿安镇南市街古窑址及小南河流域，发现窑业遗存144处，窑炉遗迹10处。在杨家坞勘探发现一条龙窑窑炉，窑头北偏东36°。窑炉内堆积含有少量瓷片、匣钵、垫饼、窑砖和板瓦，瓷片以青瓷为主，个别青白瓷、白瓷等，器型主要为碗盘⑭。湖北楚夔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初步查明三闾庙街区主要由明街、清街和古码头三部分组成⑮。明街现存4处明晚—清晚民居类历史文物建筑；清街现存7处清代历史文物建筑，1处庙宇、1处古栅门、2处民居、3处店铺。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团队厘清了瑶里、绕南区域的相关遗迹、遗物的分布、年代及文化内涵⑯，发现并记录了32处代表性瓷石矿洞遗址（图四）、49处水碓作坊或水坝遗址（图五）、18处窑业堆积（图六）、1处水碓碓石采集场、1处古码头、4座古桥，采集包括陶瓷器、窑具、瓷石、碓石等在内的各类标本共计308件。
图四 大棚坑矿洞
图五 饶南水堆遗迹
图六 内瑶2号点窑业堆积
通过考古调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团队明晰了南河流域宋元时期瓷窑遗址分布于昌江流域水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五代后期、北宋初期、北宋早期、北宋早中期、北宋中期、北宋中晚期、北宋晚期、南宋中晚期、南宋晚期、宋元之际和元代早中期等11期的详细编年体系，研究表明该区域陶瓷生产时间跨越五代、宋、元时期，“构建景德镇唐代至元代陶瓷手工业动态发展过程”，北宋晚期繁盛而南宋式微，不同时间段窑址之间存在明显的位移现象，同时间段窑址之间也表现出产品类型及工艺的细微差异。客观上讲这么细化的计量分期研究，难度非常大，不仅用力颇深、非常熟悉资料，而且需要有足够的把控能力和深厚的积累，然而其瓷业发展史分期太过于细致，投入与产出比不协调。景德镇陶瓷大学团队认为景德镇城市区域昌江沿岸发现窑业遗迹堆积多为明清窑业生产、居民生活的遗迹⑰。一方面印证了古文献对渡口沿岸窑业遗迹堆积的记载，另一方面探究了明清景德镇昌江沿岸窑业分布及生产情况，部分还原沿线窑民生活状况。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认为五代至北宋时期为小南河流域窑业的肇始期，窑址较少，零星分布。北宋中晚期为小南河流域窑业高峰期，窑场急剧增长。五代至北宋早期的主要窑场向周边地区转移或扩散，导致小南河流域及其支流两侧的山坳形成连片的窑场。南宋至元初是小南河流域窑业的衰落期，窑业规模收缩，窑址点减少⑱。湖北楚夔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团队认为三闾庙码头是迄今景德镇功能最独特、保存最完整的古码头。明清之际的三闾庙是鄱阳、都昌、徽州地区旅景陶工进镇的必经通道，是督陶官唐英任九江关长兼领景德镇窑务来镇区的必经之地，是景德镇陆路物资补给与外运的重要通道⑲。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团队认为丰富的瓷石、瓷土和水资源，使得瑶里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制瓷业生产体系。古代的矿工们沿矿脉开凿矿洞，开采瓷石，运下山就近加工成釉果，矿洞附近见有一定数量的釉果加工作坊遗存。该区域开采矿石和加工釉果的有许多是婺源人，他们通过徽饶古道来到瑶里谋生，成为当地釉果生产的重要劳动力。加工好的釉果不仅仅通过发达的水路交通向外运输供景德镇使用，也为瑶里当地民窑的生产提供釉料，南宋晚期到明代为当地制瓷业的高峰⑳。华侨大学王怡萍团队深化了生产与制作高岭土的方法、流程和工艺性能，及其与高岭村产生的人文，共构生产活动和工艺流程的历史文化面貌，为编制《江西省高岭瓷土矿（高岭片区）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18—2035）》提供了基础资料㉑。
