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博物馆学的历史、转向与新境况

一、引言

      法国博物馆学的理论方法植根于历史之中，众多学者和管理者对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博物馆学”一词的起源可追溯到18世纪的法国，其演变与公共博物馆的不同历史阶段密切相关。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引起了一系列过激行为和反应，特别是关于共和国博物馆合法性的争论，在19世纪和20世纪唤醒了关于记忆问题的政治对抗和冲突。由于大多数法国博物馆都起源于大革命时期，因此它们在整个19世纪都受到了共和派如何对待艺术和文化的广泛影响。法国大革命以来，“博物馆恐惧症”便已出现。它指责博物馆加剧了文化根基的瓦解，甚至对文化进行了可耻的防腐处理。相反，博物馆的支持者却热情地赞扬它们的有用性，但当时的博物馆界内仍有部分人希望将博物馆限制在狭小范围内。

      20世纪初，法国博物馆研究的传统逐渐形成。得益于各种纪念和庆祝活动重新缅怀先驱人物，各种思想和意识形态以国家遗产和机构所蕴含的民主潜力为名来支持博物馆。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民阵线时期的相关运动。战后不久，一些研究员致力于恢复当代创作与艺术博物馆之间断裂的纽带，让博物馆展示20世纪艺术大师的作品。在安德烈·马尔罗执掌文化事务部时期，“遗产”一词正式出现，但直到“遗产年代”(1980—2000年)才开始被广泛使用。这一概念的出现与新的机构术语、思想环境密切相关，比如新博物馆学的出现和法国理论的影响。其中，让·鲍德里亚曾写过一篇关于博堡效应的文章，批评了乔治·蓬皮杜总统大力推动建设的博堡中心和新现代艺术博物馆。米歇尔·福柯在1967年的演讲中提出了“异托邦”的概念，但直到1984年演讲内容才正式出版。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这一概念逐渐成为全球博物馆学文献中的通用理论。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的哲学概念“块茎”也影响了对档案和遗产形式的思考。雅克·德里达通过参与展览和解构某些博物馆形态而发表了一系列见解深刻的评论。蓬皮杜中心出版的《横贯线》等期刊对博物馆学相关主题进行了一系列思考。由此可见，法国博物馆学研究的发展，植根于由各领域学者持续深耕、并深受各类学术期刊影响的知识背景中。

二、法国博物馆的古典世纪(19世纪70年代—20世纪70年代)

      在博物馆学领域，法国堪称典范。博物馆学的这一定位，源于不同学术思潮的交汇影响，也根植于法国博物馆的独特发展语境——民族国家的概念对博物馆机构的定义、地位、藏品和研究员产生了影响。因此，需要考虑博物馆整体的发展历程，及关于遗产概念的更广泛的争论。

      卢浮宫学院成立于1882年，其旨在培养未来的研究员；同时其目标是“构建一套兼具实践性、理论性与思辨性的教育体系”。博物馆实务教学始于1927年，其内容包括现代艺术收藏和博物馆的历史、组织、工作人员的角色和藏品的保护与修复等。在马德里博物馆学会议上，卢浮宫博物馆研究员在博物馆建筑领域提出一些主张。博物馆学一词于1949年出现在课程中。日尔曼·巴赞发起了博物馆学讲座，他渴望重构艺术品的情境；同时执着于自己学科的历史——除“博物馆的历史”外，还开设了“艺术史的历史”课程。

      文化事务部的成立是法国博物馆体制的重要转折点。安德烈·马尔罗关于博物馆的观察十分有名：

      我们的文明是首个认识到普世的人文主义、并试图建立普世的人的概念的文明。与希腊人通过创造英雄或神圣典范的方式不同，我们是研究成功文明中最深刻的因素。我相信博物馆是产生文明概念的场所之一。

      然而，博物馆并非其时政府的优先事项。文化事务部接管了以前属于其他部门的部分行政和职责，但其新任务的划分与预算不合理。文化事务部遗产局的局长克里斯蒂安·帕坦强调，文化事务部是在“最低限度的基础上成立的”。1981年，随着雅克·朗入主文化部总部瓦卢瓦街，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尽管如此，1963年法国出台了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新的行政任职标准，研究员必须获得学士学位，并且完成18个月的博物馆实习。但公共雇员的数量仍然有限，直到1964年，法国博物馆只有131名正式“研究员”，1983年之前，其成员不超过200人。尽管如此，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博物馆学无疑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博物馆学之一，这主要得益于卢浮宫学院的教育和巴赞在该校教学的成果。正如汉斯·胡特在1968年所言：“卢浮宫学院是唯一一所为博物馆学领域的学生提供全面教育课程的学校。”

