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川徐阳墓地出土玉权杖头初论
徐阳墓地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鸣皋镇徐阳村一带，已系统发掘东周时期墓葬220余座、车马坑9座。墓葬年代集中于春秋中晚期，考古学与文献证据共同指向其为春秋时期迁入伊洛地区的陆浑戎遗存[1]。在先秦时期，权杖头作为一种权力象征物，多为华夏边裔族群所使用，中原地区发现相对较少。徐阳墓地大型墓葬17AM10中，新发现一件玉权杖头[2]。该器为探讨陆浑戎的玉器制度、族群身份及文化归属等关键问题，提供了全新的实物资料。本文旨在介绍这件玉权杖头的基础上，尝试对其所关涉的上述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器物形制与出土背景
该件玉权杖头为青玉质，通体呈深绿色，器表打磨光亮。扁球形，中部有上下贯通的圆形銎孔。銎孔以中部圆形台面为界，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两部分形制与尺寸不同：上部銎孔直径较小，中间略有收束；下部銎孔直径略大，内有一件由玉芯改制而成的圆形活动孔塞，孔塞未打磨，中心有一上下贯通的小銎孔。玉权杖头高3.0厘米、最大直径3.7厘米，上孔径1.0厘米、下孔径1.7厘米，孔塞直径1.6厘米、中心孔径0.7厘米、高1.1厘米。
扁球形权杖头是中国早期权杖头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类。它分布广泛，在全国多地均有出土，其出现时间最早，沿用时间也最长，使用年代自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至战国中晚期[3]。在中原地区出土的权杖头中，如安阳小屯M5:86[4]、洛阳北窑M306:11[5]、岐山孔头沟M16:03[6]、侯马上马M5218:32[7]等，在形制上均与这件玉权杖头高度相似。
徐阳墓地玉权杖头的形制亦别具一格，其特殊性集中体现在銎孔结构上。以往发现的玉权杖头，其銎孔形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直壁式，上下孔径一致；二是斜壁式，一端宽一端窄；三是束腰式，两端孔径相近而中部内收。然而，17AM10出土的这件权杖头的銎孔却分为上下两部分，孔径与形态均不相同，且下部銎孔中还保留了一件由玉芯改制的孔塞。
我们认为，这一独特结构很可能源于制作过程中的二次修正。通常来说，权杖头的銎孔用于安装木柄，孔径多在1.3厘米以上[8]，而此件器物上部孔径仅约1厘米，可能无法容纳足够粗实的杖柄。工匠遂在另一端重新扩孔，形成了上下分段的特殊形态。值得注意的是，出土时玉芯制成的孔塞仍嵌在孔内，说明这件权杖头最终并未实际装配使用，而是作为礼仪象征随葬于墓中。这一特殊形制暗示，制作者对权杖头的形制与功能已不甚熟悉，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内迁至中原的陆浑戎群体，在礼器使用与制作传统上，已与戎人原有文化传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裂。
出土玉权杖头的17AM10规格较高，仅次于15AM2，与同属大型墓葬的15AM6规模相当，墓主可能为一代陆浑戎国君。可惜墓葬遭盗扰严重，从残存遗物大致可推断其年代：所出陶壶形制接近于战国早期的洛阳王城广场XM75:15[9]，但其口沿外侈更甚，最大腹径位置偏上，年代应早于后者。同出两件铜戈，一件援锋弧收，援上一穿，长胡三穿，内略上斜；另一件长援微弧，长胡两穿，胡部带戟刺，内残。这两类铜戈均属三晋地区战国早期典型形制。结合文献记载的陆浑戎灭国时间来看，该墓年代应为春秋晚期。如此，这件玉权杖头便成为中原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晚的一件。进入东周时期，权杖头在中原已渐式微，此件玉权杖头的出现，很可能与戎人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徐阳墓地礼器系统