此外，多位学者通过调查，分别在现御窑厂遗址范围之外发现了烧造洪武时期瓷器和建筑构件的窑业遗存。韦有明在东河流域发现面积较广的洪武时期窑业遗存，以烧造白釉板瓦、瓦当为主，另有少量的黄釉建筑构件㉒。吉笃学等《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明洪武砖瓦产地新考》一文也指出在昌江和南河交汇处，分布着面积达万余平方米的洪武时期窑业堆积㉓。这些意味着洪武时期的窑业生产广泛，明代初期的窑业面貌更清晰，促进了相关窑址分布的研究。
相关的成果公布及时，特别是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河流域调查团队先后发表《景德镇银坑坞窑址群兰家井—郑家坞段调查简报》等5篇调查简报㉔，出版了景德镇南河流域窑址调查报告第一卷《银坑坞：景德镇南河流域窑址调查报告之一》㉕，很是值得学习和推广。
相关窑业考古调查进一步摸清了区域内陶瓷文化家底和窑址数量，促进了对景德镇窑业概况的认识，清晰了窑业面貌，细化了窑业类型，建立了更为完整细致的窑业编年体系，深化了窑业技术研究，促进窑业文化研究走向深入，为做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做好文旅发展规划和陶瓷文化大遗址开发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考古发掘的窑炉
近年来景德镇地区的陶瓷考古发掘不少，成果丰硕。不过清理揭露窑炉遗迹的项目不多，主要有2处窑址，分别见于御窑厂遗址、湖田窑遗址㉖。
（一）御窑厂遗址考古发掘
近年有关御窑厂遗址的考古发掘很多，特别是御窑厂遗址纳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后更是不断，但是清理和发现窑炉遗迹的考古发掘却只有2次。
一次是2021年5月至2022年1月，对御窑厂遗址公园西北角进行的主动性考古发掘㉗，揭露面积442平方米。本次发掘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故宫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国内顶级陶瓷考古机构组成联合考古队开展（图七）㉘，考古发掘面积不大，但发现遗迹与出土遗物却异常丰富，揭露的各类遗迹多达77个（图八），出土遗物能修复的上千件（图九），取得了不少重大成果。重大成果中比较重要的，一是确定了御窑厂西北角的范围、边界和明代御器厂的建造年代（图一〇）。二是探明了明代御器厂选址珠山的窑业基础（图一一）。三是出土了一批不见刊布的官窑（图一二、图一三）、“官搭民烧”、藩府订烧及民窑纪年款瓷器（图一四），丰富了景德镇陶瓷发展的编年序列，为馆藏相关器物的断代提供了可靠依据。
图七 御窑厂遗址西北发掘区位置航拍照
图八 御窑厂遗址西北发掘区遗迹分平面布图
图九 御窑厂遗址西北发掘区出土民窑瓷器集锦
图一〇 御窑厂遗址西围墙北段全景照
图一一 御窑厂遗址西北发掘区T2南壁地层堆积
图一二
御窑厂遗址西北发掘区出土元末明初 红绿彩瓷器
图一三 御窑厂遗址西北发掘区出土厂内官窑瓷器
图一四 御窑厂遗址西北区发掘出土民窑纪年瓷器
最重要的是揭露了多达11座不同形态的窑炉（图一五），集中展示了景德镇明清时期窑炉形制发展、演变的历史，是一座天然的明清窑炉博物馆。11座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窑炉，分为馒头窑3座、葫芦窑3座、蛋形窑5座。其中，明代中期馒头窑3座，分别编号为Y9、Y10、Y11，窑床平面均呈倭角正方形（图一六），保存不甚完整。发掘者根据地层关系和包含物特征，推断3座馒头窑的建造年代为明代正统—天顺时期，Y9叠压在Y10之上，Y10在底层。Y11叠压在Y3与Y5之下，只露出宽仅1.2米的窑头火膛。明代中晚期葫芦窑3座（图一七），分别编号Y4、Y6、Y8，其中Y4、Y6两座窑炉保存完整，由窑前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床、护窑墙、窑棚柱础等组成。