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三峡——伟烈亚力1868年巴蜀纪行（一）
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三峡波涛汹涌。时任英国海外圣经公会代理人的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开启了一场深入中国内陆的文化之旅。他从上海出发，经汉口溯长江而上，途经四川盆地（包括重庆及三峡地区），最终抵达成都，再北上广元进入陕西，历时5个多月、行程4000多公里后，辗转汉水返回湖北。
与同时代许多以掠夺资源为目的的探险家不同，伟烈亚力的三峡之行本质上是一场深度的文化考察。他不仅沿途布道传教，更致力于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科技介绍给西方世界，同时将西方的近代高等数学等科学知识传入中国。
后来，他将沿途见闻与学术思考整理成《Itiner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the Provinces of Hoo-Pih, Sze-Chuen and Shen-Se》（《湖北、四川、陕西行纪》）一文。文中除了详尽的文字记载外，还首次对数百条中英文地名进行了系统性的对照翻译与注释，为后来的中外学者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研究资料与线索。笔者在进行“百年三峡海外考察者纪行档案梳理及研究”这一课题的过程中，首次对该批原始材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翻译、整理与考辨，最终梳理成文，并配上相关图片，以飨广大读者，与大家一同回顾并见证三峡地区与巴蜀大地所历经的沧桑岁月与历史巨变。
宜昌雇船
伟烈亚力抵达宜昌城的具体日期已难考证，但他对宜昌城有着细致的观察，尤其注意到江心的沙洲：“这是一处以船只高度密集而著称的地方，各式船只大小不一，云集于此；我们很快便在最拥挤之处抛锚。就行政等级而言，城墙以内的城区规模偏小，但沿长江延伸数英里的郊区十分广阔，交通繁忙。城对岸有一座名为西坝的岛屿，长约三至四英里，其上新近兴起了一座规模可观的城镇，成为聚落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扩展部分。”[2]
晚清时期的宜昌与重庆相似，火灾频发。“近来城东门外曾发生一场大火，大片房屋被毁，重建工作尚未真正展开。江岸一带搭建着大量临时棚屋，以竹木为架、席篾为顶，多为食品商贩所用；这些棚屋每逢冬季来临便逐年搭起，至夏季水位上涨、逐渐被江水侵袭时，又陆续拆除。”
继续上行是伟烈亚力一行既定的重要计划，他们在宜昌的首要任务便是雇船。“上行船只大体可分为两类：货船与客船。前者舱容宽阔，多覆以席篷，雇用费用较低，冬季尚可勉强使用；但在盛夏酷暑之中，欧洲人若乘其进行长途航行，几乎难以承受。客船称为‘舿子船’[3]，空间更为宽敞、通风良好；然而两类船只的结构都极为单薄，舱底经常需要不断舀水，几乎成了常态。”
不久之后，伟烈亚力成功雇到一艘小型“舿子船”，其描述之细致，远超传统中文文献。“船体长约四十英尺，中部最宽处约八英尺，吃水约一英尺半。船首约十五英尺未加覆盖，供桨手使用；中间开有一处隔断，作为厨房，除极少数情况外，厨子几乎不离开这一‘据点’。船体中央覆盖着一座方形舱屋，长约十六英尺，由可移动的隔板分成三个舱室，高约五英尺八英寸，通风良好、采光充足。我们拆除了后部隔舱，用作卧室；较小的一间则作为起居与会客之所。船尾还有一间小屋，供船长及其家人居住；其上方设有一处壁龛，供奉家用神位。中间留出约四五英尺的空间，供舵手活动，并安置若干日常器具。桅杆顶端横桁上系着一面宽大而轻便的帆，帆的下缘固定着一根结实的竹竿，并装有弯柄，通过它，水手可在三四秒内将帆收拢，并在更短时间内放下。船首横放着一柄体量异常巨大的橹，形状与尺寸更像一根桅杆，其作用似乎是辅助舵力。橹尾用粗绳缠扎，使数名船员可以同时把持操控。”