权杖头在中国境内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两大区域：一是西北地区，二是北方长城地带[10]。从其使用人群来看，权杖头多为华夏边裔族群所持有，可视作戎人传统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秦时期中原地区的权杖头出土数量十分有限，材质也颇为多样，涵盖玉石、铜、金、象牙、骨等。这些器物无一例外均出自高等级墓葬，使用者身份显赫，包括国君、国君夫人及其他高级贵族。然而，权杖头在中原并未广泛流行，仅在一定范围内被少数贵族阶层接纳，并用作彰显权力的象征物，未能成为普遍性的礼制符号。
中原地区传统的玉礼器包括璧、琮、圭、璋及象征军事权威的钺、戈、戚等。随着西周以后青铜礼器制度的定型，此类玉礼器逐渐退出核心礼制舞台，或降格为身份等级的辅助标识。耐人寻味的是，在徐阳墓地的大型墓葬中，随葬玉璧、琮、铲、圭等中原文化玉礼器反而蔚然成风。相比之下，玉权杖头在该墓地中仅属个例。这一反差显示出，在丧葬及礼仪用玉取向方面，陆浑戎贵族更大程度地接纳并融入了中原文化的礼制体系。
徐阳墓地中，身份等级的差异在葬器层面上的表现，仍以周文化体系的礼乐器为核心载体。青铜礼器以鼎、豆为核心，乐器则以编钟、编磬为主。在高等级墓葬中，食器、酒器、水器、乐器等器类俱全，但礼器风格多样，来源颇为复杂，礼器规格也仅相当于中原诸国卿大夫一级。
值得注意的是，17AM10与15AM3两座大、中型墓葬中还出土了鼎、豆、壶等仿铜陶礼器。相比之下，中原地区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很少使用这类仿铜陶礼器。或是陆浑戎贵族拥有的青铜礼器数量不足，因而用仿铜陶礼器来补充；亦或是他们在接受周文化礼仪的过程中未能细致甄别，而是不加选择地全盘吸收。
徐阳墓地族群身份
目前学界普遍认同徐阳墓地属于春秋中期内迁中原的陆浑戎族群[11]。那么，在这一族群历经迁徙、战争与艰难图存的过程中，其固有的西戎文化因素如何在徐阳墓地中得到呈现？面对中原强势的礼制环境，陆浑戎贵族是如何对待自身族群的文化传统？更进一步看，这种态度与策略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显著的阶段性变化？
徐阳墓地中的西戎文化因素，在葬俗层面表现为重车马之风、头蹄殉牲、头向东的仰身直肢葬等；在器物层面则包括玉权杖头、陶单耳罐、穿孔砺石、铜鍑、金耳环、鎏金铜牌饰以及各类珠、管等配饰。尽管这些因素在整个墓地所呈现的多元文化面貌中占比不大，大多也不居于核心位置。然而，它们自始至终的持续存在，本身就足以说明，这支内迁中原的陆浑戎群体，从未彻底褪去其民族身份的底色。
即便这些西戎文化因素在徐阳墓地中已退居极小比例，它们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始终处于动态的消解与重组之中。例如，玉权杖头虽被随葬，却未见实际装配使用的痕迹；两件铜鍑也已彻底沦为明器，丧失了实用功能。在配饰方面，15AM6尚可见到戎人风格浓郁的金耳环、鎏金铜牌饰；然而到了年代更晚的17AM15，这些异域风情的配饰已被完全中原化的玉组佩所取代。同样，随葬的车马与头蹄葬俗也在悄然发生着形式上的蜕变，年代稍早的15CMK1车马坑中，车马与头蹄摆放井然有序，礼仪性极为鲜明；而至年代稍晚的15AM6陪葬车马坑（14AMK1）中车的排列已相当随意，象征性成分大大增加，仪式的庄严感明显让位于程式化的敷衍。
综上所述，陆浑戎内迁中原之后，其固有的西戎文化因素虽已退居边缘，却并未销声匿迹，构成了陆浑戎群体民族身份的一道底线。然而，这道底线并非僵化不变。随着时间推移，陆浑戎贵族在面对中原强势礼制环境时，采取了一种渐进式、选择性的文化调适策略——他们既未全盘放弃自身的族群底色，也未固执地抗拒中原文明的渗透，而是在坚守与妥协之间反复权衡，最终走向了一条“形式趋同、底色犹存”的融合之路。徐阳墓地不仅是陆浑戎族群迁徙与生存的历史见证，更是先秦时期华夏边缘族群在文化碰撞中重塑自我身份的一个缩影。徐阳墓地的考古发现，为探究春秋时期民族迁徙及互动融合提供了关键实证，也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