这3座葫芦窑的形制特征与明崇祯时宋应星《天工开物》绘录的葫芦窑基本一致。清代蛋形窑5座，分别编号Y1、Y2、Y3、Y5、Y7，5座窑炉除了年代最晚的Y2分布于发掘区北面，经过两次改扩建，始建于晚清时期，至民国时期窑室长度已扩展到22米；其他四座集中分布于发掘区南面，叠压打破关系明显。发掘者从Y1、Y7的窑尾伸入御窑厂西围墙（Q1）里面（御窑厂地界内），推断窑炉为清同治年间御窑厂被太平军烧毁后所建。Y3与Y5为东面御窑厂西围墙外的巷道（L4）与围墙（Q4）打破、利用，其年代在明末清初御器厂停烧以后所建。这批紧靠御窑厂西围墙的窑炉，其数量、密度及时代序列的完整性均为景德镇乃至全国的窑址考古发掘中的首次，具有重要的考古学价值。
图一五 御窑厂遗址西北发掘区南面5窑密集分布照
图一六 御窑厂遗址西北发掘区馒头窑Y10照
图一七 御窑厂遗址西北发掘区Y4葫芦窑照
另一次是2017至2018年对御窑厂遗址南麓保护棚改造建设，在遗址公园西南部的绿化地带发现2座南北向的蛋形窑，因故未能全面清理，窑炉的性质和年代难以确定㉙，窑炉的大致位置在御窑厂遗址范围内。
《景德镇历代瓷窑窑炉考古发掘综述》一文梳理御窑厂遗址考古揭露的22座窑炉㉚，都是1984年以后分别在御窑厂遗址珠山南北麓清理的。随着近年保护展示的加强，清理的数量应该增加，尤其是珠山南麓成排的叠压打破关系复杂的馒头窑（图一八），囿于未能公布，具体的数据无从知晓。
图一八 御窑厂遗址南麓窑炉展示建设
此外，早在1982年，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在东起御窑厂厂墙，西至公馆岭长160米的沟道中，清理出明代残窑一座、官窑废品堆积七处，出土了永乐、宣德年款和一批无款的明初官窑残器。窑炉为一东西向半圆形遗迹（图一九），残高45厘米。窑中部被破坏，横墙下端残存11×15厘米的烟道5个㉛，推断应该有6个烟道。半圆形内壁和孔壁经高温烧结，均有厚0.3～1.2厘米的青褐色玻化层，底部铺有一层砂渣并有少许白瓷涩胎钵状窑具的残片。窑床宽2米，进深60厘米。发掘者认为该窑整体上与湖田窑发现的馒头窑相似（图二〇、图二一），只是窑床狭小，呈半圆形，非湖田窑遗址揭露的“长方形”，可能是馒头窑的变种。并根据填土中出土残器均为宣德瓷器，窑底的瓷质钵状窑具与窑炉东、西两侧宣德地层出土的同类窑具一致，窑炉东侧有大量的祭红碗盘残片堆积，窑底火烧土下出土的白瓷印花小盘残器与南京永乐叶氏墓出土瓷器形制相近，推断该窑为明代宣德时期御窑厂形制最小的建于永乐地层之上的一座专烧祭红等高温颜色釉瓷的所谓“色窑”。虽然发掘者推断为宣德御窑窑炉，其地望根据描述推测却在现御窑厂的南面围墙外。假定如此，明代景德镇御窑厂的南墙当在该座明代宣德时期馒头形“色窑”的南面，其对厘定明代御窑厂的范围，尤其是南墙的分布、走向，甚至准确位置极为重要。
图一九 1982年揭露御窑厂宣德色窑遗迹
图二〇 湖田窑乌泥岭明代中期马蹄窑平剖面图
图二一 湖田窑明代马蹄窑遗迹
由此可知，御窑厂遗址区域考古发掘共揭露36座窑炉㉜，在原来的基础上至少增加了14座窑炉。其中，御窑厂遗址范围内清理窑炉24座，御窑厂遗址外12座。可以确定为御窑性质的窑炉23座，民窑性质11座，2座虽然地处御窑厂遗址范围内、但是没有完全揭露的蛋形窑难以确定性质和年代。窑炉形态上分为葫芦窑10座（御窑7座，民窑3座），馒头窑19座（御窑16座、民窑3座），蛋形窑（镇窑）7座（民窑5座，无法确定2座）。
结合《景德镇历代瓷窑窑炉考古发掘综述》㉝，可以明确明清御窑厂已经抛弃了长期使用的原本适合南方地区的传统龙窑窑炉，转而使用葫芦窑、馒头窑、镇窑等烧造瓷器。这种巨大的变化，究其原因还得从元代说起，主要在于元代后期二元配方的使用，对瓷器的烧成温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龙窑原本存在窑温较低、局部部位温度波动大、焙烧气氛多变的缺陷，难以满足烧造的需要所造成。为此，窑工创新思路，寻求新的窑炉形态。一种融合龙窑和馒头窑技术的新型窑炉——葫芦窑于元代晚期在南河北岸印机厂窑址得以出现㉞。研究显示这种窑炉已经从龙窑中分离出来，克服了龙窑不易掌握温度、气氛的缺点。但是窑炉后室较长，达16.65米，还有龙窑的影子。这种新型的葫芦窑与景德镇丽阳碓臼山元代晚期火膛深大、窑炉左右两壁外弧、炉壁近火膛处微内缩、尾部砌成圆弧形的龙窑比较接近、类似，其发展演变的轨迹清晰，有学者把丽阳碓臼山龙窑看作是由龙窑向葫芦形窑过渡的雏形㉟。