晚清时期，三峡地区主要用于运客的“舿子船”。
彼时舟行三峡，多有坎坷。伟烈亚力一行雇员众多，“我们原先约定雇用18名船员，但真正起航后才发现，若将船长、其妻以及一名四岁的孩子计入，实际总数也只有17人。”
忐忑驶入三峡
驶入三峡时，伟烈亚力的心境稍有波折。“起航之初，我们的第一感觉是不安，因为这艘新船摇摆不定、左右晃动，与我们刚刚告别的那种行驶平稳的‘湖南船’[4]截然不同；然而，习以为常之后，我们很快便感到异常安心，尽管仍需承受这种颇为怪异的运动方式。”
从宜昌出发两英里左右，伟烈亚力便见识了三峡拉纤的场景。“在其他地段，往往由一名船员脱去衣物，跃入水中，将竹制拖缆带至某处岩石旁固定，然后众人合力拉船上行。若无更有效的推进手段，便有八至十名船员齐力划桨，由主桨手以单调而不甚悦耳的声音唱出节奏，其余人随声应和。当前述方法亦告失效时，尚有其他办法可用；总之，通过种种手段，所有障碍最终都能被克服。船的前部始终站着一名类似舵手或大副的人物，手持篙杆，负责引导、指挥、鼓励，并以一种颇为随和的方式下达指令；在船上，他是极为重要的人物。另有一人站在舱顶，几乎不断地收拢或放出缆绳。”
过了南津关，他们才真正进入了西陵峡，此时景观大为不同。“峡口处江面明显变窄，这一点相当显著；河道继续收缩，到峡谷中段时，宽度几乎不足一石之投的距离。起初，高峭的岩壁只出现在右岸；随后左岸的坡度逐渐变得陡峭，直到两岸同样险峻，有些地方高达四五百英尺……岩壁经长期风化侵蚀，形成多种形态。峡谷中遍布层层台地与岩棚，上面覆盖着植被；也常见裂隙与山涧，瀑水沿其间倾泻，汇入奔流不息的江水之中。”
伟烈亚力在观赏三峡自然景观的同时，也留意峡边的建筑。“峡谷中段右岸有一处海关机构，设在一块较为平坦的地方，名为平善坝[5]。”在黄牛峡附近，伟烈亚力第一次领略了三峡险滩的威力。“船只过于靠近漩涡，船夫一时失去控制。船头被卷转，船身向一侧猛烈倾斜，看上去几乎要倾覆。我们刚来得及为船身恢复平衡而松一口气，随即又向另一侧重重倾去，同时整条船围绕自身打转。这样的情况反复发生，船身连续转了整整两圈。乘客显然颇为狼狈，至于船员是否同样受扰，则未必。若非船上装载着沉重的书箱，我认为我们未必能够支撑得住。最终在巨大船头桨的帮助下，才脱离险境。”而他有所不知的是，这样的险滩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这一天，我们整日在一连串险滩中行进。船夫自拂晓起一直劳作到天黑，但我们仅前进约五英里。”他还亲眼看见一只船在上行时遭遇不幸，撞上岩石，船体破裂进水，所载棉花被浸湿，只得进坞修理。
真正的闯滩之旅
在抵达三斗坪、中坝[6]后，伟烈亚力的航程开始不断遇险。“我们的船主事先已与另一艘船达成协议，在险滩密集地段互相协力。至此处时，甚至需要三艘船合力，动用近五十名纤夫。我们得以安全通过，但同行另一船的纤索断裂，其船一度被雾气遮蔽……它们顺流而下，仅用极短时间便漂出约半英里；不过随后船夫又设法拖回原位，未再受损。这也结束了当天的劳作，我们随即抛锚停泊。翌日天刚微明，我们便已顶着水浪，进入又一处较大的险滩。”
在随后的航程中，伟烈亚力见到了排队过险滩的场景：“巨大的花岗岩巨石形成突出的岩质岬角，伸入江中，使江面宽度几乎缩减为平常的三分之二。河床上还散布着许多同样材质的岩块，使水流在急速奔涌时更具冲力。当时约有九至十艘船等候牵引通过，我们排在第六位。整体场面颇具观赏性。约有两百名本地人聚集在巨石上，有的站立，有的坐着或蹲在岩台与突出处，大多半裸，亦有全裸者。事实上，在四川船夫之中，不着裤装几乎可算最常见的装束。人群中衣着稍整者，想必多为前来围观者；其余大多是在等待受雇。各船船主依次上岸安排事宜，岩石上的人数也随之逐渐减少。稍远处的沙滩上，还可见一群人聚集。”