      除此之外，法国的一些研究员在领导国际博物馆协会的过程中承担了许多责任，特别是在与博物馆理论有关的部门中。20世纪60年代是卢浮宫学院在法国博物馆学领域的黄金时代，它主要以国家收藏的传统历史知识和不同博物馆实务技术的教育为基础，均与特定的职业传统有关。这种狭隘关注的代价是博物馆学在学术教育和研究的总体框架中被边缘化了。

      20世纪70年代，国家博物馆联盟的行政组织逐步完善。在“乔治·蓬皮杜总统大力参与”的背景下，新博物馆的建设和其他博物馆的重建仍在继续。不过，随着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在1974年上任，该部的预算再次减少。在去中心化的框架下，地方一级的文化管理日益受到重视，并于1977年成立了地区文化事务办公室。

三、法国博物馆的转向(1968—1978年)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成就是1976年在巴黎博堡区创建的国家艺术与文化中心，由蓬图斯·胡尔滕负责管理。建筑师伦佐·皮亚诺和理查德·罗杰斯将该中心定义为信息和娱乐中心，这为研究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工具。其优先事项包括支持在世的法国艺术家，为缩小与外国重要机构之间的差距而构建当代艺术遗产，通过一系列来自剧院和艺术节的创新举措来解决民主化问题。该中心的文化项目具有多学科性、公众可及性以及赋予当代艺术优先性的特点，这影响了法国甚至国外的博物馆理念。在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领导下，制定了一个与博物馆有关的五年立法框架，旨在回应博物馆的价值提升、遗产保护和管理优化、文化和艺术活动的营利性等要求。1977年，政府决定在奥赛火车站旧址建立一座19世纪博物馆，并在维莱特区建立科学城。法国政府赋予这些新型文化机构一定的自主权，这为它们在文化行政体系中确立特殊地位奠定了基础。

      从博物馆学的角度来看，这十年与乔治-亨利·里维埃在索邦大学授课的时间(1970—1982年)存在重合。一方面，博堡中心的成立开创了多学科展览理念的新时代。与该中心有关的文章和作品引发了一场在国内外都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争论。另一方面，通过在法国地区性博物馆中推广大众艺术与传统博物馆模式，里维埃的博物馆学成为新博物馆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博物馆的发明与成功经验，确立了法国在新博物馆学领域的地位。这一成功与三方面的知识贡献有关：首先是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博物馆社会学，其次是福柯关于博物馆作为“异托邦”的概念和权力与知识之间关系的作品，最后是鲍德里亚关于“博堡效应”的评论。迄今为止，这三项理论都在影响着世界各地博物馆学的批判研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法国博物馆学的这一时期亦可被称为“博堡时代”，因为当时的博物馆学和哲学问题似乎与这一机构、围绕其开展的活动和在法国知识分子中引起的反应密切相关。

      法国的哲学思考对于博物馆研究领域的影响非常重要。在批判遗产研究运动中，劳拉简·史密斯对所谓的“权威话语”的激进批判与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批判十分相似。此外，托尼·本内特还根据福柯有关知识与权力关系的作品，提出了“展览复合体”的概念，并在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框架中阐述了自己的文化社会学。雅克·德里达的工作也启发了世界各地的档案学者和博物馆研究员对其机构实践进行研究。

四、博物馆的社会主义议程：1981年的巨变时刻

      1980—2000年间，法国博物馆的数量空前增加，质量也得到了显著提升。不仅出现了新一代的大型总统项目，而且还增加了地区性项目。在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与文化部长杰克·朗共同努力下，开创了国家文化行动的新纪元，1982年3月10日的法令重新界定了文化部的使命。国家当代艺术基金会和地区当代艺术基金会负责在全国不同地区购买和收藏当代艺术品，国家大力发展并扶持艺术中心。文化部还对公共文化实践给予了特别关注，文化预算在1980年到1986年间几乎翻了一番。另一项决定是国家服务的去中心化，这改变了地区行政单位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框架。1991年，文化部概述了其在1981—1991年的十年间所采取的干预措施，其中有四座国家级博物馆先后开放。十年间，国家共为超过258个场馆建设提供了财政支持。与此同时，博物馆研究员群体正朝着专业人员的均质化方向发展。