研究表明早期葫芦窑主要烧造卵白釉印花与青花高足杯、折腰碗、盘、杯、盘等。结合葫芦窑窑炉出现的时间节点和所烧造产品分析，葫芦窑很有可能是专门为烧造高温青花瓷而创新设计，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甚至可能来自西亚地区。
2002年珠山北麓清理的7座洪武永乐时期葫芦形窑炉㊱，一座紧挨一座，规矩严密，窑炉规模大，经过统一规划设计，不仅显示皇家气派，是洪武新建20座官窑中的7座，印证《江西省大志·陶书·建置》载“洪武三十五年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有御厂一所，官窑二十座”；而且反映了明代早期葫芦窑已经成熟定型，形态科学合理，由前期长条形向圆胖形发展，摆脱了龙窑的影响。总体长度缩短为10米左右，窑炉宽度5米上下，窑身缩短，后室缩小，前后室差别缩小，束腰愈加明显，坡度减小，缩减至10°以内，趋于平缓。
自元代晚期诞生后，由于葫芦窑创新设置前后两个宛如“馒头”的窑室，中间束腰内折，窑前有火膛，后部设置烟囱，产生较大抽力，使窑内压力基本处于零压或负压，窑内温度和气氛容易控制，便于窑火热能的有效利用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有明一代一直在使用，为景德镇制瓷工艺达到历史高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虽然如此，御窑厂遗址考古揭露的窑炉，尤其是珠山南麓揭露的明宣德至万历时期的15座馒头窑，显示御窑厂从明代宣德时期开始使用馒头窑烧造官窑瓷器，直到“官搭民烧”时期出现景德镇地区独有的蛋形窑。
学者研究表明馒头窑为明代御窑厂借鉴北方馒头窑改良而来，其前窄后宽窑身、水平窑床、6烟道、长方形出烟室等都与陕西铜川耀州窑址揭露的宋代烧青瓷、黑瓷的馒头窑（90ⅥT37④Y36）相同，甚至尺寸都非常接近㊲。
如此，御窑厂明代窑炉呈现葫芦窑—馒头窑—蛋形窑的发展路线，与景德镇明代民窑展现的早期葫芦窑独立发展、中期葫芦窑与馒头窑并行发展为不同的路径。
明清时期御窑厂所烧瓷器品种涉及釉下彩、釉上彩和各种颜色釉瓷器，釉下彩以青花瓷、釉里红和青花釉里红为常见，釉上彩主要有红绿彩、斗彩、粉彩、珐琅彩、矾红彩等，颜色釉有白釉、甜白釉、黄釉、祭红釉、洒蓝釉。
（二）湖田窑遗址考古发掘
近年来湖田窑遗址开展的考古工作不多，新发现的窑炉遗迹自然更少，已经刊布的考古资料有限，仅见2015—2016年配合湖田窑遗址宋元明作坊区保护房建设的考古发掘。该次考古发掘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景德镇民窑博物馆共同实施，揭露面积785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宋元明文化遗物，揭示多组元明时期作坊遗迹、窑炉遗迹、路面遗迹。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发现元代葫芦窑遗迹（图二二、图二三），平面呈葫芦形，由窑床、火膛、窑门、窑墙和护墙构成，窑墙由小窑砖砌筑，窑炉内长8.2米、宽3.8米、窑壁残高0.2～0.8米。窑床呈斜坡状，坡度为12°。该窑炉砌筑规整，用料讲究，柱础规格统一，护墙宽厚，发掘者根据窑炉废弃堆积中出土一件戳印“东局”铭文筒瓦，推断窑炉为元代，是湖田窑首次发现的元代晚期葫芦窑㊳。不过窑炉形态与湖田窑北侧早年揭露的明代葫芦窑㊴、丽阳明代葫芦窑㊵、珠山御窑厂遗址清理的明代早期葫芦窑㊶相类同，而这些窑址清理的葫芦窑形态成熟，是典型葫芦窑㊷，时代都在明代。元代晚期的葫芦窑如南河北岸印机厂清理的葫芦窑更接近龙窑的特征㊸。