晚清时期，三峡地区，数十人合力拉纤的场景。
过险滩需要百人合力，场面十分壮观。“最前方的一艘大货船已将一条长约四五百码的粗竹纤索送上岸，并以缆绳牢系在岩石上。约有六七十人拉着那条纤索。船上击鼓为号，示意众人用力；系在岩石上的缆绳随即解开，船只冲入翻腾的水流之中。起初数分钟内几乎看不出前进，水流反冲之力极强，仿佛他们全部的牵引之力仅够维持原位。实际上船只仍在寸寸上移，但我们不免对结果感到些许不安。船头的大桨随即摆动，用以避开岩石。持续牵引之下，终于将船拖至激流顶部。进入上方较为平稳的水面后，牵引之力仍在作用，船身前行时掀起水浪，犹如蒸汽船驶过一般，直至被带入一处相对平静的小湾，方才稳稳停住。随后第二艘船被接上纤索，重复同样的过程；不料纤索却缠绕在一块水下岩石上。随即有一名水性极佳的人跃入江中，游至出事处，将缠绕的纤索解开；船只于是得以继续前进，未再受阻。约耽搁了两小时后，轮到我们。通过时除偶尔擦碰岩石外，并无更多困难。”
这一经历对伟烈亚力而言颇为新奇，初时的刺激与新鲜感足以弥补旅途中的不便与危险。再行一小时左右，他们终于有惊无险地抵达了獭洞险滩[7]。
峡谷风光险绝
在獭洞滩附近的江中可见一座小型岩石岛，但伟烈亚力路过此地时，水势并不险急。“当天天气晴朗，我们整日行于壮丽景色之间。两岸山岭高度适中，因土壤与农作物色泽各异，构成一幅层次分明的景象。两岸山坡覆以耕地，一直开垦至山顶；其后更高、更为荒野的山岭向远处延伸。沿途景色愈发优美，直至抵达牛肝马肺峡口——其名意为‘牛肝马肺峡’。在此，我们见到了我所目睹过的最为罕见的山地景观之一：巨大的山峰高耸入云，有两三千英尺之高。两侧峭壁如同直立的墙面，其间部分被长有植被的岩棚所打断；有些地方还可见房舍与小块农地，坐落在几乎难以到达之处。峡口某些地段宽度不过二百余米，河道收窄，使湍急的水流更添冲力。左侧入口处可见一层较低的石灰岩地层，自东向西倾斜，约呈三十度角。此类岩石在部分地段受水流侵蚀，形成一簇簇细长的尖塔，外形奇特，表面带有复杂而细致的纹理。”
插画中的“牛肝马肺峡”，即长江上游牛肝马肺峡的入口处。
当日，他们曾在峡谷中停泊，后沿右岸上溯一段，伟烈亚力见到“岩石如帷幕般覆出江面；随后地势渐低，但山形仍然陡峭嶙峋，直至接近小镇新滩”[8]。
“新滩”镇对岸有一处急流，不过此地最险之处，须在冬季方能见其全貌。水位低时，必须将货物及一切重物卸至岸上，以空船通过，此地恶名由来已久。
对于新滩的记载，伟烈亚力展示了其汉学家的文献功底。“公元三至四世纪间，新滩曾先后发生两次山体滑坡，巨石堵塞河道，此地遂得今名。数百年间，新滩之险与通行之难被视为无可避免之患。据说年年沉没与受损之船难以计数。直到约公元1028年，方决定加以整治。当时发布告示，禁止自十月至次年二月间航行此段江面。但是此举切断了当地居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他们主要依赖附近的沉船获利——于是出于自身利益，开始采取新的对策。后夔州知州上奏朝廷，至公元1050年，在枯水时节雇用采石工人施工。80日后，已将主要障碍物清除，自此河道复通。陆游约在其后一百二十年经过此地，仍抱怨河道中障碍多存，建议在十二月与正月枯水时联合清除河床中残留的尖石。但他亦指出，只要当地人仍从通行之难中获利，自会反对此举，称其不可行。若要彻底解决，唯有强令实行。”
自陆游时代以来，这一弊端是否有所缓解，伟烈亚力坦言自己不得而知，不过以他所见，“在冬季的四五个月间，上下行船只仍照例需卸货、再装，以便通过。”
西陵峡的终点