      卢浮宫博物馆大礼堂的开放和一项科学和文化项目的制定，共同促使关于博物馆现状与历史的博物馆学思考能够为更广泛的公众所了解。时任法国博物馆局局长的雅克·萨鲁瓦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创建了一个研究博物馆历史的委员会，以推动对历史意识问题的新思考。皮埃尔·诺拉以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记忆地形学概念为蓝本，提出了“记忆之场”的概念，这更新了新史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集体记忆的扩展分析，诺拉将其用于思考遗产。在普通知识分子对记忆机构的批判分析中，法国的一些创新举措是至关重要的。

      1990—2000年间，法国的博物馆继续扩张，其中由建筑师贝聿铭负责的大卢浮宫项目尤为关键。然而，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秩序的回归：尽管博堡的经验在多学科性和观众政策方面取得了成果，但这些机构最终还是在博物馆实务方面采取了一些保守的选择。与此同时，国家博物馆推行了激进的商业化政策，并开始在博物馆商店销售商业产品，结果发现这极具挑战性。尽管社会党的知识分子在任期内积极倡导“新遗产”和“社会博物馆”，但传统博物馆学及其管理模式仍在公共领域和博物馆专业人员的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

五、博物馆学的新境况：法律、教学与研究

      自2006年更名以来，国家遗产研究所旨在为进入该所的未来国家博物馆研究员组织教学活动，但教学内容仅涉及管理、法律和行政事务。新成立的国家遗产研究所的任务是在新一代的研究员完成大学或卢浮宫学院的学业之后再对他们进行培训。卢浮宫学院成为了一所独立的公共机构，并有权授予与大学同等的博物馆学硕士学位和艺术史博士学位。同时，博物馆学首次被引入许多大学，毕业时可获得艺术史、信息与传播科学等不同文凭。由于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博物馆学教科书也得以首次出版。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延续了之前的变革，但2002年一项有关博物馆的新法律改变了原来的博物馆行政管理状况。该法律首先设立了“法国博物馆”标签，以协调国家承认的博物馆的地位，同时也尊重它们的具体特征。不管其行政监督如何，法国博物馆协会现在已经成为代表所有不同类型博物馆的机构。其中，藏品因其不可让与性被视为公共财产的一部分，但初步的讨论反而计划采取北美博物馆典型的“除藏”模式。针对此种争论，该法律遵循去中心化的逻辑，组织将1910年前制作的所谓“寄存品”移交给地方当局，这被视为重组的开始。最终对博物馆格局的重组主要依据如下三个基本条件进行：博物馆的地位，博物馆藏品清单的完整性，科学和文化项目的明确性。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博物馆格局的重组与以下方面有关。首先，要在明确博物馆空间功能需求的前提下进行建筑师的委托和建筑项目的开展。其次，促进针对公众的博物馆活动，专业人员变为文化促进者，博物馆转化为文化行动者。再次，文化背景、竞争和营销方式的演变、博物馆专业化的需要以及从管理文化向项目文化转变的必要性都对此产生了影响。

      2002年的法律规定，申请“法国博物馆”称号的博物馆应提交一份定位文件。这个“定位文件”不仅可以像以前的审批程序那样验证藏品的价值和质量，而且还可以验证项目的可行性以及博物馆拟开展活动的适配性。与此同时，国家能够开展与信息、培训、专业、咨询和支持有关的长期活动，并使许多博物馆管理者学习这种专业化的方法。

      鉴于此，博物馆学的发展回应了日益增长的专业需求。研究员被鼓励思考展出藏品的意义、博物馆与其环境的关系。其核心问题是如何依靠博物馆的特殊性来论证自身的创造性和吸引力。法国的大学正式将博物馆学作为艺术史学士学位的必修课程，与硕士学位相关的研究主题通常侧重于博物馆的专题研究，在大学以及巴黎文献学院的学术项目中撰写的学位论文也是如此。同时，参观和研究实践成为博物馆研究的新关注点，成为了文化史和文学史的新课题，与博物馆有关的现象受到了社会科学的新关注。最后，对博物馆、展览和主题公园运作机制的比较分析也成为新的学术课题。此外，学科的制度划分影响了博物馆学。卢浮宫学院的教育体系在2002年进行调整后，日益被同化为一所高等教育机构，以适应LMD(学士、硕士、博士)的欧洲学术框架，这导致法国各地的博物馆学课程都只在硕士层面进行教授。在这种影响下，博物馆学发展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多学科性，这不仅是为了应对博物馆和藏品类型的日益多样化，也是为了应对这些机构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在过去几十年中，法国博物馆学的知识模式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国际化。阿维尼翁大学的让·达瓦隆组建的博物馆学团队和蒙特利尔魁北克大学合作，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国际博士项目。相关文章几乎全部发表在《文化和博物馆》期刊上。尽管取得了成功，但阿维尼翁团队远离了最大的大学和专业教育机构，因此未能在一个专家小圈子之外获得认可。《公众和博物馆》和《OCIM通讯》的出现使得博物馆学研究进入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视野。相较于学术和文化中心化的标准，法国博物馆学期刊的地理分布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博物馆学在学术界的边缘性质。在这一时期，法国博物馆学呈现出“卢浮宫效应”的特征，凭借一些新锐研究员和新进入学术界的博物馆学家的专业知识，“卢浮宫效应”变为一种权威范式。