图二二
景德镇湖田窑遗址宋元明作坊区揭露的葫芦窑遗迹
图二三
景德镇湖田窑遗址宋元明作坊区揭露的葫芦窑遗迹
综上，景德镇地区共揭露窑炉68座，较《景德镇历年瓷窑窑炉考古发掘综述》统计的52座㊹，增加16座窑炉，其中御窑厂遗址增加14座，湖田窑和小南河流域增加2座。窑炉形态上仍然分为洞穴窑2座、龙窑18座（增加1座）、葫芦窑18座（新增4座，御窑厂遗址民窑3座、湖田窑1座），馒头窑21座（增加4座，御窑厂遗址民窑3座、御窑1座），蛋形窑（镇窑）9座（增加7座，御窑厂民窑5座，难以确定性质2座）。
要强调的是洞穴窑烧成温度较低，烧造砖瓦类陶器。虽然有的学者从窑床平面呈马蹄形来分类命名，把两者均称为马蹄窑，实际其与馒头窑的区别较大。洞穴窑是在生土中掏洞形成，这类窑炉后部有3条烟道，没有出烟室，窑温难以达到1000°,窑壁不见窑汗，火候不高，主要是早期烧造陶器，后期烧造砖瓦的窑炉。洞穴窑窑炉设施不出露地面，一般或者很少使用砌筑材料，排烟使用烟道。马蹄窑出露地面，使用砖石类建筑材料砌筑，排烟使用出烟室，是烧造高温瓷器的。
近年来景德镇地区考古发掘揭露的窑炉，再次实证景德镇地区的瓷窑窑炉具有窑炉类型多、阶段性明显、窑炉形式变化快的特点。在景德镇悠久辉煌的制瓷历史中，不断改进、吸收不同的窑炉技术，尤其是明代中后期使用馒头窑烧造瓷器，应该是北方窑工的长期习惯，明清时期使用葫芦窑、镇窑烧造瓷器更是创新之举。既流行南方的龙窑，也运用了北方流行的馒头窑，而且综合两者优点创制了葫芦窑，以后又使之发展为蛋形窑（镇窑），使传统窑炉的砌筑和装烧工艺发展到最高水平。“和国内同时期的窑场相比，景德镇在窑炉变化上是最快的、在技术改造上是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其技术优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㊺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景德镇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成为明清时期中国制瓷中心，成为世界瓷都。
三、窑炉研究与展示
“瓷器之成，窑火是赖”。在古代窑业遗存中历史信息最为丰富，技术含量最高，考察古代陶瓷技术最可信赖的资料，即烧造成器这一环节，其中与烧成技术密切相关的是窑炉，它是反映技术进步最敏感的指示器，是人类用以改变黏土制品的化学、物理性能而设计的专门设施。窑炉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为人类在利用这一设施控制火焰，高效率地烧制陶瓷，并在质与量的指标上所显示的生产能力。
正因为窑炉在陶瓷产业占据核心地位，凭借景德镇地区大量窑炉资料，不少学者关注景德镇地区的窑炉研究，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新手段、新资料，从不同方面、采取不同的手段深化窑炉研究，提出不少新观点，取得不少新成果。相关研究，尤其窑炉研究，深化了窑炉技术的内涵，推进了陶瓷文化研究。
有的注重全方面全方位的研究，如吴军明等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2023年度学术年会上发表的《景德镇历代瓷窑发展与演变》，全面梳理了景德镇地区从唐代到现代的窑炉形制，分期研究表明在景德镇悠久辉煌的制瓷历史中，随着产品需求、燃料能源、砌筑材料等的变化，窑炉技术都在不断地创新与突破，形制上从洞穴窑、龙窑、葫芦窑、马蹄窑、镇窑到近现代的隧道窑等。景德镇汲取各地的先进技术，集他人之长，勇于创新，顺应时代的潮流，抓住发展的风口才是景德镇成为世界“千年瓷都”的关键要素之一㊻。