新滩附近有“兵书宝剑峡”，相传此地藏有三国时期诸葛亮遗物，如今藏于幽深峡谷峭壁中某处难以抵达的洞穴之内。伟烈亚力对于此类传说见怪不怪，还声称“此类传说在本地区屡见不鲜，亦可见人们对这位古代人物的敬重。”
在伟烈亚力接下来的行程中，似乎更加顺畅。“在峡中，我们遇到一股极强的水流；幸而得顺风相助，未费太多周折便通过。”“出峡不久，左岸见米仓口[9]村，我们看到了香溪河，该河水色青绿，自群山间流出，汇合三条河水，其中一条流经兴山县城，全长近百英里。”
此时的伟烈亚力还颇有雅兴，游览了周边的景观。“沿此河（香溪河）上溯约两英里，有一处著名洞穴，名为‘玉虚洞’。洞口仅约十英尺宽，但据说内部可容纳数百人。进入其中，空间宽阔，内部形态颇具装饰性，仿佛步入一座宏大的殿堂。”
对于秭归，熟悉中国历史的伟烈亚力稍加笔墨。“公元1234年，蒙古军南下入侵时，原名‘秭归’的州城曾迁至江对岸，即设于此处，其后又迁往新滩，再迁到终定的现址——左岸再上行约两英里之处，自明代以来即固定于此，但名称已改为‘归州’”。
纵然对于“秭归”或“归州”的历史如此熟悉，伟烈亚力却未曾抵达城内，“船行至与州城相对之处，风势正利于前进，然而无论如何劝说，船主皆不愿横渡过去。城墙沿山坡而上，从江上望去，城内多为官署与农田，城外则有一条与江平行的街市。”
在抵达泄滩[10]的前夕，伟烈亚力注意到了三峡的煤炭资源，“其附近山坡上可见一片煤矿群，分布于不同高度，有的距江面不过二十英尺，有的高达一两百英尺。矿口呈小型方形洞穴，约三四英尺见方，煤块沿斜坡滑下。”
据伟烈亚力记载，他们经过巴东县城时，城已无城墙，但从情形看，往昔或曾设有城垣。城镇主要由一条长逾一英里的街道组成，与江平行而建。再往前数英里，左岸可见旧城遗址，然如今仅余两三处孤立农舍，作为昔日人居的痕迹。
在西陵峡的最后一段行程，伟烈亚力体会到了三峡的雨水。“清晨下起大雨，夜间雨量已相当可观。不过日出后约两小时，雨势渐止；随着云层逐渐自高峰间散开，景色显得格外清丽。山岭较此前更显清新，各处山涧水流纷纷汇入大江，而水色的差异，则反映出所经土壤的不同。起初所见无数细流呈血红色；再往前则为浅黄色、赭石色；随后又变为常见的浑浊泥色。”
1872年的官渡口，这或许是此地最早的历史影像。
当抵达西瀼口[11]时，伟烈亚力的西陵峡行程即将结束。站在巴东县边缘的官渡口[12]村，他或许正在期待更加神秘的巫峡之旅。
注释：
[1] 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英国传教士、汉学家，是19世纪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早年通过自学掌握汉语，于1847年作为伦敦传道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在华期间，他与李善兰、华蘅芳等人合作翻译了《代数学》《代微积拾级》等西方科学著作，是晚清“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的关键人物。
[2] 本文关于伟烈亚力巴蜀纪行的翻译，均译自其英文原文，待连载结束后，我们将公布并分享原文电子数据。
[3] “舿子船”在湖北地区通常指的是“艑子船”，也常被称为“扁子船”。
[4] 长江中游适用于“洞庭湖”附近的船只，相比于“舿子船”，更为平稳。
[5] 平善坝又名平喜坝，位于西陵峡内，晚清时期设有税关。
[6] 三峡古地名，位于今三峡大坝附近。
[7] 三峡著名险滩，位于西陵峡内。
[8] 新滩曾为三峡知名险滩，位于今湖北秭归县境内。
[9] 米仓口又名米仓峡，旧名白狗峡，位于湖北秭归境内。
[10] 泄滩也称曳滩，为三峡知名险滩，位于西陵峡内。
[11] 西瀼口位于今湖北巴东官渡口镇。
[12] 官渡口村位于今湖北巴东官渡口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