      尽管如此，凯布朗利博物馆的开放为博物馆学界带来了新的视角，这尤其体现在其研究部门在人类学家安妮-克里斯蒂娜·泰勒的指导下做出的选择。高等教育和研究部以及文化部的双重指导对凯布朗利博物馆来说是一个优势，其重要性堪比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大众艺术与传统博物馆昔日的合作。凯布朗利博物馆的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均紧扣人类学和博物馆学交叉领域的国际前沿动态，兼具现实性和丰富性。这种情况一方面根植于民俗研究的漫长思想史，另一方面也源于特殊的行政管理框架。此外，文化部还和魁北克发展出的不同博物馆学方法进行了生动的对话，以寻找有关非物质遗产编目的专门知识，这证明了法语博物馆学环境的丰富性。

六、结语：法国博物馆学的两个悖论

      至此，我们必须提出疑问：今天的法国是否还存在博物馆学这门学科?或者说，曾经有过的博物馆学学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门交叉学科?自1937年乔治-亨利·里维埃创办国家大众艺术与传统博物馆以来，法国博物馆学就享有盛名，并随着生态博物馆或新博物馆学的诞生而继续闻名。另一方面，博堡中心的开放对艺术博物馆学来说是一个关键转折点。在卢浮宫，博物馆研究员雷吉斯·米歇尔在二十年间组织了多场挑衅性展览，旨在提出一种全新的看待艺术品的方式。

      与此同时，所谓的“法国理论”也进入英语世界的博物馆学视野，并凭借大学之中的学术化而在过去几十年里对全球博物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说安德烈·马尔罗的《无墙博物馆/想象的博物馆》在美学领域极具影响力，卢浮宫研究员日尔曼·巴赞的卢浮宫学院讲义在20世纪60年代经常被引用，那么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科学家则迅速取代了他们。皮埃尔·布尔迪厄、米歇尔·福柯等都直接或间接地被视为该领域的重要人物。例如，福柯创造的“异托邦”一词是被使用和讨论最多的概念之一。以法语为载体的博物馆学在法国、加拿大魁北克、瑞士和比利时的国际传播成为博物馆实务和博物馆学共同革新的遗产，我们很难再找到这样的批判性建议。

      另一个悖论存在于口头教学、交流和书面博物馆学之间。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学术界涌现出一大批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博物馆学现已成为一个分支学科。但这场运动并没有真正受益于机构支持，尤其是文化部官方机构的支持，而这些机构在法国博物馆领域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这种情况的一个有力证明是，文化部在其官方期刊《文化和研究》上关于文化领域研究的最新综述中没有提及博物馆学。事实上，在卢浮宫学院和大多数专业培训中，教学都没有任何书面成果。例如，米歇尔·科拉代尔在卢浮宫学院举办的关于展览、陈列和社会博物馆学的讲座非常有影响力，却从未作为出版物出版过。与此相反，法国在国际博协内部参与的集体博物馆学研究，尤其是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的大量出版物，在法国国内都很少引起反响。同样，法国博物馆学在“批判博物馆学”革新倡议中以及在新成立的“批判遗产研究协会”中的地位也是微不足道的，而这一组织恰好证明了一个国际研究领域的成熟。在某些方面，法国的博物馆研究员和博物馆学的关系一直像法国社会学家雷蒙德·穆林所描述的20世纪60年代的艺术品商人与艺术市场的关系那样：他们了解博物馆，就像农民了解自己的土地——他们认为这方面的专业文献只对社会科学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