有的聚焦每个时期。如孙新明等著《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窑炉的发展序列》㊼，以历史文献和考古遗存考证分析为基础，从陶瓷发展与窑炉二者之间的适配性关系出发，通过分析明清时期景德镇民窑与御窑窑炉的形制结构、特征和组织方式，厘清了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窑炉的发展序列，推断景德镇窑炉在中国窑炉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相对于其他陶瓷产区窑炉变化缓慢的状态，它的变革速度快，主要经历了葫芦窑、馒头窑和景德镇窑三种窑型的变化。进而认为窑炉的演变与陶瓷发展之间呈现出一种动态的适配性关系，窑业发展集中反映为窑炉与瓷器成匹配性发展的态势及特征。明清时期，通过对窑炉形制结构和组织方式方面的变革，促进了这一时期瓷器质量的整体提高，推进了景德镇瓷业的蓬勃发展，愈加强化了景德镇瓷业生产中心的地位。
有的关注专题研究，多位学者致力于龙窑、葫芦窑、馒头窑、镇窑、狮子窑等单一窑炉的研究。有的专家致力龙窑研究，景德镇乐平南窑揭露一条长达78.8米的龙窑，是迄今为止全国考古发掘最长的唐代龙窑遗迹（图二四）。正因为龙窑长，南窑工匠采用在龙窑中段相距14米处分别设立2个方形减火坑的技术（图二五～图二七），即在窑床中间往下挖坑，引导火焰向下，降低火焰的流动速率，有效地调节窑室内的抽力和温度，使产品在弱还原火焰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此前考古发掘的龙窑从未见此减火坑技术的使用。冯青等聚焦南窑考古揭露的龙窑减火坑研究㊽，利用简化理论模型对减火坑空窑和满窑的烧成制度、陶瓷制品的传热系数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讨论，结果表明减火坑技术有利于减缓烟气流速，同时不改变窑内烧成制度，此外陶瓷制品分布方式也满足窑内稳定的换热速率条件。不仅从理论上印证了龙窑减火坑技术及其附近陶瓷制品分布方式等考古发现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也进一步证明南窑窑工熟悉龙窑结构，熟练掌控龙窑砌筑技术和窑室温度控制，是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具体体现，从而彰显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图二四 乐平南窑遗址龙窑
图二五 乐平南窑龙窑减火坑
图二六 乐平南窑龙窑减火坑K1
图二七 乐平南窑龙窑减火坑K2
有的专家致力葫芦窑研究。如冯冕的《景德镇葫芦窑技术源流的考古学观察》㊾，通过分析景德镇葫芦窑的结构特征，将其与龙窑、馒头窑比较分析，认为葫芦窑是对景德镇宋元龙窑技术的继承和改良的结果，并未吸收馒头窑半倒焰的核心技术。与以往学界认为葫芦窑是龙窑与馒头窑技术结合的产物的观念不同。
有的专家致力馒头窑的研究。如郁永彬、冯冕《景德镇馒头窑及其技术源流》㊿一文，梳理了景德镇地区考古揭露的馒头窑遗迹，作者分析认为“景德镇五代和明代的馒头窑源流并不相同。五代景德镇馒头窑并没有受到同时代北方馒头窑的影响，和同时期南方馒头窑一样，与砖瓦窑关系紧密。”有关明代御窑厂的馒头窑的技术源流，是在北方成熟的馒头窑基础上进行改良的结果，一方面适应了景德镇以柴为燃料的实际；另一方面为控制产品质量将窑体缩小，一种兼容并包的技术体现。景德镇不同时期出现的馒头窑体现了其窑业交流复杂而曲折的过程。
还有的不仅关注研究，还注重实验复烧，甚至展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充分分析不同时期窑炉的结构、砌筑方法和砌筑材料等，按历史原貌恢复不同时期的窑炉，展示相关的窑炉，已复建了十一座历代典型窑炉。而且通过建设“景德镇历代窑炉博物馆”，填补景德镇市瓷窑类博物馆建设的空白，丰富古窑景区的文化景观，宣传景德镇陶瓷文化，推动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进一步阐释了景德镇千年陶瓷文化，宣传了千年陶瓷文化的精髓，讲好景德镇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