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文物定级｜革命文物鉴定定级的实践与探讨

革命文物承载着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是传承红色文化、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革命文物鉴定定级是开展保护、研究、展示与利用工作的基础。

近年来，党和国家对革命文物的重视前所未有，大量革命文物通过多种方式进入博物馆、纪念馆藏品体系。配合我国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公布、全面开展博物馆馆藏文物定级工作等，各省（区、市）的鉴定定级工作持续开展，革命文物鉴定需求及鉴定量逐年增加，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革命文物鉴定定级方式和经验。与此同时，革命文物鉴定定级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中既无明确的、细化的实操体系，也缺乏专门的分级定级标准。

目前，革命文物鉴定定级以《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近现代一级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试行）》《国有馆藏一级文物定级工作指南》为实操指南。《近现代一级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试行）》规定：“一级文物必须是经过科学考证，确为原件、源流具有确凿依据且数量为仅有或稀有的珍贵文物。”将近现代文物分为十六类，对每一类可定为一级文物的情形做出明确规定，为一级革命文物的定级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革命文物毕竟不等同于近现代文物，加之二级、三级文物和一般文物的定级标准没有明确的指导标准，不同鉴定人员对标准理解程度不一，在实操环节容易产生问题，所以亟需探索出一套合理参照《标准》《指南》要求，又具有一定实操性和前瞻性的定级标准体系，促进革命文物科学合理定级。

此外，在鉴定中，还存在着对革命文物内涵与范畴的界定模糊问题，这在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的革命文物中尤为常见。对这一阶段的“革命精神、革命文化”在内涵把握上存在着理解不到位和标准不一致的问题，这就导致了一方面一些有历史价值的实物没有被纳入鉴定定级范围，另一方面革命文物范畴过于宽泛，一些与革命性关联不大的同时期物品，也被当作革命文物，造成革命文物泛化的问题。

革命文物存世时间较短、类型庞杂、种类常见，一般来说，其核心价值并非文物本体，而是与重大革命事件、重要革命人物的直接关联性，以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和历史见证意义。因此，在革命文物鉴定定级中不能简单套用传统的“以物论价”“以龄论级”的逻辑，要构建以“历史真实性”为核心、多维度协同评估的定级体系，综合考虑实物真实性、流传经历、历史内涵和稀有程度。

第一，根据《近现代一级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试行）》规定，一级文物必须确为原件。原件确定无存，有特殊情况的翻印件除外。真实性不仅是革命文物鉴定定级的前提，也是由革命文物“历史见证者”的属性决定的。为保证其真实性，在鉴定定级中，一要辨明其是否属于革命时期，二要确认是否与革命事件、人物密切相关，三要确认其材质、风格等是否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如西安事变纪念馆馆藏“杨虎城将军治丧委员会记录簿”，经过对其流传经历、记录簿内容、纸张特点等多方面综合考证，确认其为1949年12月“杨虎城将军治丧委员会”筹备杨虎城将军葬礼的记录簿原件，定为一级文物。

第二，革命文物的来源和流传经历必须明确。尤其是对没有明确特征的普通物品（如日用品、农具），如果来源和流传经历模糊，将难以确定其革命属性。即使捐赠人明确提供流传经历的物品，也要综合考虑相关支撑材料，交叉核验。对于很多生活用品，没有清晰明确的流传经历，很难证明其与革命人物或革命事件的关系。如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馆藏20世纪30年代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使用的菜刀和铁质炒菜铲，来源清晰，确是当年游击队炊事班使用过的，材质和形制均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结合历史价值权重，定为一般文物。

第三，革命文物的核心价值在于其与革命事件、革命人物的“直接关联性”，也就是它的历史内涵。在革命文物鉴定定级中，要对革命文物所关联的革命历史背景等支撑材料进行深入探讨，结合馆方提供的基础资料和档案材料、口述历史等进行综合对比分析，对文物所关联的历史信息掌握得越详尽，内涵把握得越准确，评估级别就越合理。如青海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馆藏红军在班玛使用过的饮马盆，文物本身平平无奇，就地取材，将一棵大树桩横着中间掏成凹槽，放上水供马匹饮水。馆方对该文物的基础信息收集完备，对捐赠人进行了多次采访，并保存有采访记录，对其鉴定定级提供了有力支撑。班玛是红军长征唯一途经青海的地方，经综合评估，定为三级文物。

第四，鉴定定级中还要考虑文物的稀缺性。《近现代一级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试行）》中明确规定，一级文物“数量为仅有或稀有”。稀缺有两种情况，一是绝对稀缺，如延安革命纪念馆的一级文物“实事求是”题词石刻。一是因物品关联的特殊历史人物或事件而具备稀缺价值。如青海原子城纪念馆馆藏邓稼先手迹（物理演算过程），是两弹元勋、核物理学家邓稼先1985年所写，由其家人捐赠。据调查，邓稼先手迹仅两份，一份由绵阳两弹城博物馆收藏，另外就是原子城纪念馆收藏的这份。邓稼先在青海原子城（金银滩基地——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工作了5年，主导了大量核武器研制工作。考虑该手迹既与重要人物相关，又具备一定的稀缺性，拟定为一级文物。

地区标准差异：有研究者认为，在革命文物鉴定定级中，不同地区存在定级标准不同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应客观看待，由于各地的革命历史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性，不同地域的革命文物鉴定定级中难免存在这种地区标准差异的情况，没有必要也不能苛求各地区必须保持一致。但在大的定级原则和标准上则应当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标准，在这一标准的基础上，各地再结合自己的革命历史特点开展具体定级工作。

鉴定人员组成：有研究者认为，当前革命文物鉴定中存在党史、近现代史专家兼职鉴定的问题。笔者认为，由于革命文物本身极强的政治属性，在革命文物鉴定专家小组中加入历史和党史研究者是十分必要的。革命文物种类庞杂，对于革命文物鉴定定级，专家团队选择上应该更加多样化。不能苛求现有的鉴定人员同时具备极为丰富的鉴定知识和历史党史知识，鉴定专家小组成员各取所长、协同合作是一种较为合理的人员组成模式。

合并定级问题：在鉴定中，针对同一主题或者关联密切的若干件文物，有时会将这些文物打包，合并为一组定级。合并定级有其优点，合并成为一组的文物更能全面反映某一革命历史或革命人物，因此合并为一组后文物级别一般都会高于单个文物级别。如西安事变纪念馆馆藏的公秉藩送给杨虎城的瓷碗、酒盅、汤匙，在第二次鉴定中将三件合并为“公秉藩赠杨虎城彩绘餐具一组”，文物级别也由之前的一般文物调整为二级文物。但是，合并定级也存在一定问题，如馆方的单个文物本身已经有编号，合并后需要重新编号，文物年报系统也需要重新修改数据并提供说明，容易造成混乱。

革命文物鉴定定级是后续分级管理、专项保护、合理利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革命文物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专项工作。鉴定定级工作要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精神为遵循，在革命文物相关法律法规和指导性文件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客观公正地开展鉴定定级工作，确保定级科学合理，为传承革命精神、弘扬红色文化筑牢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